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1年第8期
失踪的乡间手艺人
作者：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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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徐正基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随祖父回到家乡徐家庄。在这座一千多人口的大村庄里，我们家保留了一座院子，有三间正屋，两间厢房，都是青砖小瓦，中间的天井，也是用砖铺得整整齐齐的。院子后面种了一棵苦楝树，两棵泡桐树，很快就成长如盖，日出日落都有了一片阴凉。要是忘了外面是什么年头，也许我们家可以称得上世外桃源。我就是在老家的屋子里见到右派徐正基的。那个没有太阳的阴阴的下午，右派徐正基斯斯文文地从我们家的青条石门楼走进来，对祖父客气地打招呼，说旺先生您回来了，我来看看您。我祖父递过去一支黄金叶香烟说，六子，谢谢，坐，吃烟。
“六子”是徐正基的小名，村庄里的人都叫他六子，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徐正基这个名字的。当时，六子直身地坐在靠门的一条板凳上，他穿了一件洗得看不见色的中山装，上面的纽扣也不全了，头发长长的，脸上一圈络腮胡子，样子不像本地人。他的眼睛不太好，但不是近视，眯着，却又老是使劲翻白眼。给我强烈印象的是他的手，那是一双近乎惨白的手，只有一个失血过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手，它好像没有温度，冰凉得可以结冰。六子没有在意我的观察，他面对我祖父，就那样坐着，一口一口地抽烟，烟灰从衣襟前抖下来，再落在裤子上也不掸掸。坐到傍晚，六子告了辞。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成了我们家下午的常客，还是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来，还是那样的衣着，还是那样的白眼，也还是那样吸烟，随便让烟灰沾在衣裤上。
我一直想找到右派徐正基的个人档案，有关某个人的历史只有记录在案才能说明问题。可惜，我反应迟钝，等我意识到我要叙述我们村庄这个惟一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时，关于徐正基的档案材料已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发还给当事人。当事人一根火柴把它烧为灰烬，当然也有可能扔到茅缸里沤烂了，接照右派徐正基后来的性格逻辑，他委有可能舍不得白花一根火柴，而又不愿浪费一张手纸。至于，被收藏起来秘不示人，也有一定的可能性，徐正基也是养成了优良的收藏习惯的，他曾像老鼠一样收藏粮食、草料、纸币、票证，所有他认为有用的东西，但右派档案必是有用的东西吗?或许他要收藏下来传给自己的后代。
六子的父亲和母亲都在，还有两个弟弟，住在村庄东边的河边。六子是他们徐家的长子，在同族中排行第六，才有这个小名。他的父亲德字辈，他是正字辈，取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叫正基。六子在他父母的屋子旁边搭了一个小窝棚，他独自一人住在里面，不与父母兄弟来往。有天吃中饭时，我看到六子冲到他父亲面前，劈手夺过他父亲徐德洪手里的饭碗，摔到地上，凶狠地骂，老狗日的，叫你吃饭!他的父亲转身操起一铁锨，追打他，他的两个弟弟也相帮着打成一堆。村庄里的人都说呆六子这东西忏逆不孝，六子翻着白眼，冷笑说，我早就是个六亲不认的畜牲，要你们来说什么孝不孝!六子的仇恨大，他的仇恨都因为他的父母，要不是他的父母，这会儿他就在京城北京，在那个与外国人说话的外交部，跟大官们后面，说一口洋鬼子腔，哪里会住在窝棚喝稀粥，有时连稀粥也喝不上!
根据我们村庄的记载，六子是在泰州城上的中学，他家是富农，他父亲德洪一心要供六子读大学，果然六子考到北京一所学院读俄语专业，毕业后进外交部做翻译。这时是一九五七年秋，外交部年轻的翻译徐正基接连收到父亲乡下的来信，信中说家里没得饭吃，希望儿子寄点钱来买粮食。六子以为父亲器穷，心里不高兴，正好逢上单位里大鸣大放，让知识分子们给党和政府提点意见。六子想到父亲信里的话，他迟迟疑疑地，本来准备说，农村还比较分穷还要发展，后来不知怎么说出了他父亲说的农民吃不饱这句话。翻译徐正基还没有反应过来，组织上已查清他的富农出身，他的言论就是代表富农阶级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言论，他本人就被划定为右派了。右派徐正基被开除公职从轻发落直接遣送回乡，时间是一九五八年初夏。
一九五八年，徐家庄的六子好端端地从京城回到乡村，这好比从九天之上一跟头跌到地下。父亲德洪恨儿子不给徐家长脸，读收读到茅缸里了，怎么敢呕屎说共产党不是，六子恨他的富农父亲偏要三番两次写信诉穷，全是这老东西坏了他的前程，父子俩因了恨，见面就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最让六子愤郁交加的是，他几年前变谈好了的一个女子，准备结婚，她家听说徐正基得个右派回乡劳动改造，第二天就把结婚礼物退过来。女子是泰州城里人，六子的中学同学，又漂亮又时髦，前年六子大学毕业时还随同来过暑假，同衣冠齐整、戴着金丝眼镜的徐正基走在一起。全庄人跟在后面如看西洋景。六子不甘心，写信去问女子，等了好长时间等来回音，说你这个死右派，谁跟你谈恋爱结婚啦。她好像都不认识徐正基这个人了。六子称失声大哭，哭完了，找父亲德洪骂，骂完后，人变得整天愣愣怔怔的。村庄里的人不太明白右派怎么回事，不知道外面有五十五万右派下放的下放劳改的劳改，当然就不可能知道京城里翻译徐正基为什么回来，而且回来为什么跟他父亲不停地吵闹，凭他们朴素的看法，认定德洪家的六子丢了婆娘，失心疯，人呆了。
右派徐正基是遣送回乡劳动改造的，但他不想劳动也不能劳动，公社和大队两级政权，本来应该负管制责任，只因这个人分明已经呆了，劳动不劳动亦已无关紧要。六子的问题不是劳动，而是吃饭，不劳动者不得食，现在劳动了也得食，大队公共食堂解散，粮食确实没有了，人人饿肚皮。村庄里少部分人开始外流，六子有一天饿得不行，忍不住向父亲匀一碗萝卜缨子汤被德洪断然拒绝后，于当晚便离开村庄，徒步向东边沿海一带走去。六子的身上甚至没有一卷行囊，他穿着件旧棉袄，腰间扎根绳子，怀里紧紧揣着他惟一宝贵的大学毕业证书，上面有他的大名，外下盖着学校大印。他明白，以后要靠上面的徐正基三个字讨饭了。
没有人准确知道前外交部俄语翻译徐正基徐家庄的六子在哪儿流浪，落脚在哪儿，传言他在海边一带替农民写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仍然是建立在猜测基础上的，一个读了十几年书的大学生除了写字，你说他能做什么?传言还讲，徐正基起初被当地农民怀疑来历不明，多亏那张毕业证书，证明他是个落难的读书人。读书人落了难，照古戏文那就必然得到同情，那带人渐渐知道有个外乡的大学生徐正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请他写信，给口吃的。在到处饿死人的那几年中，这样的传言，简直可以把徐正基说成一个生活得很幸福的人了。德洪坚决不相信儿子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自己饿得全身浮肿发亮，还咬牙切齿说，这个孽畜，谁知倒在哪个河坎子上。
村里人也都以为六子从此四海为家，可有天月色暗黄，终于有人撞见六子在村庄东头桥下踯躅徘徊，他的面目因为毛发太长而模糊不清，他挎了个包，还背着一只口袋，样子很沉，后来大家一致说地里面装满了米麦杂粮。趁着一片黑云掩上来，六子迅速走过木乔，进入村庄，消失在小巷里。
流浪三年后，右派徐正基用这样的方式回到徐家庄，他的鬼祟行动，在村里人看来十分可笑，这个呆六子，不就是一口袋粮食吗，谁抢你?但六子不这样认为，六子不上信村里的人，他不愿意在全村人面前露相，哪怕就是他父母兄弟至骨肉。六子回来后接连几天都猫在他的窝棚里，很少出来，人们偶尔看到他，他的眼睛既冷漠又狐疑。这就让村里人感到隐隐的不安了。有人怀疑六子装呆，证据就是他的眼睛，呆子的眼睛冷漠，但不会狐疑，狐疑这种眼神，说明六子这三年中间变了，鬼气了。村里人对六子不能不留心，看他究竟做什么。但六子在窝棚里过了几天，再次走出村庄，有人跟在六子后面盯梢观察，看见他离开村庄才半里路，便脱掉原先穿在身上的破衣裳破布鞋，换了一件中山装，一双半新半旧的皮鞋，而且改变了步态，居然像公社干部那样一摇一摆走方步。六子的举动，不仅鬼气，而且仿佛会摇身一变，妖怪一样的。六子这回不是一去几年杳无消息，而是每隔两三个月就回村庄一次，回平时总是夜色朦胧时，出去还是同样的举动。时间一长，村里人也习惯了六子的举动，他们给六子一个本乡本上的贬词：呆怪。
我在我们家见到徐正基，或者说徐正基成为我们家的常客，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这年我刚满十岁，我的祖父是因“历史反革命”身份被革职回老家的，而徐正基被村造反的革命群众揪回来批斗、管制，要早我们二年。“文化大革命”在农村比城市慢了一拍，但到了农村完成夺权，成立了大队革委会，阶级斗争的深入发展也不比城市差。我们村庄比别的村庄阶级斗争更为有利有特色之处，就是地富反坏右五群齐全，也就是说我们村庄有右派徐正基，而别的村庄就滑，或者有，也身份太低，不是具备这样来自京城毛主席身边的大右派。掌权的农村造反者，是在阶级斗争的迫切需要下，想起六子来的，这时候我们村庄才全面认识到右派徐正基的重要意义，他们不会再用一般的书呆子或者怪物的观点看待六子了，这个已有近十年右派历史的前外交部翻译是本村最重要的阶级敌人，再也不能让他像过去那样进进出出逍遥法外了。尽管徐正基善于乔装打扮，行动诡秘，但在人民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里捉他却易如反掌。徐正基这天还没有进村，就已遭到捕获，他被关押在大队部，第二天开了全村批斗大会挂在他脖子上的牌子第一次向全村贫下中农公示了右派徐正基的正式身分，他是大右派徐正基，而中德洪家的呆六子。徐正基成为批斗会的主角，其了地富分坏倒陪末“站”。徐正基态度非常不老实，不呆卖呆，装疯作傻，责令他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他竟然翻着白眼叽叽咕咕说俄语，俄语中还夹着骂人的话，说斗他的人是狗娘养的。革命群众中有个高中毕业生学过俄语，上前打了徐正基一个大嘴巴，警告他不要自作聪明把人民群众当做阿斗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徐正基这才低头认罪。关押时间长达一个月，徐正基曾多次试图逃跑，有一夜他改换了惯常的路线，从东北角逃出村庄，几乎成功，但还是没有逃脱村庄里警惕的眼睛，在第二生产队农场草垛边束手就擒。为防止徐正基再逃，大队革委会搜缴了他的护身符大学毕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就没有身份证明，等于断绝了徐正基出去的路，他即使跑出村庄，跑到外地，也会被那里的革命群众当做流窜在外的坏人查出来。徐正基这回真发疯呆病了，他又哭又闹，把衣服撕了，甚至用头撞墙自杀。没有人理睬他这一套，广大革命人民不怕死掉一个大右派一个害人精。死了右派徐正基，徐家庄形势更加好。这样，右派徐正基在“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期间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徐家庄。他从大队部回到他的小窝棚，这座只容一人出入的窝棚，像个活人墓，它将徐正基埋得很深，有时夜深人静，偶尔从那里面传出声音来，那是徐正基唱歌，歌声有如受伤的野猫子的凄叫。
徐正基很常规地坐在我们家的门边，他甚至表现出几分儒雅，他说比较准确的普通话，用一些文化人常用的词语，比如“叨扰”、“汗颜”、“心领”、“失陪”等等，这些词语通常代表了他在我们家一个下午时间的全过程。有时候他单独和我祖父讲话，有时候碰上到我们家来与我祖父讲话的另外两个，一个叫和先生，一个叫栋先生的读书人，徐正基就只抽烟，听他们讲。有几回徐正基注意到了我的在场，他对祖父说，这是五先生(我父亲的别称)的儿子吗?上中学了吧?以是有兴趣想和我说话，但我不知道该和他说会么。不过我从他的问话中，知道徐正基还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我父亲上到初中便停学学医，而他却一直上了大学；我父亲在乡村诊所做医生，也正是他远在京城做外交部翻译的时候。所以，右派徐正基看我时，他的眼光就是一个大人看晚辈的善意而温和的眼光。而且，我能觉察到他的眼光里，带着很多感慨和遗憾，甚至还有很多绝望。
一九六九年春季的某些下午，我看不出右派徐正基与平常人有什么不同，虽然他有一双惨白的手，给我一些异样的感觉，但我并不认为他的手指就可以把他与我们村庄里的人区别开来。有一天，我代替我祖父与村庄里十几个“专政对象”一起“劳动”，当中也有徐正基。这种“劳动”属于惩罚性劳动，干的是最脏的活儿。我是一个初中学生，未成年的少年，我躲躲闪闪，不愿意抓那些肮脏的东西，而徐正基站在一边，他把手紧紧抄在衣袖里，任凭呵斥，自始至终也没拿出来。事后，我反复想徐正基的手，那双劳动人民视之为“臭知识分子”的金贵的手，才隐隐感到了那种惨白之下的含义。因这这一点，我开始真切认识到他的右派身份。
然而这样的认识已大大落后，实际上较长时间以来，右派徐正基在我们村庄作为批斗会上的一个道具，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的价值，而且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装疯卖傻，也让村里的革命干群渐渐乏味，村里人不再在乎徐正基这个名字，它又被六子取代。虽然农村的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村庄还是达不到“阶级斗争天天讲”这一日常的残酷的要求，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成了应景节目。这并非说，地富反坏右在村庄里可以得到多大的宽恕，而是在革命群众眼里，这类人无非是破烂废料，随便扔那儿算了。右派徐正基除了需要出席例行的批斗，其他时间简直没有事情可做，他无室无家，光棍一人，常常抄着手在村里村外逛荡。
可是六子有了生计问题。他的户口在第二生产队，第二生产队贫中下农不准白养这个闲汉和废物。六子要想得到他的一份粮食，贫下中农就有理由要他下田干农活挣工分。六子不想老实却也得老老实实跟在贫下中农后面出工，但他确实不会做农活，甚至连在地里拔草也拔不干净，混在人群里碍手碍脚，生产队的记工员给他每个劳动日记二分工。后来六子在贫中农的鄙夷和嘲笑下，连这二分工也不去挣了。
没有工分，六子不可能从第二生产队那里分到过日子需要的粮草。他很想要回他的大学毕业证书，重新外出流浪。回想以前自由的有人给饭吃的日子，六子不知在肚子里恶毒诅咒过多少回。他几次三翻缠住大队革委会主任讨要毕业证书，有一回惹得革委会主任发火，叫基干民兵把六子捆了起来，吊在大队部横梁上半天。六子不能外出求生，他在我们村庄有什么样的活路吗?
我与村庄里人一样看不清六子怎样生活的，即使六子在我们家与我祖父谈过许多话，他也没有透露过一星半点。他居住的小窝棚，也从未让一个人进去过，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藏着什么。六子成为村庄里的秘密，人们不知道他吃饭、睡觉、穿衣，甚至不知道他拉屎撒尿，但六子却活着，比起那些疲惫而且营养不良的贫下中农，六子不见得好，也不见得差。这就日怪了!村里人猜想六子的秘密就在他过去在外讨饭的十年中早有储蓄，他们记起六子常常背着沉重的口袋夜里偷偷潜回村庄，那些年六子一定像田老鼠一样，积聚了大量的钱粮物品，现在这些东西肯定藏在他那个老鼠洞一样的窝棚里。村里人还记起，六子从来不点灯，他的窝棚暗无天日，这显然为了挡住人的耳目。有回六子与他父亲德洪打架，从嘴里露出一句话，老狗日的，不要脸啊，叫三小到我屋里来偷!偷什么?有好东西才偷。村里代销店里张才宝也抱怨说，这个呆六子，三分钱盐五分钱酱油，他都会跑到外庄去买，是怕人看到有钱呢。张才宝的话一点不错，我上学时在路上，好几回看到过他手提酱油瓶到三里外的顾庄买酱油。本来，像六子这种人，偷是没本领偷，抢是没胆量去抢，如果村里人的猜想不错，那就不必担心六子没有活路。六子，饿不死的。
夏天到来时，徐正基很少到我们家去了。我祖父抽烟时会说，六子有一向时不来了吧。我说，在地里头给拾麦穗子呢。
正在收麦子的季节，农村一年中最忙的时候，地里的麦子要趁日头好抢割上来，又要抢着犁地，上水，栽秧，当时有个专门的词语叫做“战双枪”。六子当然是不会参与贫下中农“战双松”的，但他看到了机会，他要利用贫下中农火急火忙抢收时的粗心大意，去赚取他需要的宝贵粮食。六子这时候就发挥了他的“知识分子”善于讲算的特长，他粗粗算了一下，如果他能够从那些地边场每天捡到十的麦子，那么一个麦场下来，他可以捡到三百斤左右麦子，相当于生产队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口粮。计算的结果，让六子有点得意忘形，竟认为自己比死干活的贫下中农聪明。
六子拎着一条布口袋出现在那些刚刚割白了的麦地里，太阳已经比较毒辣，他头上戴了顶破草帽，脚上是当年在外流浪穿的旧皮鞋，这是防止麦茬子戳脚，一副不伦不类的模样，但他习续了，不怕谁笑他。不伦不类的六子在麦地弓着腰躜头躜脚沿着地垄走，随时都像要跌倒。拾麦穗的并不是只有徐正基一个人，麦地里还有一群贫下中农的孩子，他们挎篮子满地飞。这更显出六子的笨拙，不知道那只口袋捡满需要多长时间。
天落黑前，我们几个中学生从学样回家，看到徐正基坐在田埂上，身边围着那些捡麦穗的孩子们。我们很好奇，六子做什么?走近了，才发现六子在给那些拖鼻涕的男孩女孩唱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六子唱歌，六子憋着喉咙，唱得怪模怪样，孩子们说难听死了，呆六子，我们不听，麦穗子也不给你。六子慌忙说，不听歌，我给我们讲故事，还是原来说好的讲故事，换你们一把麦穗子。孩子们答应了，六子就讲故事。六子讲了个故事，这回孩子们没闹，爽快地从篮子里拿出麦穗子，放到六子的口袋里。孩子们要六子再讲，六子说这回我讲个外国故事，讲外国的故事那得两把麦穗，行不行?孩子说就两把，要讲最好听的。六子又点头哈腰道那当然那当然，他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谄媚的笑。
六子的口袋终于鼓囊起来，这天他背着口袋回村的样子，成为这个麦场我讲给我祖父听的一个故事。
但秋天，我看到的徐正基却不好意思说给我的祖父知道。我不能把斯斯文文走进我们家的徐正基，与这个秋天的上午在田埂上赤身裸体的徐正基放在一起，那是我们这些学会了文明的大男孩羞于见到的情景。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上学，走过村庄后面的大木桥，前面是一块新翻的土地，十几个妇女在地里分草塘肥。我听见妇女们发出一阵阵哄笑，其中还夹杂着一两个女人尖尖的叫喊声，六子六子走慢走慢。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六子怎么会和这些妇女们搅在一起的。农村里的女人没有什么禁忌，劳动时往往荤荤素素地玩闹，这是我知道的，可是却想不到她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拿六子取乐。六子一个男人，在这些女人面前脱得光光的，头上顶着一只农场上筛谷用的竹筛子，像军人出操一样，正步在地中间的小路上一遍一遍走。六子的光身子在秋天的阳光下，能看得见一些黑黑的毛，小路有几百米长，六子不要脸地将身子挺得笔笔二，好像他愿意如此向那些看热闹的妇女们出示他的隐私。
六子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没有人逼，他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为了十块豆腐。早上喝过一碗粥六子本来背了口袋出门去拾柴草的，那里有一块生产队的桃园，总有些残枝败叶，拾回去可以烧锅。再说秋天了，积点柴火好过冬。六子穿过妇女们分草塘肥的这块地，被几个妇女叫住了。她们对他说，六子敢不敢打赌，脱了衣裳走十个来回，要敢赌，十块豆腐。六子想都没想说，赌，又说要是我脱了走了，你们赖账怎么办?当场有妇女出来保证，如若不给十块豆腐，随你到我们哪一家去拿东西。十块豆值三角多钱，这是一个不不的数，不由六子不赌。这就是徐正基，秋天里展示自己身体嫌十块豆腐的徐正基。没有看完六子走到底，我低头走开了，我不清楚他最终是不是得到了妇女们许给的豆腐。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离开了徐家庄，离开了我的老家。徐正基后来的事情，可惜已非亲眼所见。当然，我更无法目睹他在徐家庄的生活的戏剧性结果。
如果我记得不错，六子在我离开村庄的这一年，应该四十八岁，而且他的头发也应该是灰白的，这样才显得他比实际年龄要苍老。那么他的生活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六子有女人了。村庄里的眼睛一般在这种事情上总是非常敏锐的，他们发觉六子经常出入邻庄一个女人家里，就断定六子想要女人，而且想要一个家。村庄里没有人认为六子这样做有什么不应该，他们又一次唤起对二十年前大学生徐正基的婚姻记忆，为六子年近五十岁时才可能得到女人而感叹。在男女事情上，我们村庄里的人特别通情达理，没有女人的光棍汉，不管他是什么人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同情。六十年代初，我们村庄外流到东边沿海地区的男人，有半数带回当地的侉女人，那时六子比他们混得都要好，却没有讨个女人的福气。因为他是呆子，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一个呆子。
四十八岁的六子明显的变化是他不再像从前闲逛了，他现在成天坐在邻庄一个叫紫英的女人屋里，陪着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他坐到这屋里究竟已有多长日子，没有人知道。女人的屋门正对街道，过往行人都把六子和紫英看到眼里。如果不认识的人，走到这里一定会羡慕这对中年男女的亲密，但这个小地方有几个不认识六子是什么人，尤其是紫英，有几个不知道紫英是个摆小摊的瞎眼女人?一个呆了几十年的男人，与一个瞎了几十年的女人，他们真能过到一起吗?能的。
六子每天都往紫英屋里跑，我们村庄里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尽职地侍候女人。早晨，他要煮好饭给女人送过去，还要给女人捎上热水，为此六子不惜花了几元钱买了两只保温的热水瓶。晚上紫英那里不能住人，六子要回他的小窝棚，等到六子服侍紫英睡下，天色就迟了，他得摸黑走回来。好在两个村庄靠得近，还不太费事。但逢上刮风下雨，泥水泞漓，六子的眼睛不好，走起来也为容易。有一回六子跌到水沟里，腿脚折了，还是路过的村里人把他背回来的。六子也想过把女人接回我们的村庄，可不行，紫英那里总有个小摊子，能赚点钱养自己，接回来两张嘴吃饭，他负担不起。六子决定还是两头，他才四十八岁，还年轻，走得动。
六子的生活就在这三五里之间的两个村庄走来走去，外面的世面这几年发生了什么变故，他看不到，也不想分出心思去看。所以有一天，世事变化带来好消息从很远的北京到达我们村庄，到达六子身上时，六子没有反应，他既没哭，也没有笑。那天，他从瞎女人身边回家，接过从北京一层一层转下来的平反通知书，一声不吭地折叠起来放在上衣的口袋里。送通知的人问，徐正基，你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徐正基向前伸出他惨白色的手说：
我要徐正基，你们能还给我吗?
来人不理会徐正基的意思，严肃地说，党和政府会考虑你的工作问题的。
一九八○年，鉴于前外交部俄语翻译徐正基长期脱离专业岗位，已不适宜返回原单位工作，故由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有关政策，将其安排为徐家庄小学教师。也就是说，右派徐正基经过二十多年政治改造以后，将以一名人民教师的身份在我们村庄里担任教育下一代农民子女的工作。我们村庄小学校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徐正基进来了是惟一的公办教师，校长安排课务时，征求他的意见教什么课程，徐正基想想说，教唱歌吧，讲故事也行。校长皱皱眉头说，小学里只有唱歌课没有讲故事的课，算了，你教唱歌吧。上了几次讲台，校长又皱皱收说，徐正基你说不要上课了，打铃吧。徐正基成为我们村庄小学校拿最高工资的打铃人，小学生却已习惯叫他徐老师。
右派徐正基，德洪家的六子，徐家庄的小学徐老师，其后二十年间，做成了如下几件事：
一、买了一座带小院的旧瓦房。这座瓦房原是村里的代销店，他买下后可以住家，还可以兼卖一些杂货。
二、娶回女人紫英。女人眼睛坏了，其实人很能干，不比明眼人差，她把家和丈夫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村庄里的妇女都服气她。
三、生了一个儿子。虽然儿子是从女人肚里生出来的，但儿子是六子的身上割下来的一块肉，他整天捧在手里，连女人都难得碰一碰。六子的儿子，健康，眼睛明亮，聪明伶俐。这孩子一天天长大，已上中学了，学习成绩出奇的好，村庄里人说是又一个徐正基。徐正基对女人发誓，要让儿子读北京的大学。
但徐正基六十多岁后，还有两件习惯了改变不了的事：
一、出门总带着他的用了多少年的布口袋，哪怕从地上捡一根柴火放进去，他也非常满足。
二、不原谅他已过世的父亲德洪。不是不想原谅，而是他已习惯了对父亲的仇恨不能改变，他对别人说，我们父子的仇恨只有带到棺材里了。
(责任编辑 杨 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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