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0年第11期
齐人物论
作者：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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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仲敏《门》（《中国先锋诗选》）
尚仲敏的《门》成功地运用了结构象征的手法，完全拒绝比喻，达到了高度的洗练。所有的结构象征作品都是拒绝寻章摘句的，诗人像罗丹雕刻《巴尔扎克》那样，把那些可圈可点的偶得妙“手”一一剁掉。全诗如下：“门，靠着墙/直通通站着/墙不动/它动/墙不说话/但它/就是墙的嘴//有人进去，它一声尖叫/有人打这儿/出去，它同样/一声尖叫//但它的牙齿/不在它的嘴里//它不想离开墙/它离不开墙/它压根就/死死地贴着墙”。“墙”象征着某种超越时空的巨大力量及其惰性，“门”象征着不得不依附于“墙”的个人和集团。“门”既是“墙”的代言人，同时又是骑“墙”者，不管是有人进去还是有人出来，它都像看门狗那样“一声尖叫”。“门”的灵活，表面看来是对“墙”之惰性的超越，实际上却仅仅是姿态。
京不特《同驻光阴》（《同驻光阴》）
“从前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为了追寻人生的真谛，他四处流浪……”这是一幅当代诗人京不特的简明肖像。可以补充的是，和他一起流浪的，还有滔滔汩汩的诗行。就行程而论，京不特也许是中国诗人中（自然包括古代迁徙的骚客）履迹最远的。这个换下诗袍又穿起袈裟的当代浪子，甫出佛墙又踅归书斋的行吟诗人，愿意在和风下“为每一个人的身世痛哭”。他的诗思深邃而宁静，情志敏锐而浩瀚，语言如滑翔的鸟，肩着风，带着雨，衔着泥，挂着霜。展读京不特提供的长卷，我们会交替产生裸晒的狂喜、沐浴的清新和入眠的渴望，那是至高的禅悦，禅机处处，更有微笑无边。“我从古老之中伸出手来/牵走你的梦。生命一样的奉献让我造就生命/于是我牵走你的微笑”。
郑愁予《旧港》（《莳花刹那》）
诗如其名，郑愁予的诗札似有郑卫之音，愁容万状，不时发出“缈缈兮予怀”之叹。中国古典诗词看来不仅构成他诗思的主要滋养，还直接显现为灵感来源。久居域外，乡情弥久而客思常新，“去国之悲伤”无日或已，发而为诗，自然风流蕴藉，诗韵悠长。郑诗曾被赞许为“综合古典与现代的美，熔铸中国与西方的真”，然而这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赞许”吗？恐怕未必，因为日本电器之风靡于世，走的差不多也正是这条道（松下幸之助不曰：“综合就是创造”），而诗歌的创造标准，理应比家用电器高得多。郑愁予善于在诗作中驱遣古物，打造古词，抒发古情，嘶啸古调，功力虽煞是可惊，终究算不得戛戛独造。与其炫技矜博，穷流溯源，何如独上高楼，望断天涯。生活中的他穿着西服，诗中的他一袭长衫，个中魅力固有，古怪却也未必没有。
闻一多《死水》（《死水》）
在与闻一多约略同时的中国诗人中，谁都会谬托一至多位域外知己，供他们心慕笔追，仿效不已，闻一多也许是例外。这么说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属单纯的“国粹派"诗人，不等于否认他对西方诗歌的研习师法（如波德莱尔），而只是强调他独一无二的本土特色。闻一多是不容置疑的大诗人，敢于自我立法，蔑视陈规陋习，无视时髦招法，热衷于独辟新境，自铸伟词。他的大诗人身份大致体现为如下数端：情感真挚而不惜暴烈，对艺术有着绝对的痴迷，对语言有着不懈的营求，写诗如同莫邪铸剑，文字仿佛不是出自书斋，而是如火星般激溅而出，诗人裸露的躯体包裹在一片烈焰之中。充满摩罗诗力的不羁诗火，与整饬肃穆的结构，划然一体，一首吟罢，每让人生出“好一番厮杀”的感觉。大诗人舍我其谁的气概，毕剥有声——当然，大诗人往往也是缺点毕露的，闻一多节奏的呆板，诗味的直露，用词、取境的一意好古，也未便遽视为新诗的方向。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是一位技艺娴熟的诗人，句子整饬，音节铿锵，擅长比兴，尤精于尾韵。诗歌是否该押韵，这是二十世纪的新课题，而且越到现当代，不押韵的倾向越时髦。好坏姑且不论，若我们假定押韵是一门手艺，现代诗人中郭小川允称翘楚。他不仅在长调中经常仿效元杂剧一韵到底的作风，为了显示驾驭能力上的绰有余裕，还经常无视“二四六分明”的尾韵惯例，频频上演四句皆韵的好戏，让读者不禁为他的音韵探险额外捏一把汗。我没有细检，不知他是否尝试过元杂剧中“忽听一声猛惊”之类“一句三韵”的绝活。除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若干影子，看不出他受过多少域外诗人的影响。大致而言，正直朴实的郭小川堪入“革命诗人”之列，但绝无马雅可夫斯基之流的狞怖之色，这是因为他除了爱戴领袖，热爱人民，精于吟咏之外，还“怀璧其罪”般藏掖着一份“忠勇仁恕”的儒门私产。个别佳作，如《团泊洼的秋天》，庶几当得起“沉郁顿挫”的评价。
郭沫若《凤凰涅槃》（《女神》）
一个虚构的神话，成就了一位新时代的诗人。郭沫若当年以排闼之势一头撞开诗坛大门，仗的就是体内一股蕴蓄饱满的原始蛮力，活色生香、千字万味、粒粒皆辛苦的汉诗，就此似乎被挪移了发展方向，以意动人的传统被转换为以势慑人。青年郭沫若有着超乎群伦的朝气和斗志，诗情如决堤之水，奔涌之势不可遏止，因而也并不顾忌漫流的方向。虽然郭沫若有着无人敢小觑的旧诗根柢，但就《女神》而论，我们觉得他已抛尽万卷，另铸风流。仅就诗艺而论，《凤凰涅槃》让我们重温了远古诗人不事雕镂、尽兴歌唱的迷人风采。玩味该诗的句法节奏，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那首曾经刻在上古龟甲上的卜辞：“其自西来风，其自东来风，其自南来风，其自北来风”——联系郭氏后来对殷墟小屯的兴味，我这点即兴猜测，大概算不上捕风捉影。
胡 风《旅途》（《野花与箭》）
虽然“酒有别肠，诗有别才”乃世人共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勾搭缪斯，道理就像不是每个人都能打篮球一样简单，但老派的中国文人传统恰恰是：想当文人，先得过诗人这一关。该传统的好处是，为古代中国培育了为数可观的诗文两栖型人才，不利之处则是，给诗坛制造了大量废墨。充满思想家气质的胡风先生也未能免此俗套，虽力有不逮，情有他依，仍频频青春作歌。当然，出于对胡风生平遭际的巨大同情，对他斗士气概的无比敬意，我仍然尽可能希望从他的诗作中获得更多教益，即使此愿落空，则换一种形式感受一下“赤裸裸的”、“热烘烘的”、“雄纠纠的”胡风，亦不坏。胡风的诗作决非不堪卒读，只是难称上乘而已。他的载道热忱无疑非常旺盛，为庶民请命的热望，常常构成他最大的冲动。这篇《旅途》，读来隐隐有“预言”之感，特推荐于上。四段尾句分别是：我知道这就是暮了。我就颓然地坐下了。我默想众生都被祝福了。呵，拥抱吧，我底好友，黑夜！
食 指《相信未来》（《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食指是一位圣徒。在所有人的语言都被统一在最高指示下的时候，他喊出了自己的语言；当所有人的肢体语言都被统一为一个高高竖起的大拇指的时候，他伸出了他的食指——指控现实，相信未来。作为一个启示诗人，他的诗歌语言必然是质朴的，他不是为世界增加表现形式的艺术型诗人，他是为世界保留良知和尊严的宗教型诗人，他为整个时代争得了被救赎的一线可能。相信未来，是的，直到今天，真正的诗人依然相信未来——因为诗人的手指永远指向那个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烛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请记住，这是诗人一九六八年写下的诗，而我们此刻已经抵达诗人相信的“未来”，然而未来依然未来，因此诗人依然相信。
俞心焦《墓志铭》（《后朦胧诗全集》）
诗之所以成为文学中最早且永远不会消亡的门类，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诗能够满足人类的自恋。然而小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自恋，大诗人则同样无一例外地超越自恋。因此对于小诗人的自恋，不仅不存在原谅问题，如果诗人自恋得巧妙有趣，读者甚至愿意欣赏。然而俞心焦这首《墓志铭》不仅过于自恋，而且强迫读者“恋他”，实在让我莫名其妙：“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未曾爱我/当你知道我葬身何处/请选择最美丽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来向我认错……你是我光明祖国唯一的阴影/最后的阴影/你要向蓝天认错向白云认错/向青山绿水认错/最后向我认错/最后说 要是心焦还活着/该有多好”，我本来想说，要是诗人虚伪一些，把这些念头深藏在心底，该有多好；但我最后决定说的是，要是此辈浑人都不写诗，该有多好。敢于如此当众精神手淫的人，该向全体人类认错，向诗认错，最后，向汉语认错。
徐志摩《沙扬娜拉》（《志摩的诗》）
徐志摩是难得的诗人，诗思绮旎，结构多变，富于创新，出语时喉节里涌动着一股非真诗人莫办的豪情。他敢说“别捏我，疼”，他敢写“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他也敢用“火车擒住轨”。所谓“浓得化不开”，其实只是肤浅的一面之词，专供无思无虑之辈制作肥皂泡般的电视连续剧（如《人间四月天》）。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徐志摩是真正称得上“诸体皆备”的诗人，对话体、叙事体、唐璜体，俱擅胜场。名作《沙扬娜拉》，造境奇特，字字诡谲，开卷即有“风乍起"之势，吟咏之际，眼前似有一方手绢乍起乍落，忽近忽远，语言、结构、旋律高度整合，诗情、画意、乐音联袂而来，惊叹之余，惟剩四字：鬼斧神工——当然，真诗人未必即大诗人，正如真小人也不会是大恶棍。
根 子《白洋淀》（互联网“榕树下”网站）
根子是食指的同时代人，六十年代末以北京插队知青为主体的“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但我下此判断殊觉武断，因为迄今为止还无法了解当时的历史真实——一个食指已经浮出水面，但或许还有无数比食指优秀的诗人，比根子更优秀的诗人。这首诗采自作家陈村的抄本。陈村在《附记》中说：“当时，这类文字都是单线传来，有机会读到、抄录、背下者也不轻易示人，以免被诛且累及他人。与诗同时传来的是这样的几句话，说文革后期有群红卫兵在白洋淀集体自杀，他们的一个朋友事后上湖边凭吊，写下此诗……当年，我正热衷于写点歪诗，读到此诗被它深深地激动。在那个盖子下，我想，居然有这样的作品，居然有这样的作者。我梦想，有天盖子揭去，该怎样地灿烂夺目呵。”诗句是有力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震撼力：“船完全被撞破之后/也就不会沉没了。它的/每块零散的木板/将永远漂浮在海上”。以下两句诗的控诉，在我看来胜过一切控诉：“我的眼睛看到过的一切/都是杀我的凶手”，这就是诗的力量。
海 子《麦地》（《蔚蓝色天空的黄金》）
如同朱湘的蹈海不能超拔他的诗歌那样，海子的卧轨对提高他的诗歌品级本质上毫无帮助——尽管这相当有限地提高了诗人在当代的知名度，未来则藐不可知。海子是一个在平均线之上的当代诗人，但是离杰出尚远。海子原本是一个赤子，并且有机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可惜在一个不恰当的时代他错误地选择做一个天启诗人。有人说，海子的自杀“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从海子的一些诗中，我看出这可能正是他的愿望。他曾在作品中以“诗歌皇帝”自居，然而这是谵妄的。因此，我不希望海子之死成为什么神话，我们需要的是多说人话。让我们记住他的诗句，以此作为对他的最好纪念：“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或许有必要指出，类似的意思早就有过，并非海子的独创。死者已矣，让他安静地走吧，不要搅扰死者的安宁。没有人知道死者是否喜欢生者不断打扰他——尤其是自杀者。
唐 祈《故事》（《九叶集》）
这是一首技术标准、风格圆浑的十四行诗，杂有现代边塞诗和叙事诗的成份，抒情色彩却格外鲜明。作为一个曾在甘肃、青海生活过不少时间，目寓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现代诗人，唐祈的语言技巧体现了四十年代诗人的技术进步，叙事内容的大幅拓展也很好地显示了“九叶诗人”的介入精神和忧患意识。作品中的边地色彩，为他增色不少。这部分也是我喜欢他的原因。他用词准确，精选的意象常能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如“早晨，阴暗的/垃圾堆旁，/我将饿狗赶开，拾起新生的婴孩。”《严肃的时辰》）。视角苍茫，个别比喻也大胆新奇（如“……灰色的监狱，/死亡，鼓着盆大的腹，/在暗屋里孕育”。《女犯监狱》），这首《故事》更是有情有调，有爱有憎，结尾尤其让人涵咏不尽：“秋天，少女像忧郁的夜花投入湖底，/人们幽幽地指着湖面不散的雾气”。
唐亚平《黑色睡裙》（《后朦胧诗全集》）
唐亚平是当代女诗人中力量最雄浑的一位，尽管她并不张扬女权主义，但这种意识还是贯穿她的大部分作品，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她的组诗《黑色沙漠》或许是最出色的当代组诗之一，《黑色睡裙》则是其中一首。与大多数优秀女诗人以非逻辑的鲜活感觉和对细节的出色把握见长不同，唐亚平的语言才能相当突出，她的许多作品在修辞上非常精细，措辞分寸感很好，从不滥用女性的感觉，值得细细品味。尽管我反对在现代诗中寻章摘句，但下面的句子依然值得大力推荐：“在讲故事的时候/夜色越浓越好/雨越下越大越好”，最后一句有一种超逻辑的出色语感，这正是诗的特权——可惜许多诗歌作者对此完全弃权。
顾 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五人诗选》）
“我是一个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这些今天看来毫不朦胧的诗句，若干年前竟被传颂一时，只能说明那些刚刚从精神饥渴中醒来的人们多么饥不择食。这些诗句除了预示顾城日后的自毁毁人，还有什么价值？如果单举这几句犹如孤证，那么不妨再举一些：“我等待着/等待着又等待着/到了，大钟发出轰响/我要在震颤之间抛出一切/去享受迸溅的愉快/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有时，我真想》），“我只是深深憎恨，你的所有同学/她们害怕我，她们只敢在门外跺脚/我恨她们蓝色的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铁铃——给在秋天离去的姐姐》）。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童话和美妙。算了吧，我已经看够了这种“一顾倾人城”的绝世天才！
席慕蓉《白鸟之死》（《名家诗歌》）
也许和国文教育的取向有关，再加缺乏浩劫体验，台湾文人，即使是那些走通俗路线的，语言底线一般也较大陆文人为高，顶不济也能做到文从字顺，言语清通，一点沾自文言的胡椒，更是谁都要撒几撮。初看难免一喜，觉得大陆文人失分太多；看多了常嫌其滥，反觉大陆作品更耐咀嚼。就诗集销售的平均值而言，席慕蓉的诗歌算得上火爆。不带偏见地凑近细看，顿觉配方单调，无非表达些细皮嫩肉的情愫。诗中流露出的情感，夸张有余，真实阙如，刻意作秀的血痕，斑斑俱在。以这首名诗而论，寄深情于白鸟之死，固然可取，写着写着却有点情绪失控，竟至于写出“那么，让我死在你的手下/就好像是终于能/死在你的怀中”，于情于理，两相乖离，原来的控诉意味刹那间被替换为一缕变态迷思。现代诗歌在二十世纪摸索出的成就，在席慕蓉那里算是被一笔勾消了，诗歌在她手下，依旧沦为烈火殉情的表演舞台。
曹葆华《无题三章·一石击破了水中天地》（《现代派诗选》）
《现代派诗选》仅收曹葆华诗两首，标题竟都是《无题三章》，为示区别，只能加上首句，即使这样做会违背作者当年命题时的初意，也只能不管了。作者若实在懒得起题目，或以为只有“无题”二字才配抹上诗额，何不借鉴西方音乐家的传统，弄个什么“无题第34号”来。将曹葆华与废名统归为“晦涩”，只能显出评家的弱智。曹葆华的诗札，意象虽然迷离纷繁，诗境却惊人地完整，在这股完整诗境的牵引下，渐渐地你会发现那些貌似不相干的奇异意象，竟纷纷点头致意起来。中国不少评论家，受自身见识和器宇的拘限，多半分不清神秘宗与装神弄鬼的区别，一旦读到诸如“古崖上闪出朱红的名字/衰老的灵魂跪地哭泣”，便忙不迭地指斥为晦涩，只有高明如中书君者，打通中西，诗眼如炬，才会破天荒地伸出手来，额庆于七十年前。
梁晓明《各人》（《后朦胧诗全集》）
这首诗的特色，可以从全诗总共二十四行，却使用了二十一次“各”字中看出，其中重复标题“各人”十五次。诗人在一首诗中把某些词句极端性地反复使用，总是为了营造某种特殊的氛围。读者的耳膜在连续不断的锤打声中，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这首诗处理的题材相当抽象：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隔膜。隔膜使人们变成“各人”。不仅是路人、敌人成为“各人”，连熟人、友人甚至亲人，也都成了“各人”：“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在冷漠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已经罕有同类亲情，也对这个阻隔了各人与各人的文明大厦毫不留恋。因为谁也不是大厦的主人，只有客人，只有各人。
黑大春《东方美妇人》（《圆明园酒鬼》）
虽然我对过于主观和过于感伤的浪漫主义诗歌相当反感，但自称“新浪漫主义”的黑大春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我，这首《东方美妇人》堪称代表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首浪漫主义杰作的出色程度。这首诗运用大量的定语结构（名词中心语加定语），来表达双层复合思维，使得这首诗的句子相当长，但长句子的运用却相当成功流畅，体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杰出才能。我还没有见过在长句运用上比黑大春更成功的当代诗人。“啊！东方美妇人/啊！统治睡狮和夜色的温顺之王/在你枫叶般燃烧的年龄中，圆明园，秋高气爽/并有一对桃子，压弯我伸进你怀中的臂膀//啊！东方美妇人/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圆明园，迷人荒凉/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韩 东《你见过大海》（《白色的石头》）
韩东是一位以荒诞为主题并给定荒诞以恰当形式的诗人。他的诗观是“诗到语言为止”，他的作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的诗是纯粹的“语言”之诗：对一个基本词语的反复缠绕，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韩东的诗非常“简单”，类似于现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表达方式的纯粹化和简单化，不仅无损于诗的力量，相反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力量。在极少形容词的冷峻表象下，诗人用词语的重重缠绵替代了情感的缠绵，用基本句型的反复萦绕，替代了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短句子所传达的决绝语气，以及词句的重复所渲染的义无反顾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极富现代气质的人生态度。韩东达到了某种洗练的极致，他也是当代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诗人。
舒 婷《致橡树》（《双桅船》）
舒婷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自然不能说她毫无才情，但不过略胜于平庸的文人。尽管曾经享有一时声名，但独创性却极为有限。在诗歌这个语言和思维的先锋领域中，没有独创性是致命的，一大批平庸诗人必然要被逐出诗国——看一看《全唐诗》中那些陌生的名字吧。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涉足染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长处，舒婷也不例外。诗人并不高于别人，但他们天生是诗人。很多人天生具有其它资才，诗人却可能没有。舒婷的诗歌养料主要是裴多菲，比如她的代表作《致橡树》头尾是这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诗比汪国真好到哪里去。
臧克家《老马》（《烙印》）
当代热衷于厚外薄中的文坛新锐，为搬弄见识，抖露雅博，往往动辄就抬出奥地利人里尔克的名诗《豹》来唬人。我虽也素喜里尔克，但就《豹》而言，中国诗人臧克家的《老马》至少也有望与之同场比试一番，正如若不嫌土气的话，新锐嘴上的“西绪福斯苦役”，在中国原也有一个吴刚伐桂的传说备用。对臧克家作为诗人的完整一生，我无意置评，何况，“老来颓唐惟应景”，从来就是不少中国诗人的宿命。我尝以为，江郎既已写出《别赋》，“才尽”与否便无关紧要。同样，臧克家既已向世人奉献出袖珍杰作《老马》，其余种种，也不必过问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再玩味一下那个动感十足、飞机撞山般的开头：“总得叫大车装个够”；那个电影特写般强烈的形象：“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那道让人久久意绪难平的“鞭影”；以及西人ABAB式韵脚的种种佳妙……
翟永明《女人》（《后朦胧诗全集》）
翟永明是最具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女诗人，然而却具有女性罕见的内省深度。她似乎习惯于立下一个组诗总题，随后耐心等待灵感或最佳创作状态的到来，而每一次创作冲动来临，她只是完成组诗中的一首，然后再耐心等待下一首诗的召唤。因此她的组诗具有整齐的水准，而不是像其他写组诗或长诗的诗人那样，往往在后半部分力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女人·独白》）。
默 默《我和我》（《后朦胧诗全集》）
默默是一位城市游吟诗人，在充斥着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当代诗坛，默默的诗风具有一种少有的民歌式的朗朗上口和轻快节奏，他的诗不适合朗诵，但宜于低吟而玩味。“一切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一切无所作为都是那么优雅//很久了，没有等一杯茶凉了再喝/啜出轻轻的哨声/回味苦涩像放一张新唱片/很久了，没有被烟烫了手再猛吸/美美地又呛又咳/突然发觉捂嘴的手粗糙不堪//夜久久地黑着/我久久地坐着”。
戴望舒《雨巷》（《望舒诗稿》）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易让人想到法国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的，他本人大概也愿意促成我做此类比。当然，两者诗艺实际上的天悬地隔，又是毋待多言的。戴氏知识素养较全面，也愿意从事一些理论建设（如《诗论零札》），作品不乏象征气味和实验精神。代表作《雨巷》声名赫赫，几乎与戴望舒之名形成同构关系。《雨巷》以丰沛淋漓的意象著称，然试观其全部意象，竟悉由先人遗下的一滴古墨——“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浣溪沙》）——化开。
当然据此并不能指责戴望舒蹈常袭故，无甚新意，当时正倾全力于新诗旋律美建设的诗人，也许正想借此陈句检验自己的创作理念。于是，《雨巷》成了一首实验诗，诗人命笔之际充满了游戏精神、实验气质和声色之娱，惟独置想象于度外。结果，一首也许与个人经验、私人情感关系最远的作品，竟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没啥奇怪的，“游戏可成好词”，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曾言之再三。
穆 旦《神的变形》（《穆旦诗全集》）
我对穆旦被推为“新诗第一人”持存疑态度。穆旦是哲人，而非诗人。哲人之诗固然有特殊价值，但终不如诗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正如哲人一旦用比喻表述思想，就必定是由于思想的技穷。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然而在特殊的时代需要下，我理解当下的中国人需要思想的撞击和灵魂的震撼——美的地位不得不被贬抑，她暂时还不那么迫切。这首被评家推为“穆诗之最”的《神的变形》，正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它的价值是无疑的，尤其是在当代，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这是对时代桎梏的另一种更深层的精神屈从，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偏执。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然而真正不朽的作品，是不会因时代性禁忌的消失而失去其永恒价值的。
在本文开头，我强调了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的人阅读和关心。然而平心而论，阅读众多滥竽充数的分行玩意儿，决非美差，简直是活受罪。我读过成千上万首现当代汉语新诗，虽然时时有淘到金子的喜悦，然而沙子又确实太多了。虽然后人可以等待时间之水的汰选，但金子却在等待善于发现的当代慧眼。既然我们不愿错过古代和异域的珍奇，那么假如仅仅因为偷懒而与本土的当代瑰宝失之交臂，岂非生命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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