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父父子子
作者：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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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外的地方打听我们村子的位置。
参加葬礼的人几乎没有我的同事、同学，而多数是我父亲的同事、朋友。他们既感叹我母亲的早逝，也同情我父亲的不幸。
看着门前一摞又一摞的花圈，一叠又一叠的白绫，我姑母对我祖母说：你没有福，这些你享受不到了。本来这是你享受的。我祖母说：我看到了就行了，我知道我儿子就行了。
我祖母的丧事后来就没有我母亲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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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起床了没有?我父亲问。
起来了，马上就出发。我说。
快点儿啊。我父亲挂断电话。
我对妻子和儿子说：快点几啊，我爸一会儿电话又来了。
急什么呀，赶十一点到就行了。我妻子说。
儿子仍然一副不情愿的样子：又回去，每年过年都回去。没意思。
刷牙、洗脸、吃饭。收拾东西。
我父亲的电话又来了：走哪儿了?
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下了楼，儿子又要拿炮。我厉声喊道：不要拿了!
妻子转身上楼去拿了。
我转过身就朝前走。
车站到处是人，提着大包小包。来一辆车就拼命往上挤。过年，让人头疼的过年，没有尽头。哪里来的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带着孩子。这些人穿着新衣服，似乎对挤车和出行充满兴趣。妻子和儿子终于来了，妻子手里拽着儿子。儿子说爸我拿着包，你和我妈往上挤。终于挤上去了，占到了座位。妻子说：每年都是这样，跟打仗似的。儿子说：咱们不会不回啊。我说：不回?二十年以后再说。妻子问：为什么?我说：我姑母在，我舅父舅母在，我叔父叔母在，怎么能不回去?除非他们都不在了。
电话又响了，我父亲的，愤怒了：到底怎么回事?全家的亲戚都到了，就等你们?说完，电话挂了。
终于到家了，一些我熟悉的面孔。我开始打招呼，说话，努力地说话。说庄稼，说雨水，说孩子，说孩子的男女上学工作。今年猪肉价又涨了，农业税取消了，表弟在城里打工一年没有拿上工资能不能想法找个人，我假装沉思在脑子里找人。表叔说能不能给孩子找个活重一点钱挣得少一点都行只要不叫呆在农村闲着就行。我表哥过来说你把哥忘了彻底忘了哥现在负担重得很两个孩子上学不争气你得想办法找个什么学校让学个技术，我想我表哥我是不应该忘记的我们是从小在一块玩大的我表哥总是照应我。我姑母流着眼泪说你爸现在脾气大得很我有话都不敢说，我说那是你兄弟么谁让你要这样的兄弟，我姑母笑了我对自己的幽默效果挺满意。吃完饭我去看远房的婶娘她腰疼腿疼一天吃一粒止痛片我掏出五十块钱塞到她手里……
第二天，大年初二，该拜会岳父岳母了。十一点，老丈人电话打过来了：最多睡到一点，下午三点吃饭。儿子抢过电话：姥爷，给我买炮了没有?
10个子是有点儿小了，但是看上去挺活泼，说话叽叽喳喳的，像一只鸟儿乱叫。似乎和所有的男生都交往，这一点看上去有些轻浮。不过和任何一个似乎都没有深交，也许只是说说话而已。当然，重要的是，她说普通话，标准的普通话，说话时有城市的气息。
我就这样确定了我要追求的目标。我把班上的所有女孩比较了一番，最后终于确定了这一个。那时候，我把说普通话作为一个“绝对标准”，这个标准丝毫都不能降低。如果不是普通话，肯定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结婚后，我把我的择偶标准告诉妻子，她极其失望地望着我，问：再没有其他的了?我身上就没有其他地方吸引你?我点点头，她拿起枕头朝我砸了过来，我大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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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父亲生于一九四三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二十六岁时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商州中学教书。十六年后，他把我们全家搬入商州。又五年，我们全家伤感地离开商州，回到故乡兴平。五十八岁时我父亲从家乡中学书记的位置上退休。经过我父亲之手进入城市中学读书的先后有：来自我父亲系统的我的表叔、我的表弟表妹、我表兄的一对儿女，来自我母亲系统的四个表弟和两个表妹，分属于我的两个舅父。我叔父的两个儿子，我的两个堂弟，在我父亲操办下当兵。倘若加上我们兄妹三人，共计十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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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脾气暴烈，说话从不留情。我为之忧惧不安，惟恐语言的利刺伤及我的表弟表妹，让他们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但是面对我父亲身后这个庞大的团队，我又无话可说。我不知道，我父亲那么暴烈的脾气，又怎么会客许在家中支上一张床，接待一拔一拨的予侄?
有一段时间，我的叔父我的姑父姑母我的舅父舅母把麦子磨成面送到我的家里，我母亲承担着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忙于做饭。这些粮食远远超出我表弟表妹的饭量，在生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多余的部分就成为对我们家庭不出声的支援。我在这种交换中感受到由血脉传递的温度，它们坚强无私，诚恳朴实，让人对生活永不绝望。
但是，高估这种情感的价值显然理想化了。我在农村生活中见惯了兄弟阋墙、父子成仇、妯娌反目、亲戚一刀两断，而起源，常常不过是一件琐碎小事，一把小板凳一个小铁勺或者一尺布。兄弟俩甚至可以为几个包谷从村东厮打到村西，打得头破血流，老死不相往来，提起来目眦尽裂，隔代犹有遗恨。在兄弟阅墙的故事中，媳妇是最容易招致舆论声讨的对象，是媳妇的挑唆才导致一个和睦的家庭四分五裂。在那些极具文学色彩的描述中，结尾往往以媳妇的归顺宣告世界的和谐圆满。但是这个结尾恰恰无法对故事的起源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十结尾恰恰否定了血脉的存在。必须承认，媳妇始终是一个外来人，她并不只是在故事的开头，临时扮演一个外来人的角色。媳妇当然可以传递后代，但她同时可以稀释血亲，分裂家庭。她是一个合法的家庭分裂者。我们像一棵植物那样，从妻子那里开始分蘖，基因重组，走上新的生命道路。我结婚后的第一天，当新婚的妻子在饭桌摆上一盘鱼时，我突然间眼泪涌了出来，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此刻在千什么，吃着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这样和父母分产了，我就这样失去我的父母了。妻子不解地看着我，然后告诉我，会习惯的，慢慢就接受了。我的妻子是一个有准备的妻子。妻予永远都是一个准备充分的人，准备做一个新娘，做一个家庭的母亲。她是被嫁出去的，她本身就是被分裂出去的，她的被分裂已经告诉她，必须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生活，加入或者返回都是不可靠的，只有重组才是自己的出路。是的，我会习惯的，我告诉妻子。这种习惯包括独立生活，也包括责任的分解，或者说逃避。起码在我看来。当血亲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当我的兄弟姐妹们在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有了毋须回避的借口，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必须尽的责任。这种借口随血脉渐远而理由充分，也宣告了感情的脆弱和不可靠。
不能否认的是，血亲的淡漠常常来自于物质的窘困。不负责任常常包含无能为力，血亲之所以得到重视实在是因为无依无靠。灾难无常，突变骤生，命运的泪水除了向亲人倾倒再也找不到哭诉的对象。谁能在冥冥中帮我的至爱亲朋啊，在一天一天的祷告中，人变得越来越现实。
迄今为止，我都不敢把生活过得放浪恣肆，我总觉得在我大笑的时候将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这倒不是我对塞翁失马、祸福相依这样的人生道理有着哲学的体认，而是，我觉得任何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可能把一个弱小的家庭打成内伤，让它难以生息。我得感谢我的家庭，我们虽称不上父慈予孝、母爱妻贤，但亲戚还都通情达理，我父亲脾气是刚硬了些，但凭借他提供的那个小城市的视窗，我得以窥见整个世界的面目。在血脉传递的温情中，在物质的挤压和逼迫中，我还保留了一方难得的精神空间。起码，在那个小城市，一个数学成绩极差的孩子，还拥有对文学生活想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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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父亲的长期较量中，我逐渐学会接受我父亲身上拥有的一切。作为一个标准的中国式的儿子，我温和恭谨，对父亲只做远距离的打量，从未试图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对我父亲的烦恼暴怒无奈，也只是在成年后，才有了以手试水的体味和感受。黄仁宇说，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含辛茹苦，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而一旦功成，若不提供相应的负担，则不只是个人品德的堕落，还会造成社会结构性的道德断裂，成为一个民族无法治愈的内伤。我父亲几乎实践了这样一个定律，我们的家庭几乎是在走一条几千年几百年以前的道路。我亲眼看着我父亲画梅花的手换上炒瓢，大提琴的音乐在中年以后不再奏响，琴弦则变成了我自行车上的闸线。在漫长的几乎是没有止境的人生道路上，我父亲和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们，拉着早巳超载的车，拖着无边无际的绳索，收拾起属于个人的心事，拼命朝前赶。那种苦恼和暴怒剔除了个人的性格因素，更像是一种反抗和不服从。但是最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遵从了命运的安排。最初，这种屈服也许还包含挑战，随后就转化为自觉的毫无意识的承担。这一切既加重了个人的命运负担，也聚拢了容易离散的血缘亲情。今天，当我坐在桌前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要我像我父亲那样，我是永远办不到了。似乎一切都可以成为拒绝我堂弟的借口，房子紧张，工资有限，夫妻双方家庭亲戚不对等可能引起的矛盾，等等。而随着血脉的渐行渐远，我在城市的嚣声中，渐渐找不到我的兄弟们的身影。诗人说：我看到人们向四下散去；
我父亲现在没有任何爱好，不打麻将不玩扑克不下象棋围棋。惟一的爱好似乎是交游，交很多朋友，吃饭说话排遣寂寞。他喜欢看一本叫《报刊荟萃》的杂志，那上边常登政治秘闻红墙故事。他坚定地认为，台湾要搞独立就打，不信打不过一个小岛。他坦率地承认，现在生活是比过去好了，但是社舍风气还是存在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是上溯，上溯到我们谁也无法说清的过去，那里有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我无法说服他，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现在之中，现在的困惑现在的迷惘。一切问题都在现在发生，而一切问题都未必在现在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在六十岁时决定给自已过一次生日，此前他从未有过生日的习惯。我们摆了四桌酒席，在有限的范围内通知应该到的客人。参加我父亲生日的有从五百里以外赶来的学生同事，，有从外地赶回来的我的表弟表妹。我弟弟喝得大醉。生日过得圆满，父亲也高兴。该来的人都来了，没有来的人还打电话祝福。我父亲说：我过生日他们不敢不来。
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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