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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钱濮”公案
作者：李江峰 吉 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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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二○○○年一月版：
真是十指连心，我疼得大叫起来，我丈夫从房间里奔出来，想要解救我。她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里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因为她知道我们保存着林非被殴伤的诊断证明，所以在那篇进行人身攻击的文中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林非没有及时伸手挡住木棒，击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笔者按：1.钱要打的目标是濮；2.凶器似乎是在现场拿顺手所拣的，未断成两截；3.濮一出门便被打。）
杨版：
我有一架晾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我没看见他（钱）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便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我锁上了门，两人站在门内，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打得砰砰响。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着粗木棍打门（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
结论：从以上五种文本中我们至少可以断定：
1.案发现场是杨、赵、濮三人在一起，赵与杨肯定在打，至于濮在干什么?不得而知；
2.钱要打的是赵，而非濮，濮替赵挡住凶器；
3.钱的凶器来自于案发现场；
4.现场有断木棒，是赵家打门而致还是钱打濮所为，凭经验，若是钱打濮所为，断掉的将是濮的胳膊而非大木棒。
(4）是谁在进行人身攻击、造谣？
濮一九九七年版：
不久之后，他的女婿被学校里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五一六份子”，他就整天咒骂这正倒霉的小辈。驸马爷觉得走投无路，竟刚烈地悬在树上自杀了。这事的前前后后，我们都看在眼里。
（笔者按：岳父“逼死”女婿，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濮了解得一清二楚。）
赵一九九七年版：
在那样的年代里，政治的风云是变幻莫测的。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第一号女造反派忽然失宠，从颠峰跌到了谷底，这风云突变当然就首当其冲地波及到“笑面虎”的女婿。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就跑到校园里的一棵白扬树底下，悬梁自尽了。于是人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猜想：她的丈夫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算，就会走上自绝的道路吗？还是她们的家庭给予了他无力摆脱的压力呢？这个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祖国人民，一定能够获得改造自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可是究竟是什么巨大的压力才使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必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这几个问号，就成了当时人们议论的话题。
（笔者按：岳父母逼死女婿，青年虽死，但有罪在身。）
赵一九九七年版：
这个岳母极有心机，她的一位老同事，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曾经赠送给她两个绰号，一个叫做“笑面虎”，一个叫做“老妖婆”，这两个富有个性的绰号，很真实地描画出了她的本来面目。以当时的情境看，她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所以虽然她已经高龄五十，说起话来，仍然是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因为攀附上了这个造反派二把手，她的气焰也日渐高涨，但是她对这位给了她底气的女婿，仍然是从骨子里看不起的。
（笔者按：只因杨的女婿是平民，杨家才瞧不起，以致逼死他。）
另外，赵一九九七年版中以“笑面虎”指称杨者多达十二处，而钱家女婿则被称为“这个绰号‘刁德一’的精明青年。”按：“刁德一”乃革命样板戏中一著名反派角色。)
结论：
1.赵文中充斥着“老妖婆”、“笑面虎”、“刁德一”、“将身子一扭三弯，尽量向外界发射出狐媚之气”等污辱性语言，好像已构成对杨的人身攻击；
2.对于钱的女婿王德一的死，赵濮夫妇一致认为是钱家逼迫而致好像也能构成诬陷罪；
3.赵文称“笑面虎”一向都是出了名的说谎能手，“打小报告”也是她的拿手好戏。希望赵予以例证，否则按法律，也能构成诬陷罪；
4.赵的三个版本中所叙述的“钱手中的大棒”依次为：出来时就举着（肯定式）——双手举着（不肯定式）——双手举起（说明大棒是在现场找的）；
(5)赵的三个版本对杨的称呼依次为：老妖婆、笑面虎——咬人者——她。
显而易见，赵在每个版本中都在修改她的“诉状”，使之更趋于合理。
(6)诊断书的真伪：
无论是濮版还是赵版，都提到被打以后立即去看病的情节：
濮一九九七年版：
我赶往医院去治疗，一位善良的女大夫细心地用膏药给我敷上，很心疼地嘟嚷着，怎么能这样残忍地打人？
（笔者按：是濮自己去的医院。）
赵一九九七年版：
我们忙去医院看病，当时的医生诊断书至今还保存在我们手里。
赵一九九九年版：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继续行凶。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赵二○○○年版：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立即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毒，敷药包扎之后，她主动地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生保存，以防备对方继续行凶，让我们有个准备，这份证明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手中……我们被咬伤和打伤之后，立刻离开房屋去医院治疗，因为我的手指正在流血。
（笔者按：濮赵一同去的医院，而且是立即去的。）
结论：据以上所引濮赵的文字，我们至少可以断定：
1.濮说是他自己去的医院。
2.赵的三个版本都说是俩人同时去的医院，并且是医生主动给开的诊断证明，为的是“防止打人者继续行凶”。
3.依赵文所述，当时赵的手指被杨咬得“鲜血迸流”（赵2000年版），去治疗时赵的手指也“正在流血”，但是，在赵文的三个版本中却没有见到医生给赵敷药包扎的情节，我们只能猜测：要么这个女医生重男轻女，要么赵的手指没有流血，要么这个女医生不善良，要么就不是立刻去的医院。笔者认为是事后去的医院更合理，因为：1.据濮赵二人的文本，这个女医生不仅善良，而且有预防性，也懂法律，知道用这个诊断书可以防止再犯罪；2.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会给赵流血的手指包扎一下的，而事实上没有。这说明：赵的手指没有流血，因为，事后濮赵去看医生时，濮的伤不会立刻消失，而赵的手指却不会总在流血，除非再被咬一口。那么这个作为重要证据的诊断书的真伪性就值得推敲了。
(7)林非被打事实真相：
根据当事人的五份“诉状”，可以认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家里去。(暂用杨语)
濮家在一九六九年被派住钱家。进住后，共同生活不久，两家的男主人一同下河南干校劳动，进住方的女主人也下放劳动。在此期间，钱女婿自杀。赵家保姆和儿子与杨和女儿仍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单元里），濮赵曾一同请假回京探过亲(笔者按：这是一大关节，即赵家及赵家辩护者言当事人不在北京及杨文称濮赵二人窃笑“五一六”的关节所在，濮赵曾同时回京探亲是事实，至于有无窃笑之事，存疑。)一九七二年三月至七月，双方都回京，仍住在一起。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杨家请洗衣工，赵家要先洗，杨家不同意，便打将起来，濮被打了一棒子，杨家弃家出走。濮赵此后便独自使用这四室一厅的房子。
如果读者对两家打架的事实还有什么疑问的话，笔者手头有这五种文本的复印件，如需要，笔者免费奉送，如果濮赵忘记了自己的文本的话，笔者亦可寄去，备为参考。另外，无论是杨文还是赵文都提到了一些人，除了已去世的钱钟书、钱瑗、王德一、濮母等人，想必其他人还都健在，也算是个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这些人是：
1.濮赵两位都提到的“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当时的“革委会主任”(据了解，这位文学批评家对此事的说法是：“鹊巢鸠占”)；
2.濮赵两人都提到的“十户”同时搬家后来都有成就的诸位专家、学者；
3.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
4.居委会主任刘大妈；
5.当时文学所副主任唐棣华；
6.不停地向赵家传递各种信息的“红学大师夫人”。
7.为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
(8)赵版违反逻辑的一些问题：
1.赵二○○○年版说：“我们当时是低薪制，买不起儿童摇篮，我们的儿子从未睡过摇篮又怎么能由她丈夫从楼下搬到楼上去呢？”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上讲，买不起不一定就是没有。
2.赵二○○○年版：此（杨家女婿，笔者注）人我只见过一面，看见的还是侧面，正在用抹布为他岳母充当家务小工，他从未跟林非和我说过一句话，当然就不可能和我们作过任何“交涉”。以前没有说过话，不等于以后发生事件不去“交涉”，说话和交涉是两个概念。
濮家四个版本都存在着许多这方面的问题，笔者不再详录，有兴趣者可自去拜读。
(9)究竟是谁要抓住这件事不放，是谁先发的难？
从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并仍在念念不忘，意气还难平的不是杨，而是濮和赵。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以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二、为什么发难？
笔者在发现这个事实后，实在是想不清楚，不论是在情理上，还是在法理上，濮家都不在理，按常理，过错一方一般都愿意息事宁人，然而濮赵却不是这样，夫妻双双同时在一九九七年将这件事公开化，只是由于钱杨未予反驳，孤掌难鸣，没有引发强烈的反响。至于濮赵为什么同时出手呢，只能依据濮赵的文本进行推测了，如果有错误，望当事人及其他方家不吝赐教：
(1)一九九七年，钱生病住院，已是口不能言，杨已八十有六，加以唯一的女儿重病缠身，钱家在此时可谓处境艰难，自顾不暇，这样做为当事人的一方，濮赵尽可以自说话话。赵语涉此事更是毫无顾忌；笔者说这句话也是有根据的，濮家保存了二十多年的诊断书，完全可以在这之前或更早拿出来，干嘛要等到一九九七年?
(2)濮家并不认为在此事上自己有什么错误。首先，房子是公家分的；其次是你打了我，自己走的；第三，当时搬家的也不是我一家，而且，这些同时搬家的人以后也有“大名鼎鼎”的，说明，搬家的并不都是“坏人”；第四、是你钱家仗势欺人，难以相处，因为我们也曾与三户同住在一起，相处得像朋友一样；等等。所以一直等到一九九七年，夫唱妇随，有备而来。
三、究竟谁是弱势？
(1)钱家仗得是什么势?钱濮两家武打时，濮家版本中说杨家依靠的女婿是造反派和一个高官，事实是：造反派早在一九六九年就自杀了，还落得个“没有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赵1997年版)的罪名，那位高官则是神龙首尾都不见，无政治优势；濮钱两家从干校回京同住时，已到了一九七二年，那时，钱与濮一样是一个“无名小卒”，无“文”势；当时，钱杨夫妇六十挂零，濮夫妇四十挂零，无“武”势，如果其中钱家当时有一势的话，流亡的可能就不是钱家了。
(2)濮家一九九七年发难时，钱不能言，杨不能行，有名无实。直到两年之后，杨在处理完丈夫和女儿的后事后，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反戈一击，谁是强势。希望双方论争的参与者把濮钱两家论战的原始文本看看。特别希望陆仁先生能对此事有个说法：1.写文章时是否看到濮家的这四个版本，从行文中，可以看出陆先生是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不向读者明确说明？2.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脏了”自己的文章？是“沙子”、“革命男女”还是“老妖婆”、“笑面虎”、“猫狗”?3.仅凭采访过某人获得的良好印象便为某人及其对立面下结论，是否符合逻辑？4.比较一下这五个版本，谁更像在写小说？
四、濮赵版本中的用词解释：
(1)“善良和公正”：赵版中只要求善良和公正的人对这件事进行判断，如果你判赵家正确，你便是善良和公正的读者，如果你判断赵家错，那你就不善良和不公正。同样，给濮开诊断书的女医生就是“善良的”。
(2)“如果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一定能获得改造自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赵1997年版）”：这句话暗含这样几个层面：首先是你有罪，其次是不正确对待祖国和人民，第三，放弃重新做人的机会，即拒绝改造，自决于祖国和人民。多么熟悉的“逻辑”推理!
(3).“我的身上流着我们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赵1997年版）”：据科学常识，人的血液里只可能流着“A、B、O、AB”型四种血型的血液，尚未听说有第五种血型。
五、笔者的思考
如果仅仅为这件事的本身费这么多的功夫在此饶舌，显然太不值得，“必然会影响自己趋于历史高度的反思了”（陆仁《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看来，每个人都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濮赵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我想，也不会对这件事念念不忘的。既然大家都想到了一起，笔者想站在现实的角度说说自己的看法，否则也就辜负了濮赵的一番良苦用心，笔者斗胆一点，就教于方家：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这桩公案发生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要革谁的命?要革“封资修”文化的命!而钱杨两位在当时无论如何都只能算是“封资修”文化的代表人物。这样两个“封资修”在那种严酷的特殊环境中何以竟敢凶狠地打人?濮赵文章表面上指责钱杨仗着自己有一个造反派的“驸马爷”，实际上是在暗示钱杨仍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对濮赵瞧不起，就是对其工人阶级的女婿也瞧不起，这是什么行为？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亲不亲，阶级分，既然你钱家是资产阶级，我们革你们的命都没关系，住你两间房子算什么！这种心情的流露，在赵文中还不时有所见：“杨绛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命运，从开始就笼罩于我们头顶了。”（赵2000年版)”读者不要小看这几笔，也不要以为赵是在说杨家因赵家进入了她家才这么仇恨，细读赵文，读出来的是：杨对革命群众有着天然的仇恨心情，对革命不满，不管是谁进住她们家，只要是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好结果，包括她的女婿，不也被杨家逼死了吗？其次，革命群众是奉命行事，我们的血液里流的是“民族正直、善良的血液，我热爱自己的同胞和祖国，而对个别一贯仗势欺人的家伙，却绝不会弯曲自己的腰板。（赵1997年版）”濮在与钱钟书的“比较”里闪烁其词地援引某某不具名的名学者的话，称钱的学问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也在暗示：钱的学问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我是一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没有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就是我做了错事，也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让人想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文革”逻辑来。其次，我们这些进住的根红苗正的优秀分子，也照样能做出学问来，有许多人现在成了名家，这不充分说明我们进对了吗？第三，当时受到迫害的不只是你们，我们不一样在劳动吗？并被累病了，等等。总之，用一些琐碎的事实，故意撇开“文革”的的性质，把一场政治斗争，淡化为“家庭”琐事，但在字里行间又处处埋藏机锋：只告诉读者，当年的生活是多么苦，做一个善良、正直、热爱祖国和人民的人有多么难，好像这一切都是杨绛们造成的。此言一出，便真的很是赢得了一些人的同情，有些人天真地误以为濮家是文化弱者，更有甚者，有些人则恍若天外来客，仿佛全不知道中国有过一场“文革”运动似的。多年来，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好让后来者知道这些事情的本来面貌和一些人的真实的所作所为。看来，这个警示在今天仍有其相当的实际意义，那些念念不忘“文革”的“青春无悔派”们，其中个别人还算是某些行当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或成为某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不论是出于什么心态，不时地在各种事上对“文革”进行“趟混水”，这种事情已经有些苗头了，正像萧为先生所说的：“当年手脚不干净的人，当然乐于将这种隔膜误解扩大化，把水搅浑，将铁案混淆为‘疑案’，‘疑案’翻转作为‘无头公案’或‘无是公案’”（《书屋》2000年第8期），这里，笔者要再加一句：然后再进行“翻案”。
通过对这件事的认识，笔者也希望作为读者，首先做一个不善良的读者，对那些张口祖国人民、闭口人格高尚，张口正直、闭口革命的人一定格外小心，革命、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现在革命不吃香了，便拉出祖国和人民来，就更要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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