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期
人世难逢开口笑
作者：单世联
字体： 【大 中 小】
四 对联邦制的终生兴趣
不管毛时代中国人的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受到多大限制，毛本人却是个性极其自由、内在思想也比较丰富的。他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和控制严格的政治权威，但在他的心目中，对中央政府的大一统实际上并不满意。
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是毛自觉与苏联模式保持距离、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有一大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说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取经。据说作报告时他曾认为中国可以搞联邦制。一九七七年正式发表的文本没有这个观念，但确实对中央包办一切的方式作了批评，提出要加强地方的积极性。当然，《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个操作性强的政策，“一方面”、“另一方面”说起来很好听，但中央和地方究竟怎样分权并未厘析清楚，而且不久他即发动的大跃进，不但地方没有多大权力，连国务院和中央的各部委也都直接听命于毛一人。三年困难时期把一些包袱下放给地方后，“文革”中又一次实行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一九五六年的设想从未真正实施过。
但这并不只是毛一时的念头。一九七○年他还念念不忘此事：
毛泽东再次说到美国，中国应该学美国那样把责任和财政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213）
如果追根求源，这一观念并不仅仅是鉴于苏联教训，而是来自毛早期思想。一九三六年他和斯诺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
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倦。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动同北京分裂。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43—44）
一八二三年美国总统门罗为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发表宣言，不允许欧洲在美洲殖民，美国亦不干涉欧洲事务。“门罗主义”即孤立保守主义，毛把它中国化为“湘人治湘”，各省自治，中国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与此相关的文章甚多：
《湖南人再进一步》（1920年6月11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
《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的历史及现状证明之》（1920年9月6、7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1920年9月26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1920年10月3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1920年10月7日）；
《反对统一》（1920年10月10日）。
一九三六，毛年对此的解释是对北洋政府感到厌倦，但事实上包含了他青年时代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比如：“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毛泽东早期文稿》507，湖南出版社，1990）“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组织。在沙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同上530）等等，这些问题即使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没有解决好，也依然是中国发展的重要障碍。毛不仅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而且“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个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同上，508）。他这时的理想国家是德国、瑞士，“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同上682）
五 教授们的责任
毛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历来不抱好感，竭尽热嘲冷讽之能事。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后人分析，怎么估计罗这句话对毛的伤害也不过分，因为它触痛了毛的一个隐秘的创伤。一般认为，毛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基于两个经验，一是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时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冷遇，二是三十年代他受到王明等一批留苏的列宁主义知识分子的轻视。
一九一九年，毛来到故都，由未来的岳父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让他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39—40）
毛和斯诺谈话时正处于困难时期，还没有一九四九年后天南海北任意发挥的潇洒，这段话基本上是陈述事实。尽管他对这一体验耿耿于怀，但到底承认了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这些名人们都很忙，二是毛的南方土话也妨碍了名人的兴致。只是刚好是这个小人物，三十年后主宰了中国，主宰了一大批名人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后来遭难的知识分子也许有理由责怪当时的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的态度谦和一些，如果他们屈尊与图书馆助理员多聊一下，哪怕是敷衍性的，毛对知识分子的观感可能就不是后来那样酷烈。
假设不是没有意义。引领时代潮流的名人傲慢自负，固然说明他们的境界还不够高、做人上还差一个等级，但一个苦斗成名的人，在未成名的人面前摆一点架子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曾给当时的名人梁启超写信讨论时政，不获回音，梁济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有失望之情而无怨恨之意。梁济自杀后，梁漱溟以此见告梁启超，引起梁启超深深的自责。
所以政治家如果主要根据自己对部分名人的印象就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显然就有点意气用事了。
六 生产力的限度
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雄心越来越大，步子越来越快，不断通过搞运动的方法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所有制的变革，实际上是以“唯生产关系论”反对“唯生产力”论。除了种种政治上的考虑和当时形势的影响外，在毛本人究竟有没有什么依据？一九三六年毛对斯诺说：
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125）
中国人的生产力受到压制是事实，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也是可能的，但这个提高不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一个农民没有土地，只能为地主扛长工，地主可能对他不好，加上这个农民不认为是在为自己干活，因此他在地上就不认真种田，得过且过。这样，这块地的收成就不会好。反过来，通过革命把地主的地分给这个农民，他为自己干活，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同样一块地可能比过去好很多。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这个提高仍然是有限的，它要受到土壤、气候、生产技术及其他诸多条件的限制。无论生产关系如何革命，生产力的水平在特定时期总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增长，更不会像大跃进那样一亩小麦打几万斤。毛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约束，但没有看到生产力自身的限制。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