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跪之忏悔、无辜负疚和我是同谋
作者：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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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基督文化中的无辜负疚以及我对它的理解来诠释勃兰特的跪，到此应该收笔了，否则我自己就以为涉嫌成了这位前西德总理的颂赞者，而这是让我十分难堪的，它有违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执笔原则。一个站在体制之外以批判为务的知识分子宁可把赞辞献给女性，也不会留给官员，尽管正如我说过，我是把勃兰特作为一个人来剖析，他的下跪，与总理无干。然而，现在，我依然需要走出这个“彼得堡”，因为，就无辜负疚这一体现了人性某种品质的基督精神而言，勃兰特是个案但不是孤例。这里，我很想叙述一下前俄国的犹太裔哲学家弗兰克，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后来成了东正教的传播者。从他的身上可以使人感知无辜负疚精神的另一侧面。同时，我觉得，弗兰克早年的经历和中国的红卫兵理想主义者们比较接近，因而在性质上两者更容易构成比较——如何面对自己早年的理想与激情。同时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暗暗地希望中国的红卫兵们能够从这位同路人的身上获致某种反思，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这是刘小枫博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新精神哲学”系列中的一本书，《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弗兰克正是在这个由中国人汇编的集子中对他早年所信奉的各种精神偶像作出了深入的批判，其批判本身已使人耳目一新，更令人感佩的是他的批判锋芒竟直指自己，他把真诚的自我批判融入他的忏悔，这种别具弗式色彩的批判性忏悔便使无辜负疚在走向人性之深的同时又泛出极为可贵的思想亮色。
“二十五年前，在俄国青年的一定圈子里充满对献身革命的普遍崇拜。青年大学生无一例外地分为两组：或者是无原则的追求名利地位者和酒鬼——‘贵族阔少爷’，或者是献身于进步和拯救人民的‘有理想的人’，也就是革命英雄。”弗兰克属于哪一组呢？不言而喻。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弗兰克。“在莫斯科的这样一个‘无辜’的大学生‘革命’小组里，有一个俄化的德裔贵族出身的青年，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很有教养。当小组被捕以后，……这位青年却出乎大家的意料，在监狱里自杀了，而且是用极其残忍的方式，以证明极度的精神失望：先是吞食了大量碎玻璃，然后往自己床上洒了煤油点火自焚。”临死之前，这位青年承认：“使他痛苦的是自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自己对这一事业的内在反感，对普通的平静生活的不可克服的愿望。”饶是如此，但当时正处于革命狂热状态中的弗兰克还是忽略了这个青年自杀的真正原因，并将其诿诸敌人。他说：“他的死使我们震惊，但是我们把罪过归于可恨的‘君主专制’制度；我们照例在他的葬礼之后举行了反政府的游行，使我们的革命美德意识得以安慰。”事情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事实上也结束了，弗兰克后来也脱离了革命，并被苏维埃驱逐出了俄罗斯，从此便浪迹国外，以至终老。可是若干年以后，弗兰克“回想起此事”，这时才“感到自己对这个无辜的牺牲负有责任”。他这样忏悔：“我感到自己是那些为了革命而在特殊状态下发生的杀人和恶行的道义上的同伙。因为正是我们这些理想的牺牲者，用自己追求革命的思想榜样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道德强迫，宣判了这个无辜的年轻灵魂的死刑；我们强行给他加上了他所不情愿的献身革命的无情苛求，尽管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弗兰克当时没有发现，可是后来发现了，就像那个自杀的青年是无辜的，其实弗兰克也是无辜的，但他却作出了负疚的反省——此可谓俄文版的“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但它毫无王导式的个人利害关系在内。相形之下，中国的红卫兵对其受害应该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正如弗兰克对那个青年并没有责任一样；遗憾的是，他们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当时没有发现，尔后也没有发现，甚至直到今天。如果说普通的人性比高贵的理想更重要，那么，到底是什么遮蔽了他们本应发现并且也不难于发现的双眼？
在无数犹太人的亡灵前，勃兰特长跪无言；而面对一个人的死亡，弗兰克却自忏如剑。两人一个用行动，一个用语言，从不同的侧面给无辜负疚注入了沉重的人道内涵。但，仅此而已吗？所谓“逝者长已矣”，可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而非“存者且偷生”。那么，如何活？如何才能不偷生？这是个问题。负疚是“一种修改自己的生命痕迹的愿望”，忏悔既是告慰亡去的灵魂，也是自新人类生命的祷告。因为他人的死，已使人类的生存亦即我的生存产生了病变。当南美原始森林中的蝴蝶煽动一下翅膀，非洲大陆的草原上便降下一场漫天大雨，大自然尚有此不可思议的“蝴蝶效应”，况乎地球在“村化”中原本就息息相关的人呢。此前，对无辜负疚的理解更多是落实在人道的或道德的层次上，看来是不很够的，在这个层次上，它仅仅是一个有关人类“良知”的问题。可是，它为什么不同时也是有关人类自身“生存”的问题呢。在生存论的层次上，忏悔的意义可以重估，它未必不意味着生者对自己所面临的生活的一种责任。因为几百万犹太人的鲜血并未涤尽人世间普遍的恶，奥斯维辛之后，还有古拉格、文革、波尔布特、太阳王朝……血流成河的世纪啊，历史没有终结。人类的每一次被屠戮，都是我自己的死亡。当死亡的阴影依然在眼前晃动的时候，忏悔就不仅仅是自责，它也是人类一种发自本能的惕惕然的自警。一九三六年，带有法西斯性质的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分明写过《永别了，武器》以示自己反战立场的海明威为什么又重执武器回到马德里？这从他的另一长篇《丧钟为谁而鸣》——正是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小说——的扉页中可以找到答案。全书的扉页是一段意味隽永的题辞，它录自十六世纪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布道辞，这段文字这样叙述了他人之死与我在生存上的关系：“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这样的句子读来是够让人惊心的，它显然惊动了海明威。我不知道勃兰特和弗兰克在忏悔时心里是否有着这样的钟声，但我宁可相信是这样。无辜负疚并非无缘无故，它在潜意识里是祈祷人类在今后的生存中不要再听到这可怕的钟声。
遗憾的是，这样的钟声并非因人感到可怕而绝迹，相反，只要人类自身还存在，钟声就是一种注定。现在我的耳边就未必没有这样的钟声，而且，一九九九，这样的钟声不止一次于无声处响起，想想这个世界和我的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吧。而这一切尽管不需要我直接负责，但未必不需要我忏悔，如果我愿意这样要求自己的话。因为，面对罪恶，假如我没有尽到一个人的责任，那么，我也就无形中伤害了自己。这是一则印度小说的大意，我很愿意在此援引。一位音乐家死在大剧院的门口，但他的灵魂却迟迟不肯回归天国。因为他看到这一点，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每个人就都有死亡的可能。正如世界上还有一个奴隶，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奴隶。因为让人饿死、成为奴隶的制度还存在。所以，他说“我不能死”——这也是小说的题目。这位音乐家的话可以引申，只要你身边还有一个人受迫害，那么，你也在劫难逃。也许再行叙述一个反弹琵琶的故事是饶有意味的，它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东岸，源于美国的一部电视剧。斯考基是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犹太人居住区，但芝加哥也是美国纳粹总部所在地。作为一个结社自由的国家，只要守法，组党和信仰是公民自己的自由。因此，美国有共产党，也有纳粹党。犹太人与纳粹党自然是对头。但这一次，纳粹要到斯考基去游行，宣扬他们的主义。犹太人告上法院，要求禁止游行。于是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论辩。令人惊异的是，为纳粹辩护其游行权利的律师，居然是个犹太人。因此，这位律师理所当然地被犹太社区骂为叛徒。然而，他这样说，他的上辈也被纳粹杀害过，他当然痛恨纳粹。可是，为什么当时纳粹能够杀死那么多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少数，而少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今天，在美国，纳粹也是少数，他们的主张固然荒唐，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而他们的权利却是另一回事。我为之辩护的不是他们的主张，而是他们的权利。游行正是这样的权利之一，这是宪法所保障的。如果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利，就等于践踏了宪法，也等于把我们自己的权利置于不被保护之地。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犹太人会自食其果，再次遭到迫害。结果，纳粹的游行如期举行，而犹太人却谅解了这位律师。
这样一个陌生的美国故事肯定会让我的很多同胞感到不可思议，我读它的感佩是，人类终于学会从苦难的生存中接受其教训。这位律师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族类辩护，他根据的正是人类生存的相关原则。在美国的宪政语境中，对“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的信仰，如果只是在自己的信仰层面而非有伤别人的行为层面上，它是一种权利。但由于纳粹的臭名昭著，它也只能是极少数，谁会相信它呢。问题是，极少数也有它自己的应有的权利，如果多数以多凌少，这就是不义。这位律师不是为纳粹，而是为这种不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这次不义是针对别人，下次不义就可能轮到自己。因此，为了自己，也要抵抗不义。这是血的教训，当年，面对纳粹的迫害与罪恶，不正是很多人认为与己无关，以至最终酿成巨大的灾变吗？这是当年一位宗教领袖在纳粹集中营的忏悔，现在它被铭刻在美国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门前的石碑上，我无缘亲睹，但却读到它所流传的不同版本，这里不妨摘录其一：“在左派人士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工会被镇压时，我们说与我们无关。在其他犹太人被镇压时，我们还说与我们无关。现在，我们自己遭到了镇压，但已没有人为我们说话了。”何其痛切的忏悔，但悔之晚矣，人已经陷落集中营。以前所有的无关，残酷地变成了有关，有谁能够摆脱这致命的有关呢？丧钟终于为自己敲响。读及这段文字，真正地心手俱颤。它是说给每一个人听的，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类似的情况。面对不义乃至迫害却认为与己无关，那么，犹太人的昨天总有一天就会成为我们的明天。因此，在激烈的萨特看来，当别人承受不义、迫害与暴力，一个人如果是旁观而不予抗议，那就不是一个忏悔的问题，更不是什么无辜，而是罪人，要送上道德法庭。他曾经愤怒地抨击一位知识分子没有投入支持黑人反种族歧视的抵抗行为，指责他“犯了谋杀黑人的罪恶”，甚至，“那些被警察、被制度所杀死的黑豹党徒好像就是他扣动扳机的”。萨特果然不同凡响，但惜“其责人也重与周”，与恕道不吻。如果这样的道德枪口反转过来，对准自己，那么，至少是我，愿意引颈。因为，一九九九，在这个世界上，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因其表达上的无奈，与我无关而我又面对与目睹的不义，是那样的违反人权和人性，但，我却无奈地沉默着、苟且着，直至现在。甚至就是眼下的自谴文字，依然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抽骨头”。当然，我未必不可以自宽，在不可说的空间中，沉默是无奈。但，至少此刻，我并不想使用任何借口。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以话语表示自己的立场和担当，我立场何在、担当如何？回答只是一个字“耻”。它刺目地提醒我，一九九九，我是同谋！
跪下去吧，邵建，为你那不义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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