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新闻

作者:朝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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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泄露底牌。甚至,你在提问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你不断思想,提出问题,你的灵魂却早已不在场了。
  如果,我做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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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室乱糟糟的,有人在说笑,有人在看报纸,有人在前排的后背上画王八。然后领导进来了,报社新来的领导。他在主席台上讲话,讲述报纸理念、新闻政策,中间夹杂一些听起来很费劲的英语,过了一会儿又是一句英语。这些英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直埋头的人把头抬了起来。然后,似乎是不经意的,领导说了一句——脏话。是脏话吧?可是不是很脏,也许——应该是一句黑话,一句具有威胁意味的话。大家互相看着。这句话表示对不负责任的前任不满,表示自己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这一次,几乎所有的人头都从前排的背后升了起来。
  大家对报社失望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工作在一个老旧的报社里,楼房是五十年代的,实木桌子是八十年代的,我们屁股底下坐的还是藤椅,这些藤椅坐过很多代屁股。其他报社早已经是玻璃隔挡电脑桌椅了。我们的报社一直坚持在夏天发白糖,在冬天组织人拔河,发流动红旗。我们的报社坚持了五十年。
  现在,突然有人在汉语中说出英语,还说出一句黑话,大家当然会一阵骚动。而且兴奋。领导继续讲,过了片刻,又是一句,非常明确,不很文明,但是更加有力。这绝对不是无意的,这是一种强调。这种强调立刻激起了一阵掌声。一阵热烈的掌声。一种足以让其他领导不快不明白的掌声。这种掌声让领导受到鼓舞,给他增加了信心。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他提议:大家一起唱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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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不是西安最好的天气,除了热,街道还不时散发隔夜的泔水味。这些味道是从那些小巷子里跑出来的。每天晚上,人们都会聚集在小巷子的夜市里,喝啤酒吃烤肉。夜市似乎是非常值得游赏的地方,常被本地人推介给外来的朋友。但是我从来没喜欢过,因为无法忍受其中的散漫肮脏。在西方人拍摄的电影中,如果出现亚洲的集市,几乎都会有下列画面:雾沉沉的街道,拥挤的人群,骑着两轮或三轮摩托的青年,光着上身的小孩,身着民族服装的妇女,这一切,几乎是亚洲的象征。然后,一个欧洲人出现了,现代、干净、文明、勇敢、幽默。他可能骑着一辆飞快的摩托,背后驮着一个漂亮的亚裔女子(也许混血,但更加性感),她搂着他的腰。车子过后,鸡飞狗跳,水果散落一地。
  我终于在这个城市有了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我住在五楼,一到四楼是办公室。为了保持办公区的安静和卫生,通往五楼的楼梯被铁丝网隔开。你每上一层楼,都可以通过铁丝网看到办公区干净的楼道和灯光,看到一些衣着光鲜的人在走动,在接待来人,在发脾气,而隔壁,也许就是他们的家。我经过的楼道扶手上满是灰尘,一些清晰的手印暴露出来,那是孩子走路时留下的。在墙壁的上方,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沉积的灰尘仿佛墙壁留下的阴影。墙裙是绿色的,那种绿色有点儿像昆虫碾碎后流出的汁液,斑斑驳驳的。通常,在上到四楼的时候,我就可以闻到五楼厕所的味道。
  我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是被分为两部分来处理的。有一部分,通常是被认为重要的那一部分,它们生活在阳光之下,干净、明媚、漂亮,宜于参观展示。另一部分虽然已做适当的掩盖,但还是不洁、污秽、肮脏。对我来说,城市便是供人类参观的那一部分,整齐的行道树,高大的楼房,平整的马路,来往的车辆,这是人类计划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有意识地建造了城市。而乡村不是,乡村是人的自然汇集,没有旅游,缺少交往,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就需要想象。它被有意无意的遗忘。生活在西安之后,我意识到,整个生活都是被作为两部分处理的,城市也不能例外。我在大街上穿行,觉得马路宽广,行人漂亮,但是当我进入很难见到阳光的楼道,在四楼闻到五楼的厕所味道,我觉得我再一次被生活覆盖。基本的自尊无法得到满足,我从来不把朋友带到我的房间来。
  也许,我们一直就生活在两重世界之中,我们在两重世界之间游移、徘徊。我们白天在光明的世界中工作,晚上回到黑暗的世界中来。白天,我们是一个天使,如果在光明世界发现肮脏和不洁,我们立即会感到愤怒和不负责任,我们会训斥,会寻找源头,堵塞漏洞。夜晚,我们做一个魔鬼,忍受生活加于我们的一切,对生活的所有肮脏视而不见。在长期的分裂与斗争中,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们能接受他人无法接受的东西,我们常常能做出非常极端互相矛盾的事,但它们对我们来说是和谐的自然的。我们习惯于生活存在这样的落差中,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阴阳变化中。这对我们来说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从大街进入小巷,就像我从办公室回到宿舍,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生活的。这种转换来得简便而自然,没有任何痕迹,如果为此惊讶,难道不是很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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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小心地剪下那块报纸,在报纸背后沾上胶水,贴到自己的硬皮本上。然后,嘴对着本子吹气,看胶水变硬了,才合上本子。这块报纸在整张的报纸上几乎可以忽略,但父亲在贴的时候,加上了报头报眉,边疆立即扩张了一倍,父亲的名字在上边也显得重要了,似乎这张报纸原来只刊发了父亲一篇文章。
  父亲是一位教师,在自己的单位里号称“能写”,这能写包括写先进材料、讲话稿、单位的总结、过年的春联、报刊上的补白。父亲到底发表过多少文章,我没有统计。肯定不多,似乎没有一篇超过千字的。这些文章后来在父亲评职称、提干、把我们全家从乡村转入城市中起过作用。父亲曾经给剧院抄过剧本,圆珠笔下衬着复写纸,一式三份。我不知道这份工作能挣到多少钱,以这样的方式挣钱,辛苦是不必说的,但也肯定让父亲体尝过快乐。这是特殊的以文人的方式挣钱,如果换一种方式,比如开饭馆,父亲未必愿意。后来我知道,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很重要。有些人,也许一生就选择了一种痛苦的方式生活,无法改变。
  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是父亲很要好的一位同事。他有一位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女儿,每天中午,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他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女儿的广播。他女儿似乎是电台的导播,所以她的名字常常在最后出现。在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我总能看见那个和我父亲年龄相若的同事焦躁不安地在院子里四处张望、不停咳嗽。他在等人,等待其他人从家门出来,一同欣赏自己女儿的名字。这是从电波里传出来的名字,这个名字似乎被施了魔法,对他有精神疗养的作用。他十艮不能让电台出现故障,自己女儿的名字不断重复。有时候我父亲也许刚从家里出来,他马上指着收音机对我父亲说:老王,注意听,咱女子。但是也许偏巧导播的名字就漏掉了。这是正常的,因为播音员不可能对时间永远把握得那么准。这时候,他马上说:今天这个播音员差得很,要换呢。我父亲这时候就配合:前代(带)有气没气都行,后代(带)没气就不行了。我父亲说的是自行车。我已经能从他的话里听出葡萄的酸味。我惭愧地缩在屋子里不好意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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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并不知道,我在报社里,被视做文人。我父亲也并不知道,即便在报社,这也不是一个褒扬的词。它证明了一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多么不切实际,它表示一个人永远处于犹豫和彷徨之中,它表示一个人对人生、世俗事务缺少杀伐决断的能力,不能掌握生活必须的技巧和手段。他不适合生活在一个集体之中。
  许多早上,我从宿舍的五楼朝下看,我看见许多报社的人们,气宇轩昂,步伐轻捷,走入同一幢大楼。我看不见他们的内心,我摸不着他们的灵魂。我不断问自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和我面临相同的处境,在一些并不可笑的事情上停下来,犹豫不决,不得不承受心灵的折磨?或者,他们早已经跨越我这样的经历,心中波澜不惊,再没有道德的困扰,按照生活的既定方针前进?不,也许根本就不是我所想象的。所谓的道德困扰不过是一个文人内心自生的幻想,在平常人的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我只是一个文人,我生活在文字的世界里,只是在这个世界才充满道德的禁限和不可能。而真实的境况是,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生存焦虑早已代替了道德困惑,道德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退场,我们面临的不再是无法排解的个人情怀,而必须职守的,是新的生活准则。
  对有些人来说,开端便决定了结局。因此本雅明说,犹太人“倒退着走向未来”。对我来说,乡村和小城市生活意味着什么?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陈旧的道德感?不合时宜的乡气?无法弥补的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想象力?也许是,也许不是。我逐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要生存,就必须学会退让。必须承认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必须放弃成为道德信徒的诱惑,只有那样你才可能超脱、自由。我是一个普通的人,生活在一个拥挤的世界里。我必须获得他人的认同,我只有从他人认可的成功中获得成就感。我的书生气是必须治愈的残疾,让心灵粗糙才是生活的最佳办法,只有退让我才有生路。我必须和世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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