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宫巷沈记
作者：南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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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回家尽孝，没有必要因为放不下手中的那一些可怜的权力首鼠两端。家是什么?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是一个允许蓬头垢面或者睡懒觉、发脾气的处所；人生在世不称意，回首茫茫家何处——那就是双重的悲哀了。沈葆桢肯定明白，不论飘泊何处，身后必须有一个坚固的家。江西巡抚的职位并没有让他得意忘形。购买宫巷十一号沈家大院，无疑是提早为自己的归隐找好一个栖身之所。
家是双亲的白发，是娇妻稚子——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他的妻子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官宦名门如何择婿历来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据说林则徐出身贫寒，但是一位郑姓知县慧眼识人，毅然把女儿许配给他。当时林则徐不过十来岁，前往鳌峰书院的途中遇到雷雨。他在郑家大门口的屋檐之下躲雨，信手取出老师的文章朗声诵读。郑姓知县闻声出门，一眼认定林则徐少年老成前途无量。次日郑家立即托人议亲，林母因为门第卑微而婉拒。郑家再度请人撮合，他们的诚心终于打动了林母。坊间一种说法认为，林则徐的择婿异曲同工。沈葆桢当年是林则徐府中的随从，，某一个寒冷的大年三十，林则徐要求沈葆桢誊写一份奏折。沈葆桢不断地哈手取暖，终于工工整整地誊好。林则徐突然说，奏折之中的一句必须改过。沈葆桢二话不说，重新誊写。林则徐暗自颔首，当即挽留沈葆桢过年，并且在大年初一当众宣布沈葆桢将娶走二女儿林普晴。
这种戏剧化的情节估计出自某一个民间文人的虚构。沈葆桢与林普晴是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沈葆桢十三岁定亲，当然，他们的婚事最终的确由林则徐定夺。沈家的清贫可能远甚于当年的林家，但是，林则徐相中了沈葆桢的出众品行。林普晴嫁入清贫的沈家，相夫教子，侍奉公婆，针线女红，勤勉度日。为了凑齐沈葆桢赴京赶考的盘缠，林普晴典当了金镯子，从此改戴一副藤镯。没有她的悉心照料，恐怕也没有沈葆桢日后的发迹。林普晴五十二岁辞世，沈葆桢的挽联悲怆唏嘘：“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一些历史著作将林普晴列入奇女子，肯定是因为她性格之中的侠气。将门虎女，这种侠气很难从小家碧玉身上发现。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的时候，林普晴曾经伴随左右。一日，沈葆桢出城筹粮，太平天国大军突然袭来。城内的兵卒和衙吏纷纷出逃，林普晴率领残部冒死守城。她刺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送给玉山守将饶廷选，既委婉陈辞，又朗声疾呼。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飞驰解围。这即是“血书求援，广信解围”的故事。下得了厨房，上得了城墙，通常的女流之辈显然望尘莫及。我猜想，林普晴端庄贤惠和非凡的气度恐怕是沈葆桢恋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宫巷十一号的女主人面目可憎，性情乖戾，沈葆桢怎么会把回家作为后半辈子如此重要的人生主题?
我同时猜想，沈葆桢恋家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窗明几净，笔墨纸砚，吟诗品花，倚栏观鱼，“雪天裘被偕朋辈，平地楼台望子孙”，沈家大院寄寓了多少生活情趣?当然，这些猜想很可能遭到鄙夷。铁血男儿，志在四方，雄才大略必须抛开家室的负累，儿女情长哪能有俯视天下的怀抱?所以，古人总是乐于流传种种励志的典故，例如林则徐为沈葆桢改诗。估计是一个如水的秋夜，新月如钧，沈葆桢独酌于庭院。酒酣耳热，傲气顿生：“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沈葆桢吟诵再三，顾盼自得，择日将诗句呈送林则徐。林则徐沉吟半晌，提笔将“何必”改为“何况”——“一钩足以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顿时汗颜。显然，这个故事肯定的是大人物的襟怀志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必须摒弃一己，以天下为已任。“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林文忠公的名句。这种观点当然无可非议。可是，天下之人，人各有志，兼善天下是一种志趣，独善其身何尝不是另一种志趣?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文人对于这句话耳熟能详。这犹如两种互相补充的生活理想。他们潇洒地往返于庙堂与山林之间，气宇轩昂，进退自如。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澄吾足。世事无非如此：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然，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文人对于庙堂充满了敬畏。权力崇拜普遍气氛之中，“独善其身”多少像是一种无奈的下策。因此，无论是隐居于江湖，还是招摇于闹市——无论是柴门草堂，野渡扁舟，还是青楼笙歌，游宴酬酢，这些文人仍然时刻支起耳朵，凝神谛听朝廷的动静。只要君王一声召唤，他们就会抛下手边的一切，飞奔而去。如果朝廷大门紧闭的时间过长，这些不甘寂寞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搔首弄姿，制造些许响声，或者讨一两封名流的引荐信投石问路。当然，这些游戏肯定有些冒险，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当年孟浩然应邀至王维的寓所清谈，碰巧唐玄宗来访。唐玄宗听说过孟浩然的名声，慈祥地下旨召见。孟浩然乐不可支地从藏身的床铺下爬了出来，顾不上拍打身上的灰尘就兴冲冲地吟咏自己的诗作《岁暮归南山》。不幸的是，一个小小的事故发生了。唐玄宗听到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句子之后恼火地说：“卿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不言而喻，孟浩然的一切机会从此断送。
当然，那么长的历史上不乏几个猖狂之徒。嵇康拒绝出仕而宁可呆在茅屋前的柳树下叮叮当当地打铁，奏《广陵散》；陶渊明挂印弃官而去，情愿日复一日悠然地与青山相对而望：李白多喝了些就放肆地发酒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甚至胆大妄为到了吆喝高力士脱靴子——这些目空一切的家伙的确不太把权力放在眼里。然而，他们毕竟没有几个。绝大多数自视甚高的文人雅士面对权力的时候总是毕恭毕敬，喏喏连声。即使郑板桥或者金圣叹这种貌似耿介的家伙也时常卸下面具，动不动就感激涕零地向北叩首而拜。为什么权力场的吸附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文人无法自持?必须承认，名利或者虚荣不是答案的全部。至少在当时，“忠”是权力崇拜的另一种表述。朝廷、天子至高无上，“忠君”也就是将自己的全部才能奉献给这些权力的象征。朝廷之外不存在清谈国事的沙龙，多嘴多舌很可能惹出杀身灭族之祸。报纸、杂志所形成的公共空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诞生之前，众多文人只能把一腔的报国激情写成奏折，恭呈圣上。如果这些文字无法叩开朝廷的大门，长吁短叹的内容只能是怀才不遇了。诗书礼易，地理天文，从小积累的学问烂在肚子里，岂不是空活了一辈子?所以，他们只能崇拜权力——只能把自己的生命托付君王的青睐。
如此看来，沈葆桢多少得算一个异类了。他显然没有李杜的文采，书法亦无法跻身于二王或者颜、柳，另一方面，他官运亨通最终官拜两江总督——然而，沈葆桢屡萌退意。仕途一帆风顺，无数的同僚垂涎三尺啧啧有声，没有人相信他竟然被一袭官袍箍得喘不过气来。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