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

作者：王晓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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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幸存者家庭“从一根鞋带到一块面包”的谈论，都有把历史的伤口变成了展览性伤疤的危险，从而走向大屠杀感伤主义和大屠杀廉价商品。
　　中国的“奥斯威辛”无需像祥林嫂一样“过度言说”，但是又不能“拒绝言说”。美裔华人张纯如曾引用一位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的话：“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值得注意的是，呼唤人们铭记大屠杀的威塞尔同样说过：“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大屠杀’现在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话题，容易引人注意，并很快获得成功。”)这位柔美又坚定的女性，从小就听到过祖父逃离南京的经历，直到1994年才在加州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有关记录和照片，此前她曾专门在学校图书馆里寻找，却没有找到那些历史风尘中的雪泥鸿爪。张纯如决心自己来书写这场被遗忘的大屠杀，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搜集资料、访问幸存者。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时候，张纯如出版了《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使得很多欧美国家的读者第一次知道除了奥斯威辛之外，还有南京大屠杀。祥林嫂通过讲述苦难缓解了自己的疼痛，最终也耗尽了苦难的力量，讲述大屠杀也使得张纯如耗尽了自己，她在写作的时候体重减轻、头发脱落。直至2004年11月9日，她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折磨，把车开到加州一条无名的道路上，用手枪朝自己头部扣动了扳机。尽管威塞尔说过“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伊斯墨涅却宁可保持沉默，因为她“不愿意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就是火中取栗，冒着灼伤双手的危险取出记忆之栗。除了张纯如，我们还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自杀名单，他们都曾书写过大屠杀：1951年，波兰诗人布洛夫斯基开煤气自杀；1970年，奥地利诗人保罗·策兰从塞纳河米拉波桥跳下；1987年，意大利作家莱维自杀。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最终依然没有摆脱受害者的“宿命”。威塞尔和伊斯墨涅的话同时有效，失忆等于第二次屠杀，回忆等于第二次受难。这种左右为难的“宿命”是在告诫我们放弃诗么?恰恰相反，它暗示奥斯威辛之后我们无路可逃，只能选择诗。尽管诗有可能毁灭诗人，却可以慰藉全世界。
　　60年过去了，当我们庆祝抗战胜利时，奥斯威辛的诗学难题再次彰显，一方面诗很难表达奥斯威辛，它甚至有可能窒息奥斯威辛；另一方面奥斯威辛很容易被时间尘土掩埋，它又需要以诗的形式存活下来。阿多诺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也可以说“奥斯威辛之后，不写诗是野蛮的”。抗战八年，现代中国遍布着“奥斯威辛”；抗战胜利60周年，中国文学又非常缺少“奥斯威辛”。哪怕危险重重，我们的写作也必须摆脱这种比例失调的状态——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奥斯威辛”，恐怖的历史才不会再来。
　　责任编辑 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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