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
作者：叶小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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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夏丐尊，他在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得肺病去世了。那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他那离别了八年的女儿刚刚跟着我的爷爷爸爸一家老小，从遥远的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妈妈的肚子里怀着二哥大奎。外公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女婿，见到了他的挚友和亲家，我的爷爷叶圣陶。此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外公就带着无尽的忧国忧家的惆怅，离开了那个他不喜欢可又割舍不下的人世。
记不起是哪一年，我还小，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爸爸的眼圈也红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会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记忆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似乎别无他人。
我是从书里看到一个质朴、真诚、善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
叶小沫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夏丐尊，他在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得肺病去世了。那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他那离别了八年的女儿刚刚跟着我的爷爷爸爸一家老小，从遥远的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妈妈的肚子里怀着二哥大奎。外公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女婿，见到了他的挚友和亲家，我的爷爷叶圣陶。此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外公就带着无尽的忧国忧家的惆怅，离开了那个他不喜欢可又割舍不下的人世。
记不起是哪一年，我还小，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爸爸的眼圈也红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会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记忆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似乎别无他人。
我是从书里看到一个质朴、真诚、善良、刚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外公的。他在文化、教育、出版界辛勤工作的四十年，正是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最黑暗时期。他写作，他教书，他当编辑，他翻译外文图书，他终生都在为着心中那个美好，却又不知能否实现的理想世界而奋斗着，直到临死都没有放弃。也就是这样一位真诚执着的外公，凭着他的自学，凭着他对文学的热爱，凭着他要为人们尤其青年做点事的责任感做了许多文许多事，使他在中国文坛有着独自的位置。他写的《钢铁假山》、《白马湖的冬天》等散文，至今都会被选进中国现代散文精品集中。他和好友一起创办的，他着力最多，被他看作是亲生亲育亲手养大的《中学生》杂志，更是当时数十万饥渴彷徨的中学青年蔼然可亲的朋友。而他流着泪翻译的小说《爱的教育》，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流下了热泪，这本当年就畅销的一版再版的书，至今仍有不少家出版社在出版，依然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有着孩子般纯洁善良的人们。
我还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有关外公的故事，最为大家说起的，常常是那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呆有些可笑而外公却执意要去做的事，比如，外公名铸，字勉旃，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丐尊，好让写选票的人都把丐字写成丐字，变成废票。比如，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相当于如今的教务主任的舍监，一干就是七八年，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又比如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收了钱不给票。在别人看来，只要让我下车，给不给票，钱进了谁的腰包，跟我有什么相关。这事要是让外公碰上就成了大事，他非得和售票员争得面红耳赤，要回他买的那张票不可。不是他不同情生活贫苦的售票员，只是觉得人不能这样做，钱不能这样挣。对于外公来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时候初听时我不知道轻重，讲的人笑，我也笑，觉得这真是个倔犟憨直的老头儿。现在再回味，不知道为什么笑不出来了，有的只是肃然起敬，外公的可亲可爱正是在这些故事中了。
外公的天真有如赤子，外公的诚挚金石为开。他做人做文使他结交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朋友，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这些现在看来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是当时在文坛上与他一起向着黑暗势力冲杀的战友。在这些志士仁人中，外公的年纪长大家几岁。于是有的把他看作兄长，有的把他看作父亲，更有的称他为老师。无论外公在他们的心目中各有着怎样的位置，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外公的热爱和尊重。在众多的朋友中，有三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一位是在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国际友人内山完造先生，一位是如今被许多人看来颇带些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爷爷叶圣陶。
内山完造先生是日本人，一九一三年来到上海，一九一六年开了一家内山书店，以期促进中日文化的交流。外公在日本读过一年书，会说日语，他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喝茶，会友，和内山夫妇成了亲密的朋友，内山先生的一本名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书就是在开明书店出的。这两位老人友情的深浅，实在是我根本没有资格妄加评论的，可我一直为从人们的口中和文中看到的有关他们两位的几件事感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外公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抓去，是经内山先生多方奔走才出狱的。一九四四年底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他请外公为他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了碑文，碑文是外公拟的，碑上的宇是外公写的：“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一九四六年四月，外公病重，在他去世的前四五天，当时已经在等候遣送回国，外出极不方便的内山先生还是请了假来看外公．站在床旁的爸爸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觉得气越来越短，一句话都要分成几截说的外公，见了内山先生一下子变得兴奋极了，话多极了，好像涌出来似的。二十三日夜间外公去世了。二十五日内山先生又请假来吊唁，他低着头默念着，似乎在和外公述说些什么。解放后，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内山先生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一九五九年当他再次来到这片他眷恋的土地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骨灰葬在了内山夫人的骨灰旁边。竟真的成全了外公为他写下的“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的心愿。
妈妈对我们说，外公最好的朋友就是弘一法师。我想妈妈的这个判断大概是不会错的。而这位在佛教界颇受人们尊敬的弘一法师把他和外公的友情看得有多重，这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他在向别人介绍外公的时候直言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外公听了这话愧疚得无地自容。因为他一直为此深深地自责，悔不该硬留去意已定的李叔同在杭州教书，悔不该介绍有关断食的文章给他读，悔不该对他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算了”。我想，外公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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