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转身
作者：塞 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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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想起过这次的告别。现在我写到了这次告别，人是如何把告别写出的?人们通常是怎么告别的?人是无法写出告别的。
“菊。”我喊小师妹，同时我拿起枪，把它交到她手上。
“这把枪就给你了，你要拿好，你现在完全可以单独看钢。”她眼里满是慌乱，她知道我作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突然地，她失声痛哭起来：“师姐，你不能走啊，你走了，谁也不会要我，我会被组合掉的……”
我心里涌起一阵阵悲伤。十九岁的菊，瘦弱的肩膀，薄薄的身体，父亲因工伤躺在家里多年，母亲在外摆摊卖水果，听说还很不本分。有两个弟弟在念书。小小年纪，她就扛着家里的负担。分选钢铁的工作要两个人完成，一个人拿枪看，一个人做标记，显然看钢的人才是主角，它包含着这项工作的所有技术含量。通常是两个人轮流换着看。跟菊一批的新徒弟中，菊并不差，但她深深的自卑感以及过于内向的性格使她跟班组的人有距离。我不否认，即使是普通工人也都会有很重的势利心态。一个弱者，是不太可能有人缘和得到关注的。
我为她擦去眼泪，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会自救，你的技术是没问题的，下岗前，有一次技术比武，你要把握机会。”
“把头抬起来。”我跟她说，“你父亲是工伤，家里困难，厂里有规定，像你这样的，可以得到特殊照顾，你要利用好这个条件，相关资料，我会替你写好的。”
她泣不成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她说这些无用的话。我能为她做什么呢?菊的命运，只能听天由命。多年后，我在南方的城市，看到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弱者，他们薄薄的身体，清澈如水的表情，薄薄的，一览无余的命运。他们沉默，沉默汇集成巨大的暗流，这样的暗流让跟它对视的人心里不安。多年后，我在南方认识了诗人郑小琼，她说，面对这样的弱者，我觉得我耻辱地活着。
我谢绝了菊请我吃饭的要求，我不能矫情地，再一次地在她面前流露出我对她命运的牵挂。那没有用。
班组十五个人，下岗指标是五个。原则上，技术好，人年轻，工作态度踏实的不会有问题。但是，我是谁呢?身份上，我跟班组的其他人还有些不一样。他们的标签是：全民所有制合同工。我的标签是：集体所有制合同工。在班组，我和菊都是弱者，这个标签让我跟菊一样，备受歧视。我至今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两种性质的区别，我依稀地知道，全民工是由国家发工资，集体工由分厂发工资。下岗，首先要下的，就是我这样的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我通过自学成功地拿到了专升本，有本科文凭，理论上，公司是特保的。但是我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我和菊一样，有过硬的技术、有特保的条件，这些都不能让我们看到希望，因为我们是弱者，只能等待被挤兑。等待，只能是一场噩梦。我曾参与公司宣传部报社招聘记者的考试，成绩是全公司第二名，由于我的集体所有制合同工这一性质，我失去了进报社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沉默，一个弱者面对命运的沉默。多年后，流浪于南方，我像一个容器，吞咽生活所有的苦难，面对困境，我是一个哑者，用沉默消解，这样的沉默不是消极，而是更为务实和清醒的态度。当我用文字聊以糊口度日，我再也没有找到拿着激光分选仪的那分从容和踏实感。我落选的消息传到分厂，我的车间主任得意地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你最终还得服我管……一有两个年近四旬的女师傅，不论从体力上，还是技术上肯定不如我们，而且干活偷懒是出了名的，她们过去享尽了国有企业体制的种种好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体制的重大悲哀在于，为企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术不精、不思进取成天混工、思想守旧的中青壮年。我听见她们时常嘀咕：都自学拿到本科文凭了，还在这里跟我们抢什么饭碗，真是的……这是在说我，我马上扭过头去。我从来没有过牺牲自己，把名额留给别人，自己去成就一个英雄的念头，我远远没有那么伟大。我应该永远属于这料场，我感受到料场需要我，当浓浓的铁腥味将我挟裹，我随之而来的兴奋就是对它的深深呼应。这铁腥味像油漆般簇新、新锐，有活力、向上，有一股篷勃之气。我不止一次听到班组有师兄弟说起喜欢这铁腥味，它大片大片地开放，像一种毒，刺激着我们这些年轻的神经。成组成组的诗歌写给了这料场，完成我胸口那股抒情的欲望。是料场让我滋生抒情的欲望，写诗的欲望。它如此本能，我要表达，要喊，我选择了文字。这些诗发表在公司的报纸上，微薄的稿费寄到班组，我拿着它请师兄妹去附近的低档饭馆吃饭。一段时间没来，就会有人问起，仿佛有永不枯竭的稿费会源源不断地寄到班组似的。
收拾东西，是一个伤感的过程。我的工具柜是钳工班的老师傅给我焊的，漆成墨绿色，很漂亮。我只放着书和一些换洗衣服，一面镜子、洗发水、香皂，木梳和搽脸的乳液，工具我不能带走，要亲手交给班长，让他签收。柜子里有一幅油画，我用玻璃压着。这是林为我画的，我把它拿出来，仔细地端详。
画的背景就是钢铁料场。它阴郁、沉闷，天车伸出长长的臂膀，把天空压得很低，料场绵延起伏，像古旧的城堡，远处，有烟囱在冒着烟。不远处，有一个人站在料仓的铁墩上，做着一个古怪的动作，他的身体变了形，像是一个趔趄，也像是要摔倒的样子，那样子明显有扭曲的痛苦，在料场面前，他如此渺小，似乎还在慢慢萎缩。画的主体是我，是我的一张仰向天空的脸。脸是橘红色的。像一枚多汁的浆果，这是他采用了马蒂斯的用色。因为微笑，嘴唇微微张开，但它似乎向外喷出气息，它如此饱满，散发浓郁的年轻身体的野兽气味，生鲜，有原生的活力。这是我认识林不久后，他为我画的，他说，我让整个料场黯淡。
林是公司的先锋派画家。那个时候公司的文学、艺术非常活跃，跟外界的交往频繁。这些作家、艺术家们都是工人。林刚好跟我在一个分厂。他是一个天车工，在我头顶工作，年长我八岁，已婚，对我而言，他是个思想上的异端分子，洞悉世俗的一切，但同时又屈从于世俗的一切。他嘲笑我是个处女，嘲笑我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嘲笑我认定的那些美好以及我口中的那些大师，那些经典，那些被人们反复传颂的种种美德。当然，这些嘲笑是善意的，调侃的，是有趣的，是充满快乐的。应该说，它多少动摇了我内心的信念，往大处说，是世界观。
我最初跟他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我一直认为我首先是一个工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我属于料场。他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艺术家(而非画家)，他属于整个人类。是世界的。这个观点我后来逐渐认同，作为艺术的一面，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但是，我最终无法接受他骨子里瞧不起工人的心态，我最后跟他说，你瞧不起工人，你无法属于整个人类。这也是我跟他永远的区别。他送给我的那幅画，我一直不太喜欢，料场在我眼里是父性的，它开阔明亮，为我展现劳动的欢腾，让我充满敬畏，我被料场苍莽的气质吸引，它绝不是阴暗、落后、卑微、压抑人性的城堡，不论是物的，还是非物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