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5期
辉煌而沉重的节日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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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那些在封建特权或资本特权长期奴役下像猪狗般苛活的底层大众终于通过革命而宣泄出自己的屈辱和痛苦，他们从心灵深处被唤起的人的快乐和尊严，只要理智正常的人能不为之感动吗？当然如果完全没有被压迫者的经历，情感的反应可能较为淡漠，如果本身就是一个压迫者或者他们的帮闲，那反应就会完全相反，因为，在这些人眼中，被压迫者本来就和猪狗牛马并无两样。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令人激动的，这是人类一种几乎是先验的情感，它不会因为里德后来在红色恐怖中的不幸遭遇而贬值。克里孟梭“三十岁以后还信仰左翼思潮的人必是头脑有病”的说法，只不过是在为他自己政治立场的转变进行辩护，并非什么至理名言。晚年的他，头脑虽然没有病，但却是一个极其嚣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位“老虎总理”在“巴黎和会”上的狰狞嘴脸，而且，他的沙文主义情绪和敌视弱小民族的态度在西方也是为许多人所不齿的。即使依时髦的说法，思想和政治上的重新选择是个人不容否定的权利，那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典型，比如墨索里尼，这个法西斯头子就曾是一名很激进的社会党人。由此及彼，联想到现在有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光明梦的觉醒”，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既然说革命是由社会矛盾的张弛所决定的客观规律，那么就不宜给它戴上“欺软怕硬”的帽子，欺软怕硬也许是某些革命家策略的写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支配革命形势的发展。援引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革命和尼古拉二世时代的俄国革命来证明革命往往在“压迫的弹簧放松的刹那”间发生，这至少是一个根据片面的观察得出的结论。很难说路易十六比他的祖父路易十五开明，也许可以说他比他的祖父更为怠惰、昏庸、愚昧。路易十五这个志大才疏的国王（他想效法自己的曾祖父路易十四，但他却完全不具有路易十四的才能和气魄，而且他又是个懒惰并缺乏自信的人），五岁登基，在位五十九年，历史学家对他的总评价是：“使国王在道义和政治上的权威日趋衰落，外交和军事上屡受挫折，导致一七八九年革命的爆发。”可见法国大革命危机的种子出自路易十五的培育。到了路易十六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中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同时，产业工人及产业后备军已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和政治改革成为城市居民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封建贵族的反扑也不断加剧，双方激烈的对峙迫使国王召集三级会议。对峙的双方都想争取国王的同情和支持，如果路易十六和第三等级的改革力量结盟，法国可能和平实现君主立宪，但他却倒向了教士和贵族一边，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一七八九年，他正式拒绝批准国民会议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完全投降了宫廷反动势力。是他的昏愦促成了法国大革命，而不是革命选择了他的“开明”。
至于俄国革命，更难说发生在“弹簧松动”的那一“刹那”，尼古拉二世本人从来不是什么开明人物，他反对地方自治，强化警察国家，热衷对外扩张，野心勃勃而又不学无术，德不济能，才不济德，他血腥镇压了一九○五年革命之后，又把俄国带入了世界大战，搞得国家民穷财尽，忍无可忍的工人、士兵和农民终于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把他赶下台。当时的革命党人（包括布尔什维克）对此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下层群众革命的自发性，造成国家权力的一度真空，也就是说，即使职业革命家预定了欺软怕硬的策略，也轮不到他们来作选择。尼古拉二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倒还算得上一位较开明的皇帝，父亲尼古拉一世专制于前，儿子亚历山大三世独裁于后，他的统治也许称得上是“弹簧松动”的时期，但在那一时期内，俄国不仅没有爆发革命，相反在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了全面的进步。亚历山大二世后来被民意党人刺杀，但那并非一场革命行动，而只是一次恐怖阴谋。
朱先生还提到法国革命后期的“热月现象”。我想这“热月”大约指的就是一七九四年的“热月”（七月），这个月里，法国究竟有些什么“现象”呢？似乎不是群众厌倦了革命，“从广场溜回到厨房”，而是吉伦特派对雅各宾派发动的致命进攻。当时法国群众对于激进的雅各宾党以革命的名义滥杀无辜的行径，由恐惧而至于厌憎，他们担心罗伯斯庇尔及其救国委员会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终于在七月八日这天，国民公会为吉伦特派所控制，下令逮捕罗伯斯庇尔，其后三天内处决雅各宾分子一百○四人，造成一段时间内对全国雅各宾党人的“白色恐怖”，随后建立了软弱而腐败的督政府，既非共和，又非专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更为放纵，更无节制，从而为拿破仑上台准备好了阶梯，正如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一种说法：“为圣天子驱除云尔。”这些热月里的现象及其后果，和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有什么可类比之处呢？说那是我们经历过的“热月”，究竟寓意何在，令人莫知所以，而且所谓那个“热月”悄悄融化了文革的社会基础，也属难解。自上而下发动的文革，本身并不具备革命的根本特征，算不得革命，而它的社会基础既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也不是什么“热月”就能融化得了。
不过文革在形式上却也带有某些革命的色彩。这种形式上的近似，在汉语里从来都划分得很准确，比如文革便被称之为“动乱”。事实上可以说自古以来，汉语中的革命一词最得革命之精义，革是“革除”，命是“天命”，天命指的是君权，革命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革最高政权。但是，又并非一切最高权力的变革都可称为革命，比如新莽政权的建立，叫做篡逆；柴宗训被赵匡胤取代，称为禅让；明英宗赶跑景泰帝，名曰复辟；多尔衮向福临交权，谓之归政……等等，每个不同名词都标志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到了近代革命一词重新引进之后，更具有明显的褒义，它仅指代表进步的一方、被压迫者一方推翻旧制度的变革，而不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实现的政权更迭。林彪是吃透了这一套的，他能一口气数出那么多政变（所谓大念“政变经”），从未将他们和革命混淆。但他所要进行的革命究竟是什么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谁革命？自然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不是正在专政么？难道自己革自己的命？那么革谁的命？革那些已被“打翻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的人的命么？他们已经无命可革！于是，他说“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无产阶级既然正在专政，这些“革过命的革命对象”，纵然窃据了部分权力，撤职查办足矣，哪里谈得上革命？逻辑混乱，莫兹为甚！无怪乎要落个暴尸大漠的结局，此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可笑当时某些尚未倒下的“走资派”泰斗，“继续革命”的调子唱得更高，“踏上一只脚”还要“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真那样非要一脚把这些人踏死不可，高调的用意无非保住自己的富贵爵禄，较之古代佞臣的承风希旨之词，尤为可恶可耻！
朱先生说：“但凡是还能螺旋爬坡的地方，当然是慎言革命，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要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去遵循老韦伯的教导，难矣乎哉！韦伯一生鼓吹财富积累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他所谓“责任”是要人们对财富、对“开明帝国”、对教义负责，而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问题，则无疑属于“意图伦理”的范畴。人人尽韦伯所言之“责任伦理”，则自然没有革命发生，但这是否可能呢？朱先生似乎也知道答案，所以他说“当革命在改良后面加快了步伐，改良一定要走得更快，如其不然，改良就会被革命从后面扑倒。”这个逻辑似乎很难驳诘，但却十分片面，因为革命的发生和改革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前面说过，统治者的改革（放松对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会诱发革命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相反，这一改革如果确实缓和了社会矛盾，那倒是可以延缓和阻遏革命的到来，但如果这一改革是加剧了社会矛盾呢？其后果不问可知，这样的史实历史上并不少见。比如王莽的改革最终不是导致绿林、赤眉的大起义吗？近代的例子也可随手举出，如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斯托雷平也是推行过改革的，他为了扶植农村的富农阶级，强行通过了一个土改方案，以个人土地所有制代替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后实行的村社土地所有制，这一改革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过推动作用的，但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两极分化，这一分化孕育了社会危机，成为导致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重要因素。所谓加快改革就能防止革命危机的爆发，这是根据一个不完整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结论，因为改好了固然如此，但倘然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最可怕的是分配不公带来贫困阶层的膨胀），那只能是改得越快危机也来得越快。这个道理其实浅显不过，因为任何改革，都既没有现成的坦途，也没有确切的路标，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谁能保证不出一点差错？而每一个差错，却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试想，河水不湍急，便无需摸着石头前进，而对于一个在急流中摸着石头过河的旅人，如果你不希望他一脚踏空被波涛卷走，能一味地催促他加速么？所以，要平安到达彼岸，恐怕还是得把稳定放在第一位考虑。财产私有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但如果为了强调发展速度，而过分在观念上、在制度上向财富私有倾斜，那么除了拉大贫富差距这个导致社会危机的实质性结果，还会在精神上造成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而这些又将直接带来各种罪恶的泛滥，社会最终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虽然无法确切预知，但一定是十分沉重而可怕的。
朱先生说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他说这些“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但是还有一点，朱先生没有谈到，那就是“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当广大的呻吟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在痛苦的泥淖中匍伏前行时，他们会渴望革命这样一座桥梁，即使知道前面仍有沼泽，但那摆脱旧的泥淖在桥上正步高歌的日子，即使短暂，却终究是他们的节日，辉煌而沉重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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