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中巴

作者：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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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样走进城市，我几乎很少幸福地、神往地、全身心地投入一个城市，我总是很绝望地、无奈地看着这个城市。我会利用公交车行驶的最短瞬间，把某座很高的楼从人缝中看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从那座高楼映入我眼帘的那一刻，到公交车把那座楼从我视线中拉开为止，数清这座楼有多少层。一座二十层的高楼，天哪，二十层啊，县城是根本不会有的，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这个城市的一切，高楼、马路、天桥、行人、双层汽车，一切都对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威慑力。甚至行道树，整齐的行道树也让我感到敬畏。在县上根本不会有这么粗的行道树，在乡下根本不会有把自己长成一行的树。县城的树木总是七零八落的，乡下的树木总是七扭入歪的。我在树木中读到了区别。我永远地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之中，我永远充满焦虑，永远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如果我在商场里购物，那么买什么东西对我从来是不重要的，我总是被商场巨大的场景、服务员挑剔的目光、商品的富丽堂皇而震慑。我是一个心不在焉的购物者。
　　 轻松是从回家的那一刻开始的。挤上回家的中巴以后，抢占了一个靠窗的座位以后，一切都变得简单了。我看着乱哄哄的车站，看着卖茶叶蛋和卖报纸的女人，这个城市开始在我内心中败落下来。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人，这些人看上去焦急、窘迫、没有精神，他们的悲惨或者不幸开始让我放松，我知道我不是这个城市最拿不出手的人，有人比我更不该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当他在课本的第一页看到一轮红日从中南海或者某个神圣的地方喷薄而出，他就已经明确，有些地方是他永远不能到达的，有些地方是只有少数人才有居住的权利。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我生活在一个最没有意义的村庄里，我是这个社会最为卑微的人，我从一开始就给自己下了定义，也给所有的人下了定义。但是我从没有为这个定义后悔过或者惭愧过，我甚至感谢这个定义，正是因为社会把我诞生在它的最底层，正是谁也无法确定的命运使我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所以，对那些一切不幸的人们和不幸的生活，我同情他们正如我同情自己一样，我可怜他们正如我可怜我自己一样。如果有一个乞丐跪在我面前，我也会在内心中向他们下跪，因为我几乎和他们一样，我在内心中从没有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中巴车还在不断上人，这些人是我的乡
　　 党，在大城市逛完一天之后，他们准备回家。到处是外乡人的声音，农村的声音和小县城的声音，尽管这两种声音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现在他们集体的粗糙、笨重、难听。货架上塞满了塑料袋，车顶上塞着不知道干什么用的长铝杆，一男一女靠在一起，怀里紧紧抱着小霸王游戏机。
　　 我们回家了。
　　 对这个城市的回忆和讲述在到家之后又一次开始。这时候，这个城市变得可爱了，值得回忆了，令人向往了。它的巨大吸引力在这个时候不断闪现。它那么时尚那么华丽那么丰富，它永远充满活力，充满无限可能。那里有更高的楼房更大的商场更漂亮的女人更著名的人物。生活在那里人生才是有意义的，生活在那里人生才是有滋味的。而我生活在一片死水之中，周围总是熟悉的人，在永远重复的话题中打发时间。拉着石灰板的马车总是慢腾腾出现在马路上，夏天的街道上常常晒着麦子。县长是这个城市里最受人尊敬的长官，几乎所有的人都以能向他行贿靠近他为荣，小人物也以能改变生活的游戏规则感到自豪。县长常务副县长副县长、局长副局长、乡长副乡长、科长副科长、股长副股长第三副股长，等级划分伸向所有的人所有的生活并传染到农村。心灵生活属于神经科需要治疗的病症，自由职业者这个名词在县城根本就不存在，自由职业就等于没有职业。人生的唯一选择是热爱领导亲近领导和领导打成一片，人生的唯一目标是向着县长的那个方向不断奋斗奋斗再奋斗。文学是世界上最虚妄最不着边际最需要唾弃最不该存在的职业，值得整个社会警惕。没有对象没有朋友没有任何温暖，我的爱好文学的同学二十八岁结婚，三十一岁离婚，三十三岁秃顶的他在大街上卖豆芽。我父亲常常为自己的文人脾气懊悔，他充满遗十艮地看着我走进一所师范专科学校。老师是无用的象征，和没有任何权力打交道的孩子在一起是最没有出息的事业。没有比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的想法更让人厌恶的了。波德莱尔说。没有用的人怎么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拼命地有用吧，做一个有用的人吧，做一个让人看得起和上层有神秘关系的人吧!所有的
　　 来自中国最庞大的底层的欲望、不平、追求都在一个县城聚集起来，似乎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怎么样，生活才是可爱的?谁能告诉我?
　　 7就这样，我把自己搬到了西安。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从我父亲开始，我们这个家庭开始摆脱农村，我父亲非常艰难地把我们从乡村搬到县城，我又开始把我的家庭从县城搬到省城。开始我在西安一无所有，然后慢慢有了房子。我的儿子现在以西安人自居。，在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度里，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沉默着从乡村出发，进入城市，顽强地生活，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几乎是一个国家的缩影。
　　 我住在郊区，我需要随时准备接待那些从县城来的朋友和同事。我的朋友们总是问我：到钟楼要多长时间?我在西安的位置是由钟楼和城墙决定的。在我的朋友心目中，郊区即是边缘；钟楼，围绕钟楼的四条大街，这才是西安，西安的中心。偏离这个中心就是不如意的。我理解他们，我们都为中心活着，我们希望自己居住的周围有本城最高的楼，有本城最著名的景点，有本城最大的商场。我去看一个朋友，下楼时他很神秘地向我指六楼：x X X在六楼住。六楼灯是黑的，我什么也没看见。x x x是本城一个著名人物，他住在我朋友的六楼，给我的朋友带来骄傲，照亮了我朋友的生活，使他觉得自己不再偏僻。
　　 但是，我很惭愧地、不能让我的朋友们骄傲地住在郊区，我是坐着中巴进城的。我现在很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实际上这个词早已经“城乡一体化”了。当我说车这个词的时候，我内心中的羞涩早已经烟消云散。
　　 郊区正在被别墅群、开发区、高档写字楼这些概念美化，郊区被房地产开发商和广告商描绘成一个比城市中心更现代、更时尚、更文明的地方。但对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住在郊区只是因为这里房子更便宜，这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住在郊区我就必须忍受中巴，接受中巴司机的脏话，接受人和人最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互相挤压，彼此厌烦，但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挤在中巴上。从郊区通往市中心的中巴。距离嘲笑一切文明和教养，我的最高目标是一个座位。车上是大家从各自口腔中喷射出来的早餐气息，无法回避。一个女孩子嫌恶地躲避我，似乎我可以隔山打牛穿透她的外衣内衣攫取她的贞操。她逃也似的下车，接着上来的又是一个女的，她拼命地靠向我，覆盖我的身体。我立即变成一个没有性别的人。中巴在司机的揉搓下忽快忽慢，他的嘴中不断喷射脏话，大骂在车下拉客的售票员没有眼色。眼色就是你能迅速判断一个站在路边的人是不是你的乘客，而且你能从跟在你屁股后边的中巴或者跑在你前边的中巴中把他拉上自己的车。几乎所有的司机都在骂售票员，售票员再骂不愿上车的乘客。我总是在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个幸免于难的人?如果我不坐他的车，是否也要遭他唾骂?回答是必然的，而我在遭到唾骂之后依然毫不知情。
　　
　　 8非典以后我知道自己经过的路上有两处传染病院，一个是结核病防治医院第七医院，一个是结核病防治医院第八医院。在售票员所报的站牌中，它们一直被称为七院、八院，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个普通的研究院，研究军事什么的。现在我知道，我距传染源如此之近。
　　 非典成了儿子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最佳理由：因为父亲是一个经常和传染源打交道的人。父亲必须被隔离，独自上床。我说：你不爱我。儿子说：万一你传染给我们怎么办?我说：
　　 那我现在就走，你和你妈生活在一起。儿子说：那不行，你必须每天回来。我说：要是你们传染了，我就还和你们睡在一起，不嫌弃你们。儿子说：那也不行。这些游戏性的对话每天都在进行，它似乎在无意中透露了亲情之间的心理底线，我们所说的“痛不欲生”，实际上是以“生”为基础的。我每天回家必须看到三个人，必须看到妻子在做饭，儿子在做作业，我必须听到他们的欢呼吵闹，听到他们入睡，听到他们在哨声中起床穿衣。丧失这一切对我是不可想像的，但并不意味着我愿意替代他们。初恋的人可以山盟海誓海枯石烂，“你活不了我也不活了”，但是这些誓言伴着初恋的结束而结束，大家很快就看到了生命中不“真诚”的品质。我们都可以离开对方，只是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我们以代金券的形式把生命中的感情支付了，把自己作为货币保留了下来，或者相反。
　　 中巴车上人明显少了，只要上来就有座。上来的人都戴着口罩，没有人咳嗽。如果有人咳嗽，会很小心地避开其他人，把嘴对到车窗外。但是依然会招来其他人的目光。我坚持上班，并且不戴口罩，似乎显得很有勇气，不怕死。中巴车司机再不侮辱售票员的任何亲人，车慢慢悠悠地开着。几乎所有的饭店门上都写着“本店坚持每天消毒，请放心进餐”。所有的单位、家属区都设了岗，严格盘查所有要进门的人。最多的时候，我身上装了三个进门证。有些人似乎非常热心这样的活动，他们能从封锁和管制中获得快感。甚至，有些人能从这种戒备中回忆自己过去的幸福生活。他们戴上袖章，执行自己的使命。因为忘记带出门证，我被自己熟悉的门卫挡在门外。
　　 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车上的广播里说。一个女声紧接着说：让我们携起手来，打一场面对非典的歼灭战。激昂的音乐衬托他们的声音。那种音乐和伊拉克战争期间的音乐非常相似，播音的也许就是同一个人。甚至，和某个卖轮胎的广告音乐非常相似。一个护士投入到非典第一线去了，在一种非正常的生活中，她寻找到了一种激情，甚至刺激。当正常的、没有意义的、僵化的生活被突然终止后，一种类似战争的行动突然使生活带上了冒险色彩，这个活动使她立即意识到自己已经参加到了一种面临死亡威胁的活动中来。生活的意义被重新发掘出来，她内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的某种东西被唤醒了，无聊的生活结束了。人渴望把自己投入到某种重大的活动中去，人的内心中本身就有一种做祭品的激情，不是献给爱情，就是献给战争。非典让她觉得自己非同寻常。她的事迹不断在传播。音乐、电视慢镜头、护士日记、抒情诗人、晚会上孩子叫妈妈的泪脸、关于瘟疫的所有资料、加缪的小说、播音员的声音、社会学家的访谈，一个事件提供了无数个真理。抒情的企图。米兰·昆德拉说。没有逗号没有句号，生活突然变成了一篇只有一连串惊叹号的文章。人们寻找到了感动。人们本来就有寻找感动的冲动。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应该谴责的是自己的眼睛，而不是生活。有人，广播电视或者抒情诗人，他们怕我们，所有的倾听者，堕落下去。他们怕我们有所畏惧。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携起手来，接触便是伤害。每个人对他人都是威胁，我们不能不保持距离。我们不知道对方是谁，我们不知道谁是病毒携带者。死亡成了生命中的事件，我们随时都面临被淹没的可能。生活不仅由挤压、呵斥、繁乱组成，而且由病毒、病毒携带者，由病毒产生的疏离组成。如果有一种倒下叫站起来，就一定有一种站起来叫倒下。没有永远的站立，也不会有永远的倒下。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我寻找自己的位置。生命无依无靠，我抓紧的常常不是我极力追寻的。我唯一能做的是，相信自己，相信迎面而来的每一个人。 [责任编辑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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