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11期
现代的现实
作者：叶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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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诗论"的话
编辑嘱我写一谈诗的短文,说是体例要求,不写不行。
这些年,我较少论诗,更不爱谈自己的诗。原因有两个:作为一个诗人,我深感诗人写出诗来,大多是内心驱使,这种驱使,用"学习理论,对照检查,提高思想"的方法不能完成,尽管这是多年以来大家在"做人"问题上行之有效的办法。把这个办法搬来写诗,行不通。多读诗论,可能知道别人怎么写诗,也可能知道论者喜欢什么诗,还可以知道论者不喜欢什么诗,但读了理论又依照理论去写诗的人,十有八九写不出好诗。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鸭绿江》上回答诗人对诗歌理论的看法,就说"最好别看。"那时年轻气盛,现在还补充几个字:"最好不要为了写诗而去看诗论。"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诗人是我的业余身份,我的职业是诗歌编辑,这个职业培养了我较为宽容的诗歌审美标准,在心理上也形成一种习惯:对不熟悉的一种风格流派的作品,总努力设法找到它与众不同的"存在理由";对自己喜爱的那种风格流派的作品,总努力拒绝自己对它"情有独钟"。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当然不会拒绝理论,中国诗歌的发展与中国诗论的发展都是值得高兴的。我觉得只要不是为了写诗而去读诗论,就会从中得到许多教益。这本来是个最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读诗歌理论就必定是想当诗人,那么一个人在读总统总理们写的书,就是一个很让人拭目以待的行为了。
无论站在诗人还是编辑的立场来读诗论,我发现理论家中的许多人是很可爱的人,一是理论家能把最枯燥的事做得如此认真生动,二是他们把最非理性的诗也送到理性的教室里上课,这两点就让人敬佩。当然并非所有的诗论都是有益的和让人信服的。下面这三种诗论,我以为其实与诗无关:一通神侃之后,落脚于宣布中国诗歌是从现在开始,是从某某诗人开始,是从某某理论开始。这样的理论不管是谁来宣布,都不必当真。倒是让我想到一个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特有的湖南话宣布新中国成立了,那个叫人激动的场面。但若是写诗论也像闹革命,把稿纸当做城楼,把诗行当做受检阅的队伍,从头开始,万象更新,行么?
过去大家都怕诗歌大批判之论。威力甚猛的大批判诗论其实也最容易写,诀窍就是:就地划线,分出敌我,若算毒草,批臭拉倒。这是战地动员式的诗论。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培植出这么一个行之有效并且操作简便的论战之法。这种战法在今天并没有绝迹,只不过换了包装。操作要点还是就地划线:先锋还是保守?传统还是现代?看得懂还是看不懂?主流还是边缘?"官方"还是"民间"……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年的某些诗论,让人惊奇的是,这些论者也许门户对立,但他们都用一个同样的布阵图---坚决地将众多流派、百家争艳的诗坛,划出一道楚河汉界,将诗坛百家划分为我军与假想敌,然后帅士相车马炮地一一表来。
像童话里捡蘑菇的小红帽,手上提了一个篮子,出门的时候老奶奶说:就拾像你帽子的蘑菇。于是,小红帽在森林里转了一圈,回来说,森林里只有三个蘑菇!现在诗坛上也有这种诗论者,他有一个引进的或自创的体系,体系是个筐,诗歌往里装,结果一年二年十年八年,他的诗论里只有三五个哥们儿的诗句成为他的引用保留节目。这种诗论作者有时还是"汉学家",于是就让我想起了童话中的小红帽。
想一想除了上述这三种诗论,现在越来越多的百家诗论还是好看可读的占多数。眼下一个流行的话题是:加强中国的诗歌教育。于是,我就想该用什么去加强呢?如果不是用开放的、建设的、宽容的诗歌观,而是用上述的诗论去教育,是祸是福就难说了。
〔责任编辑 陈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