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唐朝的歌手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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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巅峰。再后来，民国了，五四了，诗变成白话，变成逐句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正是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遂出现了歌手这一崭新的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印在史籍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心理阻隔，也没有任何香花毒草的选择踌躇，面对这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无妨如此说，实际上是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播于弦管。”(《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至以贿求取。”(《旧唐书·李益传》)
“军使高霞寓，欲聘诸娼伎，伎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他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他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都是他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他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伎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不嫌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至半酣，词客李白恃醉戏曰：‘顷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有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于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未必有这份财力。若是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他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近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的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是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的那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杨，焕发生机的。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八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个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这二十八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
可浪漫过了头，便是精神的堕落。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一劫不返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大家一起走向覆灭?
正如《旧唐书》对他的评论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七七五年(天宝十四载)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那些曾经快乐过的诗人，那些曾经快活过的歌手，也无法再快乐和再快活了。
大约在公元七七○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唯有硬咽。诗人当时为了觅食谋生，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郑处诲《明皇杂录》)
到了沿街卖唱的地步，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得下来么?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这位盛唐歌王，这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也许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诗便哑巴了。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也不由此盛时种下的苦果所致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责任编辑 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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