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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作者：■刘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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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电影又开始在中国上映时，中国的广大革命群众男女老少七大姑八大姨全都看傻了。彼时我国有七亿人口，电影院里只反复流通着三四部“战”字结构的国产黑白老片，平均两亿多人才能摊上一部。那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事情。
我为什么要说“又开始”呢?因为“文革”前，阿尔巴尼亚已经有故事片在中国放映了，我记得有一部儿童片，叫《他们也在战斗》。我没看过这部片子，我哥哥他们看过，但没怎么听他们讲起。“文革”前人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国产片和进口片，那样一部东欧小国里的孩子们“也在战斗”的片子，不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震撼。然而什么事情一到了60年代中后期，就变得比原来意味深长了。
阿尔巴尼亚是“文革”中和中国关系最“铁”的国家，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修”了，只有阿尔巴尼亚这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还在闪耀。这个东欧国这濒临亚得里亚海，因此60年代的中国报纸一报道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新闻时，便要说“战斗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
有一首著名的合唱曲《北京，地拉那》，正在四处传唱：
北京地拉那，
中国阿尔巴尼亚，
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
中阿人民并肩战斗
团结在马列主义旗帜下。
万岁!毛泽东!
万岁!恩维尔·霍查!
万岁!光荣正确的党!
万岁!北京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因国旗上有双头鹰的标志，人称“山鹰之国”。面积比我们一个省份还要小，人口仅相当于我们一个市。但那块地方自古以来却不曾消停过，像南斯拉夫一样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意大利鬼子和德国鬼子相继占领了那块土地，因而那个地方老是在“战斗”，人民也顽强不屈，骁勇善战。“文革”中进口到中国的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大部分还都是老题目——战斗，如《海岸风雷》、《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第八个是铜像》等。此外还有几部反映和平年代生活的《脚钱》、《广阔的地平线》之类，较之战斗片就逊色多少，没给中国观众留下更深的印象。
大约是1968年，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海岸风雷》上映了。这仍然是一部黑白片(在中国观众的记忆里，这个国家的影片从来没有彩色)，但在当年的中国人心中，这可是部了不得的超级大片，电影院场场爆满。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大海上，一个革合家庭的多数男性成员坐在小舢板上，听父亲——一个老游击队员讲起往事。他说到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即使上了断头台也面不改色，刽子手把他的头颅砍下来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凶手也瑟瑟发抖了，因为革命者的头颅掉在案板上时，依然微笑着。
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中的革命教义同中国红色文艺的革命精神如出一辙，但片子里的异国风情和传奇故事却令我们大喜过望。山鹰之国高低起伏的山城，曲里拐弯的石板路，戴着拿破仑船形帽的意大利占领军，高鼻梁、眼窝凹陷的英俊的阿尔巴尼亚革命者，还有他们的欧化语言，都把我们的胃口高高吊起。老游击队员一家都是好样的，连那位纱着头巾的老妈妈都暗中为反侵略战争牵线搭桥。但四个儿子中也有败类，那是他们家的老大赛利姆。他们一家常年在海岸边以打渔为生，老大干腻了这一行，晚上总泡在小酒馆里借酒浇愁。有一次他大醉后醒来，跟爹妈发牢骚说：“打渔这一行，到老了，连上吊绳都买不起!”他一说起这样不安心本职工作的混账话，我们就知道，这小子靠不住了。
剧情发展下去后，这个老大果然背叛了革命家庭，成了侵略者的走狗。意大利占领军的军官收到阿奸(如同中国的“汉奸”)提供的情报后，决定收买他，让“堡垒从内部攻破”。占领军的军官问走狗，那家的老大叫什么名字，走狗回答说：“赛利姆·布鲁嘎!”
那是个任何一部片子的道白都不胫而走的时代，中国的男孩子一离开电影院，就没完没了地学起那些台词：“赛利姆·布鲁嘎!”“赛利姆·布鲁嘎!”“连上吊绳都买不起!”“连上吊绳都买不起!”许多多子女家庭的长子都被人们安上了“老大赛利姆”的绰号。二十多多年后，当我到女朋友(我今天的妻子)家里聚餐时，我的大舅哥依然被大家亲昵地称作“老大赛利姆”。
沈阳市的男孩子全部成了可尔巴尼亚电影问题专家，同一部片子他们不知看过多少遍。那时候，电影院人满为患，我时常见到一些失望的男孩子，在售票口外面大声念着“票已售完”几个字。这些早早离开了课堂的阿尔尼亚电影问题专家啊，全部把“售”字念成了“集”。一个男孩子满头大汗地站在太阳地儿里，继续向售票处跑来的孩子们大老远便问他：“还有票么?”先来的男孩子垂头丧气地对伙伴们说：“这个电影院的票也‘集’完了!”
1969年不冷不热的季节里，我第二次看《海岸风雷》。游击队员马力克踏着紧张的小军鼓鼓点，到一个女地下党员家里去取情报时，女地下党员一面同马力克谈话，一面继续手中的活计。她正在用老式熨斗熨一件衣物，这时电影院里的男孩子整齐一致地大声喊道：“一、二、三、四、五、六——”数到六时，所有男孩子都一块拉了个长音。不错，这正是女地下党员推熨斗的次数，但他们为什么要大声念这些数字呢?
很快地，谜底出来了。男孩子们的“六”字刚一出口，女地下党员家的院门即被重重地敲响了。敲门者是戴着拿破仑式船形帽的意大利宪兵，更加紧张的情节出现了。中国的男孩子居然对电影熟悉到如此程度，“他们也在战斗”啊。许多年后，当电视台将镜头对准大半夜里一群弃旧迎新的敲钟人时，今天的年轻人也是那样齐声高叫，只不过他们数的顺序已颠倒过来，是“六，五，四，三，二，一——”最后一个字也拉长了声音。
《海岸风雷》开了个好头，中国观众的期望值像血压一样急剧上升。紧接着，第二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上映了，它叫《宁死不屈》。影片在沈阳城公映时，差不多已到了1969年年底。这部革命斗争的片子虽然也引起了观赏热潮，但它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两个可爱的女革命者走向了给她们预备好的绞索套时，电影就结束了。没有任何胜利的欢呼声，没有大快人心的场面，它让我们心头堵得慌。大家从电影院里出来时，没有一个人不眉头紧锁，面色苍白，好像我们大家也正在一同走向一只只绞索套。同一时期在中国上演的革命现代京剧里，最具有悲剧意味的是《红灯记》，一家三代革命者死了两个，据说毛泽东对此也并不满意，老人家说，革命者都死了，结局太悲惨了，能不能改一改?后来，虽然李玉和李奶奶还是牺牲了，但李铁梅毕竟高举起红灯，把密电码送到了柏山游击队手中，最后出现了大团圆的胜利场面。中国人太热爱大团圆的结局了，我记得粉碎“四人帮”后，重排的歌剧《江姐》就有一个大团圆的版本，故事结尾前，江姐在牢房里对姐妹们反反复复地歌唱了许久后，正要走向刑场，忽然牢房门被冲开了，原来解放军已杀进了渣滓洞。江姐和难友们欣喜若狂地和解放军拥抱在一起，大家一道合唱《红梅赞》。我是在父亲单位的黑白电视上看到这场演出的。江姐没死，我和所有观众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但是，阿尔巴尼亚的两位女革命者却在《宁死不屈》中死了，这太不符合中国国情了。尽管如此，这部外国红色故事片的上映毕竟带给我们许多新鲜的东西。女学生米拉·格拉米 为了革命宁死不屈，却长着漂亮的面孔，梳着漂亮的卷发，穿着漂亮的布拉吉，胸脯高高。在不断出现的回忆场面中，她甚至还在长长的辫子上扎了两只漂亮的蝴蝶结，上衣里衬着洁白的衬衫，翻着让我们心神不定的大翻领。米拉·格拉米穿着中国“文革”中绝不允许出现的“奇装异服”，梳着美丽的卷发，却的确是个彻底的革命者，这把大家的心全搅乱了。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学习她的革命精神而对其他一切都装聋作哑么?
影片中还有一个英俊的男性革命者，他叫贝尔拉，这个人的公开身份是开店铺的小商人。他是米拉家里的房客，刚来的时候，身后还背着一把吉他。这件西式的乐器就是通过这部阿尔巴尼亚革命片第一次介绍给中国人。后来中国人故意称它“六弦琴”而不叫“吉他”。而在影片里，上影译制片厂的刘广宁已经按西方的说法，叫它“吉他”了。米拉动不动就羞辱贝尔拉说：“你还是去弹你的吉他去吧。等到所有的人民都行动起来时，你会羞愧的。”后来在一次秘密行动中，米拉才发现，这位房客原来也是革命同志，并且智勇双全。这一次轮到她“羞愧”了。自此，米拉看上去有些喜欢上了这位英俊的同志。
尽管这样，米拉对“吉他”的偏见依然存在着。就在贝尔拉要上山去打游击之前，操起“吉他”时，米拉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革命者也玩吉他。”贝尔拉反驳她说：“应该老皱着鼎是呢?”这句话太“另类”了，它对于我们当时受的教育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我们身边无穷无尽的革命者真的就是“老皱着眉”，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一不皱眉，他们就说我们玩物丧志。
扎着蝴蝶结的女学生米拉似乎被说服了，她和英俊的贝尔拉一块坐在了床上，贝尔拉弹起了“吉他”，还用今天听起来非常性感的鼻音哼起了一支曲调。再后来，那支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极为流行的主题歌出现了：
赶快上山吧勇士们，
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
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
歌词当然是革命的，但一对漂亮的青年男女坐在床上，就着吉他的和弦反复吟唱着多少有些忧伤的曲调，女孩子唱着唱着还把头靠在墙壁上，温情而不是战斗化地仰起了脸，就像在唱一首情歌。这种情调只有中国故事片《聂耳》中才会有，而《聂耳》早已被禁演了。对于任何一个中国的早熟青年来说，米拉和贝尔拉合唱的场面都不会白白出现。
这段情节是米拉在狱中的回忆，片中还一再出现一把倒挂在墙上的吉他和主题曲的最后一个乐句。德军上校为了软化米拉，蓄意将那把吉他弄到了他的办公桌上，自己躲起来，悄悄打量着米拉情绪上的反应。
今天我总算弄明白了一件事情：当年的城市女孩子个顶个都非常喜欢唱“赶快上山吧勇士们”(男孩子唱的就少一些)，一定是她们“情窦初开”时的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那时候我的“情窦”也“初开”了，虽然这样的说法我一直觉得有些肉麻。我已经喜欢上了我们班的几个出色的女生。我一点都不欣赏《宁死不屈》里的男人们，一帮大老爷们儿都跑到山里去了，却让两个漂亮的女革命者去坐牢去上绞架。他们至多是通过送土豆的机会传进牢房一张条子：“我们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战斗敬礼!”就会玩这套虚的，却没有本事搞一次成功的劫狱。两个多好的女人啊，还有一个女游击队员，已经受了伤，却凭着一支左轮手枪，在房顶上同德国鬼子顽抗了那么久。那个女游击队员啊，也梳着让人动心的如云卷发，穿着紧身的军装，右手打着绷带，鼻翼下面还有一颗美人痣。
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儿啊，就一句“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战斗敬礼!”说完啦。
《宁死不屈》在沈阳上映的时候，我正在沈阳二十中学读书，眼看就要15岁了。这所中学曾是沈阳市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我读书的时候，当年的高材生们都带着大学梦到农村插队去了，学校里又有了一大批“革命子弟”。他们穿着父辈的将校呢军装，脚踏将校靴，说起话来洋里洋气，几乎听不出沈阳土音。我们班也有一批革军子弟，他们谁也没把这一出身写在脑门上，但你只要一打眼，准能瞧得出来。男孩子爱说“你他妈的”、“我他妈的”，女孩子不说这些话，但她们说“三个”和“八个”这两个字时使她们有别于普通的女孩子，沈阳普通老百姓说“三个”和“八个”时，要把前面两个字念成阳平，而军人的女儿却按照普通话的法则，读成阴平。
我悄悄喜欢上了这些伶牙俐齿的女孩子，同时也和那几个“你他妈的”、“我他妈的”男孩子成了好朋友。有一个胖乎乎的男生长得非常可爱，像个外国孩子，大家都管他叫“阿尔巴尼亚男孩儿”。我们谁也没见过真正的阿尔巴尼亚男孩子，是那几部电影启发的我们。我是从外校转到这所中学的，刚来的时候我总是挨欺负，但这些部队子弟却对我很友善，尤其是“阿尔巴尼亚男孩儿”，他从不嘲笑我，课间还时常过来和我说说笑话。后来我知道了，我们这是同病相怜，部队人也并不像我们相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我父亲虽然被“打倒”了，但毕竟还活着。而“阿尔巴尼亚男孩儿”的父亲，部队里搞宣传的干部，却在“文革”初期上吊自杀了。学校里有意树立几个“可以教育好子女”典型，“阿尔巴尼亚男孩儿”就是其中一个，时常拿几页什么人左改右改的稿子，到大会上去发言，还光荣地加入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弄得他慢慢地振作起来。我们成为好朋友有各种因素，而对于阿尔巴尼亚电影台词的热爱也是重要的因素。下课时我们总要凑到一起，练练那绝活。我说：“赛利姆·布鲁嘎!”他说：“打渔这一行，哼!……”我说：“贱卖啦，意大利军服!”他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也永远有理!呼恰恰!咚恰恰!”说完，我们就哈哈大笑。《宁死不屈》里那个自鸣得意的德军上校有一天对他的部下大发雷霆，说了一大串语速极快的话，我们一直想把这段台词学下来，但这么长的话，你仅仅看过一两次电影是不可能学下来的。
又一个星期天过后，星期一上间操时，“阿尔巴尼亚男孩儿”兴奋地向我挤眉弄眼，恨不得马上凑到我跟前。下间操了，操场上乱马萦花，他穿过人丛向我大步跑来，一面跑一面模仿着德军上校的口吻大声说：“昨天炸仓库，今天又暗杀，明天是不是我要请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白兰地?”
我死磨硬缠地拦住他，一定要学下这段台词。“文革”期间，物质供应极度匮乏，除了粗粮和白菜萝卜地瓜土豆，很少见到别的东西。可奇怪的是，我们家忽然凭票买来一瓶金奖白兰地。这是当年中国的八大名酒之一，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只喜欢茅台、五粮液、汾酒和西凤酒之类，没有人要喝什么金奖白兰地。我爸爸是从不喝它也从不买它的。1969年某个节日前的一天，一瓶金奖白兰地大摇大摆地出现在我们家破旧的房屋里，也许这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最后一批库存。而我们对它始终是束之高阁，敬而远之。
我大声向所有朋友学着那段咬嘴着长句子，“明天，我是不是要请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白兰地?我是不是要请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白兰地?”这句台词太有魅力了，它适应了我们这种年龄的男孩子对于“贫嘴”、“耍嘴皮子”的渴望。
这名台词我学了很久，学着学着，麻烦来了。我再在家里的破窗台上看到那瓶灰尘累累的金奖白兰地，眼神就有些不对了。阿Q看吴妈原来是视而不见，可是有一天他开始念念有词了，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金奖白兰地的瓶底向上凹陷，瓶劲细长，浑身上下金碧辉煌。据在手里手感极佳，如同利器在手。我偷偷把酒瓶盖打开了，用瓶盖接了一点点，尝了尝，刚开始是微甜，再后来又有点苦，还掺了些许辣。老实说，味道一点都不好，还赶不上我偷偷喝父亲的老白干时的味道。但事情不能就这样拉倒了，我抬起瓶子，对着嘴，闭上眼睛又喝了一大口，然后皱着眉说：“明天，我是不是要请他们到我的办公室里喝白半地?”说罢，拧严了瓶盖，小心翼翼将包装纸按原样包好。
这是我第一次开洋荤，我的启蒙老师就是那个该死的德国鬼子。那瓶金奖白兰地的水平线后来一天比一天低，我估计我的两个哥哥也不约而同地卷了进来。
我们班有几个漂亮的军官女儿，说话的声音非常好听。她们虽然没梳卷发，也不穿长裙，不打蝴蝶结，但在教室里出出进进的，仍像米拉·格拉米一样引来了男孩子的目光。米拉的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讲古希腊历史，米拉站起来回答问题时说的也是那一套，而我们班的漂亮女孩儿每天却当众朗读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边。这是第三种。”“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我喜欢上了她们，却无法征服她们。我像一只雄孔雀一样不停地叫着，用很快的语速大声说：“明天我是不是要请他们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白兰地?”但这些高傲的雌孔雀无动于衷。
在一节政治课，女教师讲起了世界革命的历史，讲着讲着，忽然问我们大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是什么?谁能回答?
嘈杂的教室忽然静下来。这是一次多好的机会啊，我应当像阿尔巴尼亚的男英雄那样当众侃侃而谈，对答如流，可我关键时刻一点能耐都没有了。我还能说“贱卖啦，意大利军服”么?或者是“赛利姆·布鲁嘎”?
我瘪茄子了。
政治老师环视教室一周，最后说：“谢××，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全都把傻乎乎的脑袋拧了过去，望着教室左侧的倒数第二排，只见革军子弟中最出色的白净女孩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她是我们班的米拉·格拉米之一，可我却不是贝尔拉和任何一个什么“拉”。我当时真想钻进地缝里。
立冬过后，天寒地冻，我换上了棉袄棉裤。那时我们的衣服上差不多都打着补丁，即使家境不错的军队子弟也会穿起打着补丁的衣服，但人家的补丁都打在了可以让人接受的地方。我的罩裤上只有两小块补丁，却是圆的，都补上了屁股上。一下课，我到外面上厕所时，就有淘气的男孩子在身后叫：“眼睛!眼睛!”惹得全班哄堂大笑。我羞愧得要死，恨父亲把这样的裤子传给了我。我老在想，妈妈也是的，如果那个地方真的破了，你用一大块椭圆形的布打一个补丁好不好啊，何必为了节省布料，弄成了两只“眼睛”?
我们班的米拉·格拉米们在走廊里轻声交流着《宁死不屈》的主题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的“上山”两个字之间，到底拐不拐一个弯?“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一句，到底是一下子就挑起高调，还是像上楼梯一样，由低向高一步步扬上去?最后一句到底是“我们祖国”还是“我们的祖国”?如果谁也唱不准，那就只好在下一个星期天，大家一块再去买票看一场。
她们对我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就算哪一天她们开恩和我说话，会不会对我说：“我从来也没有想到，革命者还要把眼睛放在那个地方?”
1969年我们情窦初开呀，《宁死不屈》中男女革命者潜在的爱情对我们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那一年沈阳城发生了一桩特大的命案，一个名字叫王平的良家子弟奸杀了邻家的女孩儿，之后被判处了死刑(或许又缓了期)。这个大案被作为教育和挽救青少年的一个重要的反面教材，凶犯被拉到各个中学去示众，以儆效尤，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排好了队，在操场上接受反面教育。凶犯出人意料的竟是一白净羞惭的男孩子，刚刚16岁，长得一点都不凶恶，甚至算得上漂亮。他被五花大绑着，脚上还戴着锁链，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十分艰难。当他在我们一大片自由人面前蹒跚而过时，令人惊讶的情形出现了：男孩子都战战兢兢，女孩子都脸红了，没有一个孩子向他挥拳喊口号。
当时那情景啊，好像我们全都成了他的同谋，没有什么人理直气壮。
《宁死不屈》及其主题歌出现在1969年正是时候。知识青年已经上山下乡了，城市里的多余人口也高喊着别人为他们拟下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为“下放户”举家迁往乡下。与此同时，一大批刚刚摘掉“走资派”帽子的多余的干部，也被敲锣打鼓送到乡下“走五七”去了。大家都成了“赶快上山”的“勇士们”。
再后来，冗长的《脚印》，沉闷的《广阔的地平线》，更加紧张热闹的《地下游击队》，结构上让我们适应了好久的《第八个是铜像》等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也相继上映了，不过那会儿，我们家已经到乡下插队去了。离开沈阳的前几天，我到学校办理转学手续，事毕，我们的女班主任把我送了出来，并问我：“还到班级去看一看不?”我说不啦。班主任回办公室后，我悄悄摸到了我们教室外面(像地下斗争的阿尔巴尼亚人)，隔着后门窗玻璃向里面张望。 正在上数学课，一边膀子有些侧歪的男数学老师拿着教鞭，点着黑板，大声讲着什么“定理”。我的朋友“阿尔巴尼亚男孩儿”沉默着，漂亮的米拉·格拉米们沉默着，所有的后脑勺都沉默着。走廊的大玻璃窗上冰花灿烂，暖气哧哧放着气，教学大数里一片静寂。我真想走进教室，对同学们说：“来吧，我们一块儿唱《宁死不屈》主题歌。”一面唱我一面同教室里的任何人拥抱，包括嘲笑我屁股上有一双眼睛的坏小子。
〔责任编辑 杨 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