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0期

“晚生代”小说中的“性”

作者：吴　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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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伊始，朋友来电，说想看看我刚写就的《论“断裂的一代”》。我就在电话里和朋友聊到了“晚生代”小说中的“性”。我想，引起批评界最多争议的，就是这一代作家大多都用一种感兴趣的态度写到“性”，以至给人无“性”不成小说的印象。朋友马上说，他不喜欢吴晨骏《梦境》这样几乎与性无关的小说，也要写到主人公在轮渡上看“趴在栏杆上屁股高高蹶起的女孩”；而西飏的《青衣花旦》，渴盼的那种“我现在看出去的女人……浑身赤裸裸的”的情境，也总是让人老不舒服。尽管小说中写到“性”，不等于就是写“性”的小说，但无论如何，朋友说，他不喜欢“晚生代”作家对“性”的欣赏态度。我素来不赞同用喜欢不喜欢、舒服不舒服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性”评价，于是就跟朋友说，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人手记》和纳博克夫的《洛丽塔》给我们的阅读感受都是不舒服的，但其“文学性”比很多让我们“舒服”的小说都强。尽管这不能反过来说：不舒服的小说就是好小说，也不能由此推出“晚生代”的小说就是好小说。朋友不语，大概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也没说赞同我的意见，原因大概还是在于很难排斥“不舒服”的感觉。
　　有一点我想我的朋友是明白的，那就是“晚生代”作家如此，多半来自对传统道德的一种抵抗。因为过于考虑对抗，一不小心尝到了欲望的快感，便多少有些依依不舍。那些原来是隐秘的性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所支配的大胆的、随意的文学性表现，用传统的道德眼光来看，自然是卑琐的、低下的，但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则至少是真实的、自然的生命状态的一种展现。虽然我们读起来不舒服，但作家写作的时候则是舒服的。不过，我接着跟朋友解释：用我的“本体性否定”眼光来看，文学的最高境界既不是写“符合传统道德的性”，也不是写“原生态改头换面、真实的性”，而是在于作家能否“穿越”这两种性，写出自己对“性”的理解——如劳伦斯那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以健康为准绳的性“世界”。所以我不完全赞同“晚生代”作家对“性”的处理，但我也不赞同你对“晚生代”小说写“令人不舒服的性”的批评。
　　这就首先牵涉到我们的“性观念”是否要进行当代改造的问题，但用舒服不舒服，则恐怕很难完成改造的工作。一则因为我们虽然“不舒服”于作家写“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是“想看女孩的臀部和裸体”而“不敢看”或“看不到”，这说明传统道德对本真的生命感受多有抑制，因而也有虚伪性——其结果，便是只能偷偷摸摸的看，鬼鬼祟祟的看。这样，与“性”相关的生命状态便萎缩了。二则对“晚生代”小说中的“性”采取道德性的批判，至少没有看到“纵欲”、“拜金”、“享乐”，从昨天到今天，其实均是由轻视欲望、私利的传统道德制造出来的。由于欲望和私利均属于人的自然性生命状态，我们只能尊重她而不能束缚她，所以束缚一放松便是纵欲，所以歧视欲望与沉湎欲望其实是一回事。而屈原与西门庆，也就是同一种文化的产物了——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见“纵欲”的文化性根源。所以在根本上，我们应该对传统的“性观念”不舒服才是，把观念上的不舒服问题解决了，感觉上的舒服不舒服就好办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满足自己的欲望”与“通过损害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是有原则区分的。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每个人都有的欲望采取健康的态度，而不必总是用道德性的眼光指责。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评价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对女人感兴趣，我们就会拿他取笑，在审美上也就是“丑”；而公开对女人不感兴趣的虚伪，我们则常常用“君子”来称之为“美”——尽管这个“君子”私下里还是对女人感兴趣的，甚至比前者更感兴趣。但眼不见为净，私下里只要隐藏得好，那也就跟没有一样。这就更增加了道德的虚伪与生命的虚伪——生命的自然状态必须藏起来才是，而表现出来的生命则均是生命的躯壳。因此劳伦斯的审美法则至少是指：本然的就是健康的，而虚伪的则是不健康的；本然的谈不上“美”，但虚伪的则一定属于“丑”。由于本然的欲望像大自然一样带有相互冲突性，所以我们每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从初衷上应该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应该遵守某种游戏规则（如法律和社会规范）和公平竞争原则。言下之意，欲望世界不应该由道德和情感判断来管束，道德和情感判断也管束不了。所以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控诉和批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应该诉诸高于任何人之上的法规。所以用轻视、泯灭、遗忘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欲望，欲望只不过会以更加隐秘的、变异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已。中国人喜欢的窝里斗、大批判、煞有介事和鬼鬼祟祟，以及人格的扭曲，焉能不与这种欲望的不正常宣泄有关？既如此，“晚生代”作家扯开张贤亮这代作家“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性观念面具，以直接的、坦率的、不加贬抑的笔触描绘人的性心理和性活动，可以视之为是对传统道德及其由这种道德制造出来的虚伪人格的反拨，在文学“什么都可以写，写什么并不决定文学价值的高低”的意义上，也可以视之为是对以往文学道德性的写“性”的突破，更主要的，是在文学创作领域，提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本然的、健康的性观念问题——尽管“晚生代”小说中的性态度斑驳陆离，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晚生代”小说中的性观念就是健康的性观念，但提出这个问题，则无疑预示着我们建立新的道德观念（包括性观念）的开始。
　　朱文的那篇争议较大的《我爱美元》，通过对儿子和父亲共同的性苦闷的描写，对这个命题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指责《我爱美元》这样的小说写得很“流氓气”是十分容易的，但这种指责不可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重建做任何工作。看起来，小说写父子俩共同嫖妓这件事，似乎是大逆不道的，甚至可以说违背最基本的人伦准则。但作者的立意实际上并不在“共同嫖妓”本身，而在于澄清基本的性欲满足无论对父亲还是儿子都是相同的这一事实。在某种情况下，父子俩同时有性的需求，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不过父亲因为是父亲，既不能在儿子面前袒露这一点，也不能不让儿子优先满足，这其实也是一种牺牲。这就使得父亲只是作为一个身份而活着，而不能作为一个自然的人那样去活着。这让我们想起了很多人的异化问题。比如一个领导是不能在被领导者面前表现喜怒哀乐的，一个教师也是不能去爱学生的——否则怎么为人师表？如果说有的异化是人的宿命（比如人永远只能在理性的束缚中活着），那么，我们是否也异化了本不应该异化的生活？如果我们的社会只是由各种身份构成，那么这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就是可想而知的，《我爱美元》也就是让人可以警醒的。这意味着，当父亲作为一个人时有自己正常的欲望，这个欲望哪怕是面对儿子时也应该有满足之权利，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理性，一种我们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理性。所以，父亲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不应该显示自己的性欲，就像没有丈夫的女人不应该再嫁一样的荒唐。由此类推，小说中写儿子帮助父亲招妓，立意也就并不在于写儿子的荒谬和无稽，而在于写自由自在的新人类，为上一代人的压抑性生活所着急，并通过自己能够做的，将上一代人从压抑性生活中解救出来。在这里，只有儿子才会为自己的父亲着急（儿子不会为其他父亲着急，但可以为其他父亲悲哀），也只有着急的儿子才会冷不丁想到招妓的事。因为性有的时候就是性，它不必一定要通过爱情才能得到满足。或者说，通过爱情满足的性，是对爱情的异化与轻视。这样，着急中的儿子就不必、也没有这个能耐帮助父亲去寻找爱情，来解决可能存在的性危机问题。所以，儿子对父亲健康意义上的关爱，就同样不必一定通过符合传统道德的手段来体现。朱文的小说逻辑是：吃饭就是吃饭，不必先谈一通爱情然后才来吃饭，因为那样一来，反倒可能吃不下饭了。朱文的小说如果说有社会责任的话，那就是，帮助父亲这一辈恢复健康的欲望，从“父亲”这个身份中拯救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就是作为儿子这一辈的责任。如果我们用“不舒服”将《我爱美元》拒绝了，我们也就拒绝了“晚生代”作家可能有的对“性”属于自己的理解。
　　由此，小说中最后写父子俩为金钱所困无法满足自己的性欲，从而发出“我爱美元”的呐喊，就不仅暴露出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与欲望的内在冲突，以及金钱作为欲望工具的不可或缺，从而揭示出贫困的生活与压抑的生活的内在关联，而且还传达出人的一种文化宿命——在欲望面前，我们永远是囊中羞涩的，无论是大款还是贫民百姓。因为欲望是永无止境的，而金钱则是有限的。小说没有导致我们常见的对金钱的批判，立意自然也不是仅仅在捍卫金钱，而是在写欲望、金钱和健康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同比例关系。在性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性质的时候，贫困同样可以使我们产生新的压抑。朱文对摆脱贫困的悲观是溢于言表的；父亲只能在儿子的内疚中离去，而儿子也只能在女朋友的一记耳光中感到这个世界是难以接受“诚实”的——当儿子只是需要欲望、并且也想通过满足父亲的欲望来体现自己的关爱时，女朋友那种鄙视金钱也鄙视乱伦的爱情，是否也可能“什么也不是”呢？
　　自然，理解朱文的这篇小说，不等于说这就是一篇好小说，更不等于说，凡消解传统道德的性小说，都是有意义的小说。如果说，劳伦斯将性与大自然的美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诗化世界，米勒将性与生命的宣泄、狂欢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个混乱而灼热的世界——我们通过他们的性描写，是走进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尽管在独特的意义上，米勒稍逊于劳伦斯），那么，朱文在将性与人的非道德化、非社会化生命活动结合在一起时，还没有将性与金钱的矛盾造成的尴尬，写成一个无处不在的世界。或者说，岂非仅仅是“性”尴尬，作为儿子，作为父亲，作为谈生意不成的妓女，作为谈爱情也不成的女友，乃至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其它一切关系，甚至我们这个时代，不均处在一种尴尬之中吗？如果作者的笔墨不是过多的铺写在与妓女的纠缠中，如果我们通过主人公向世界“我爱美元”的呐喊，还可以听到别的什么，如果父与子的关系中，除了共同的欲望和贫困外，还具有伦理价值中空的尴尬，那么《我爱美元》的文学性，将比现在的《我爱美元》更能充分的体现出来。
　　现在想来，我在《论“断裂的一代”》（载《花城》2000.2）中没有专门谈谈“性”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缺陷。我想说的意思是，展露“性”或符合传统道德的展露“性”，其实都不是艺术的目的。艺术既不是道德化的世界，也不是反道德的世界，而是作家如何用自己独到的理解，穿越道德和反道德，建造一个有自己的道德性理解的世界，并由此派生出自己的艺术形式。这样，对艺术中的道德而言，“自己的道德世界”就对“既定的、群体的道德”与“反道德的为所欲为”构成了“双重的本体性否定”。在此意义上，我说陀斯妥也夫斯基小说伟大，是与作者对世界有自己的道德理解不可分开的，而纳博克夫写一个中年人对一个小女孩的引诱，则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欲望异化所达到的谜一样的深度——尽管纳博克夫还不能称之为伟大。
　　对“晚生代”作家来说，“反道德”的问题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反道德”有可能是建造新的道德的开始，也可能是为所欲为的不要道德，更可能将损人利己理解为道德，所以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和扼制人欲性，并不是今天小说的最终目的。所谓“本体性否定”，即是指你在揭示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和扼制人欲性之后，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对欲望和性的道德性理解，你才能由这种理解派生出自己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意味。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晚生代”作家在整体上目前还处在“解放欲望”、“坦然地面对欲望”的层面上，其功效主要地还在于通过写作获得一种不同于现实快感的写作性生存快感（快感支配着“晚生代”的写作确实比较突出），以此解构传统道德。完成个体性理解的努力即便有，但现在还不明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像《我爱美元》的叙述方式中，而且还体现在像卫慧的《蝴蝶的尖叫》这样的性爱体验的小说中。这篇由朱迪、皮皮和我构成的小说，试图言说爱情、性爱和友爱之间的某种奥妙——真爱的最后之受伤，友爱的最后之脆弱，婚姻的最后之沉闷，似乎不得不使我最后选择了一种和皮皮若即若离的性关系，而且，这还是一种使我们获得全部快乐和幸福、全部平衡和健康的张力。这篇以不稳定、不专一、不实在为价值依托点的小说，实际上是用“若离若即”，在回答当代性的最稳定、最专一、最实在的生存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是以快乐为标准。而粘粘乎乎的爱情、友情和婚姻之所以会出问题，亦即在于违背了“若离若即”。我想说的是，卫慧在发现当代生存快乐奥妙这一点上是有成绩的，这个成绩，就像卫慧说出“很多恋人只在分手的那一瞬才真正地爱上对方”，“我们这代人一出生就已经退休了”这样内含思想的语言一样。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世界除了快乐还有能让我们心灵震撼的东西之存在，如果我们将“尖叫”也作为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而没有“尖叫”的人生同样是一种缺憾的话，如果我们沉湎富有张力的、不停变换对象的性爱，在经过快乐的人生之后，将承受比“受伤”更加难以忍受的“空虚”感的话，那么，《蝴蝶的尖叫》的整体意蕴就显得较为单一、浅显了。这意味着，一部以爱情、性爱、友爱为写作内容的作品，其意蕴和价值倾向不是安放在哪种写作内容上，而是对各种写作内容均具有穿越性。一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价值取向，不是放置在托马斯、萨宾娜和特丽莎哪一个人上，或哪一种关系之上一样。
　　这也意味着，文学中的“性”，不仅仅是写性或探讨性的奥秘，而应该在“存在性”的高度来探讨性与非性、性与爱、性与情的关系，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理解。在文学中，“性”可以是我们介入世界的方式，但它本身还很难构成一个自足的世界。“性”在文学中要从“体验”转化为一种“理解”，可能就必须注意到这些关系，注意到这些关系所组成的世界对你的努力所可能呈现的意义。我想，这不仅是“晚生代”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所有写到“性”的作家应该注意的问题。至少我以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