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歌声飞入少年时（外一篇）
作者：袁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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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心，一腔报国志。课堂上，要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课余时间，都爱高谈阔论，说起台儿庄大捷，新四军挺进江南，就眉飞色舞，说到长沙大火，广州撤退，就义愤填膺。多数同学都是职员家庭，富裕的并不多，去二三轮电影院看看过时影片就很高兴了，最多的文娱活动就是在课余时间唱歌。在“孤岛”、上，《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这类歌是不准唱的，我们最常唱的是《松花江上》、《毕业歌》和《满江红》，最爱唱的就是《毕业歌》，只要级长汪承祖起个头：“同学们，大家起来”，全班立即响应：“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顿时形成大合唱，个个涨红了脸，热血沸腾：“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那激昂慷慨的劲头，似乎马上就要走出校门，奔赴战场，也不管窗子外边就是马路，说不定还有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在巡逻。
到了我们初中毕业的一九四○年春天，发生一件大事：声讨和反对卖国贼汪精卫汉奸政权登台的示威活动，后来就称为“反汪运动”。从前年下半年起，爱国报纸就不断揭露原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公然破坏抗战的谬论。到这年年初，这个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纠集一帮民族败类，到上海偷偷摸摸地拼凑班底，准备三月底去南京粉墨登场。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的学生救亡协会(“学协”)发动大中学生罢课示威，声讨汪逆卖国求荣。学校当局和老师采取默许的态度，因为老师们都怀有国仇家恨，心思同学生是一样的。我们的校舍原是借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南京西路吴江路)弄堂房屋，没有操场和礼堂，无法开大会，反汪活动只得分散进行。高年级的“学协”小组分配给我们班的任务，就是写标语、贴标语。头一天下午，大家先凑钱去买一批红绿纸，裁成长纸条，找来笔砚，在教室里分头写起来，从下课以后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标语上大都写“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平而后能和!”“打倒卖国贼!”(租界当局不允许公开出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字样)。署名一律为“初中二九级”，意思是初中部民国二九年毕业班，用现在词汇就是初中四０届。我和不少同学平时很少练字，歪歪扭扭的毛笔字写在标语上非常难看，根本拿不出手。幸亏同班的黄锡畴写得一手好字，标语大都由他一人包了。这位同学平时不声不响，不像我们那样喜欢哗里哗啦，到紧要关头却显出真本事，如果没有他，我们班写标语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第二天早晨，到学校集中以后，便分头卷起标语，提着浆糊桶上街。先在学校门口斜桥弄和附近的静安寺路、王家沙一带的商店门口、电线杆上张贴，然后又贴在过往的电车公共汽车上。站在马路当中拦住一辆辆小轿车，在车屁股上刷上一张。司机一见我们迎上来，点点头立即煞车；有的车主人虽然不高兴，也不敢发作，只能冷冷地瞪我们一眼，他明白只要表露一点不满，立刻就会遭来一句“汉奸”的责骂。我们早就听说附近私立上海中学校长陈某已经“落水”附逆当了伪政权的什么“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消息，就成群结队赶去成都路支援“私上中”同学的“反汪”活动。到了那里，操场上已是人山人海，正在举行声讨大会。我们挤不进去，又听不清楚，只好在附近马路上将带去的标语传单一齐贴完撒完，仿佛向日本侵略者和它卵翼下的傀儡政权射出一批复仇子弹。沿着静安寺路走回学校时，大家都很兴奋，三五成群地在人行道上高声谈笑，真正感到为伟大的抗日战争尽了一分微力，成为祖国大地上熊熊燃烧的抗日怒火中一个小小的火花。
从青海路口走进斜桥弄，车辆行人少了，比较安静些，大家就放开歌喉唱起来。先还是唱《松花江上》，唱到“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觉得太伤感了，没有劲，就说还是唱《毕业歌》!没有人领唱，没有人指挥，大家一起开口：“同学们，大家起来……”一边走，一边唱，顾不上满脸通红，浑身冒汗，仿佛正走向战火纷飞的战场。“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唱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学校门口。
从那一天起，我们这群少年人都似乎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起来。对我来说，这也是头一遭参加有组织的抗日爱国活动。
“反汪”运动过后不久，就到了毕业前夕。经过一场共同战斗，同学问友谊更深一层，都有点儿依依不舍，互相留言，送照片，写住址，作为纪念。有的同学说毕业后可能到大后方去上高中，更觉得从此万里关山，连天烽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季钟铭先生以物理教师的口吻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中华民族已经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水门汀了，尽管现在有几个小甲虫钻进去，一旦硬化，那便是它们的坟墓了。”这几句含意深长的话，一直记到现在。
我仔细看常州寄来的那份同学名册，从前边的杜永乐、孙希琰、包明仪、谈咏夏等十几位女同学到最后几位比我们大几岁的许生金、黄金春、陈福樵、陈登善，一个一个地回。忆他们和她们的面容，大部分都还想得起，几位当时的要好同窗李延宁、张明德、周自求、石霭春、崔学明、沈允笃、须寿南、傅贤云、周龙官等几位，更记得他们的音容笑貌。可惜除了十年前猝逝的李延宁和现在还在无锡还有往来的张明德，其他诸位都已几十年不通音讯。名册上其余六十多位同学更是离校后就再没有联系，此刻，我真想念他们，算起来都是八十上下的人了，不知他们如今身在何处，还能记得上海吴江路上的母校，还能记得六十五年前的“毕业歌”吗?
2005年8月
［责任编辑 李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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