首页 -> 1999年第11期
蚂蚁的歌谣
作者：刘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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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乡长离开省城五个月之后,就是一九九六年八月份的暑假中,我猛然间想起他在体育场对我说过的话。当时孙乡长是这么对我说的,他说从前他的家境贫寒,穷得连学都上不起,现在刚刚当了乡长,还不想死。说实在的,正是想起了孙乡长的这句话,我才终于记起了他的名字,可是那个时候,孙乡长已经死去两个月了。当然,孙乡长的死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是突发心肌梗塞,没有留给别人抢救他的机会。事情发生在六月份。那一年六月天旱,麦子收获之后,因为天不下雨,无法播种秋庄稼,身为一乡之长,孙乡长非常着急。据说,孙乡长最后就是死在了孟堤乡王营村村民抗旱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当时他只有三十七岁。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定陶县及整个鲁西南地区又暴发了多年不遇的洪水灾害,刚刚还在抗旱,转过头来又要对付洪水。我常常这样想,那一年孟堤乡的六万多人民在抗洪斗争中如果想到刚刚在抗旱中死去的孙乡长,心里该作何感想呢?从个人的角度讲,我一直这样认为,一九九六年的洪水更为直接的意义是,它对于孙乡长的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现在我把话题扯远了,你也明白,我不是要评论孙乡长在孟堤乡的功过是非,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个乡长还是作为一个人,我对他的了解都不多,我想说的只是,这个人和我内心境遇的一种隐秘关联。现在让我接着说一九九六年三月孙乡长离开省城以后发生的事。孙乡长离开以后,他带给我的问题却留了下来,就是一开始我对你说过的话,我对别人同时也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说到这里,我得再提一提我那个学生孙二水。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那大概是孙乡长离开省城一个星期之后,我看见孙二水孤零零一个人在操场边的砖路上低着头散步,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孙二水先是看了看我,确信是我在叫他的时候才慢吞吞地走过来。那时夕照正打在操场边的榕树上,榕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它几乎被扯到了操场的另一边,孙二水的脸也被夕阳照得红彤彤的,让人误以为是他内心怯懦造成的结果。孙二水讷讷地问我,是孙老师叫我吗?我说,是啊是啊。可是我的脑子一下出现了空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把独自散步的孙二水叫到身边来,除了"是啊是啊"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话应付他。的确,在那个夕照明亮的黄昏,我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孙二水说,我只是忍不住叫了一声他的名字。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以前我并不叫孙文彬,而是叫孙冰。大约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的名字经历过一次重大修改,在这一年之前我叫孙冰,这一年之后我才叫孙文彬。只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身边没有人再叫我以前的名字,我倒是早就把自己曾经叫过"孙冰"这碴儿给忘掉了;如若不然,我定会知道我的学生孙二水的名字怪在哪里。我记得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五月份,"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那时离我的同学孙乡长死在露天会议的主席台上还有一个月,从北京来了一个名叫孙冰的客人。这人四十来岁,个头不高,面色白净,戴一副金属边的眼镜,看起来像是一个南方人。当然,这个叫孙冰的客人不见得是南方人,因为他说着一口北京味很浓的普通话,不过他是哪儿人一点也不重要。正是这个素不相识的人,让我想起了自己也曾经叫过"孙冰"这个名字。孙冰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的副处长,在隶属关系上他应该算是我们学校的上级,理所当然孙处长是校方的客人,由我们学校的科研处和校领导出面接待他,但因为这个人在"青年社会化"课题的研究中和我持相同的观点,所以他点名邀我参加校方为他接风洗尘的晚宴。那是我第一次和校长们共进晚餐,再加上有重要的客人在场,我显得有点拘谨。当时我坐在饭桌边一个最不显眼的位置上,离孙处长还隔着三个人,不过孙处长在和校长说话的时候,老是拿眼睛的余光看我,我能够体会得到,这个人的确因为学术观点一致而对我充满了好感。但是在开饭前,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跟着其他人称呼他"孙处长"。据说,孙处长发表有关青年社会化的学术论文时,一直用着另外的名字。后来孙处长站起身来散发名片,他把一张名片递给我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同时还褒扬了一句我近期发表的某篇论文。我在把孙处长的名片装进衣兜之前,看了一眼名片上的名字,我看见这张名片上印着两个二号隶体字:孙冰。当时我觉得头皮一阵发麻,眼睛有些模糊,然后猛地记起来自己也曾经叫过这个名字。我心里有点不好受,在我的感觉中,好像自己很多年前弄丢了一件贵重的东西,现在突然找到了,可是它对我已经毫无意义。
那天的饭局中,我带着孙冰去卫生间。在那里我们俩被分隔在两个相同的木格子里,相互只能听到对方的动静,看不到对方的脸,我猜想了一下木板那边的孙冰站在那里的样子,突然间忍不住笑起来。孙冰问我笑什么,我告诉他说,我有一个学生,他是胶东文登市人,性格内向,少言寡语,黑脸膛,喜欢脸红,听课的时候总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他的作业写得很认真。孙冰说,你这个学生他怎么了?我接着告诉他,这个学生名叫孙二水。停了停,孙冰也笑起来,他的笑声很爽朗,不像是从一个瘦小的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卫生间里充满了孙冰大笑的回声,潮乎乎的空气颤动起来。就像前些日子在高架路上对待孙乡长那样,我的恶作剧的念头占了上风,心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兴奋劲儿。我又说,我还没有问过孙二水,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想哪天碰到他的时候,问一问他的名字是怎么一回事。那时我和孙冰都已经完事了,我们一边整理着裤子的拉链,一边从卫生间里往外走。实际上后来有一次,就是那一年的六月底学生临近毕业的时候,我问过孙二水,他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孙二水自己并不了解他的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是他的爷爷为他起的。
我说到这里你也笑了,你肯定觉得我说的事情有点儿玄乎,那就算是我给你解解闷得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我是怎样把自己的名字"孙冰"改成了"孙文彬"的。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我只是从那一年报考大学开始,就不再管自己叫"孙冰"了。那时候我的父母还都健在,他们住在定陶县一个名叫冉崮的镇子上,我就是在那个镇子上长大成人的。父亲是镇完小的校长,母亲做着点生意,因此家境宽裕。我连着参加了三次高考,前两次都没有考取,到第三年,我母亲突然认为前两次落榜是因为我的名字"孙冰"不好使。当时,我有一个同学名叫孙文彬,他的功课很好,可是家里很穷,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是个瞎子,早在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之前,这个名叫孙文彬的同学就已经退学回家了。我的母亲便依照他的名字,为我改名叫孙文彬。果然,这一年我考取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以后留在省城工作。后来我的父母相继去世了,我也渐渐地和家乡失去了联系。好了,关于我改名的事,我不想谈得更多。现在,让我回过头来接着说发生在一九九六年的事情吧。记得我已经告诉过你,一九九六年的三月到八月间,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受着有关名字的各种各样的困扰,那些日子我感到自己很虚弱,神志恍惚,一不留神就会掉进深深的疑虑之中。我甚至经常地拿不定主意,我的名字"孙文彬"打头的那个字,"小"字旁究竟应该在右边还是在左边。说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我前面提到过的这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大家都姓"孙",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不值得大惊小怪。现在既然说起了有关名字的话题,我不妨再讲一讲另外两个人的事情,他们中的一个名叫"王建国",另一个名叫"陈宝山"。这两个名字和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九九六年的六月,却还是对我当时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凌晨两点左右,省城西郊的十里岗居民小区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雇佣杀人案,王建国是这起谋杀案的受害者。案发第六天,凶手被警方抓获,经过审讯,一起蹊跷的谋杀案真相大白。当时我有一个学生在市公安局新闻科,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个案子的底细。王建国是一家水泥厂的工人,二十八岁,生性温和,刚刚结过婚,和妻子两个人住在十里岗小区十六号楼三单元六三室。案发当天凌晨两点左右,天下着小雨,气温凉爽,有一个蒙面人无声无息地撬开了王建国的家门,这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塑胶雨衣,雨衣的边沿还在往下滴着水,水滴洒在王建国家的木质地板上。蒙面人径直走进了王建国的卧室,当时王建国和他的妻子正在熟睡中,床头上方的红色壁灯还亮着,柔和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使他们熟睡中的脸庞看上去很安详。蒙面人站在床边叫了一声王建国的名字,但是并没有把王建国叫醒,他只好又叫了一声。这时王建国和他的妻子同时醒过来,并且马上从床上折起身子,惊恐地望着跟前这个看不清面孔的人。蒙面人对王建国说,你是王建国吗?王建国迟疑地说,就是我。蒙面人好像又说了一句什么,可是王建国和他的妻子都没有来得及听清楚,因为蒙面人嘴里嘟囔着什么的同时,从雨衣袖子里抽出一把四十厘米长的匕首,朝王建国的胸部连扎四刀。王建国胸部的几条血柱射向床的另一头和蒙面人的雨衣上,他坐在床上左右摇晃了几下,倒在他妻子的怀里。直到这时,王建国的妻子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她抱着王建国的头,望着蒙面人的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的上身裸露着,王建国的头歪在她的两只乳房中间。事后王建国的妻子回忆道,当时,王建国已经死去,可是蒙面人并没有马上离开,他慢慢地把那把长匕首藏到了身后,好像生怕她看见那上面王建国的血。王建国的妻子还看见蒙面人突然打起了哆嗦,连他的深绿色雨衣也在抖动,对于眼前发生的事,他似乎比她更加恐惧。停一停他俯下身子,用一只手轻轻蹭了蹭王建国妻子的脸颊,对她说,对不住你了。然后蒙面人才从房子里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