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2年第7期

巫风强劲的中国象形文化

作者：张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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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旅游游什么”这个题目，我没收看，但我觉得这个题目确实值得一议。不过我虽然没有收看，却大致可以猜测嘉宾们与现场观众会说些什么，不外乎说旅游是为了增长知识、陶冶性情、饱览大好河山、激发爱国主义等等。当然，时下爱唱这种高调的人或许已经不多，由于是“实话实说”，恐怕就会有人说旅游是为了休闲，为了看风景，为了回到自然，是审美活动等等。这虽然并非高调，但只是理论上和想象中的“旅游应该游什么”，与“旅游实际上游什么”似乎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人旅游时实际上游什么呢?我认为是从按图索骥始，到对号入座终。换句话说，是实地验证旅游地图、旅游指南上介绍的“八景”、“十景”，看看到底“像不像”。所谓按图索骥，比如黄山有一座山峰，原名青鸾峰，但不出名，没人看，主事者附会其形状，改名为“立马峰”，果然大批游客立马赶来，抬头仰望，发现非驴非马，只是“四不像”，但游客不愿白费脚力，只好宽慰自己，“有点像”。回去跟人说起青鸾峰，本想骂两句上当受骗的话，但话才说到一半，对谈者颇为艳羡地说：我也去过黄山，可惜没找到立马峰。他一得意，立刻发誓它很像立马，而且具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姿。对谈者虽也曾按图索骥，但因未能对号入座而“不得善终”，而此公可谓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这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在旅游中的实际情形。
　　谓予不信，请看：某地某报宣称，本地发现天然隐形大佛，惊为天下奇观。于是各地报刊转载，举国欣喜若狂；旅行社立刻辟出专线，八方游客蜂拥而至。若非发生在自己身边，我简直要疑心这是《格列佛游记》中的海外奇谈。几块乱石头，一座破山峰，随意比拟成略有大佛之形——顶多是小人国里的“格列佛”——居然立刻成为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江山如此多娇”的最新证据。不错，中国山河确实美丽，但决不美在可以从石头里找出神鬼仙佛；旅游确实是一项重要的现代审美活动，但旅游审美决不是去找出鸡鸭猫狗，更不是让孙猴子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审美被称为观照，你从审美对象中观出什么，也就照出自己是什么——美学上称之为“移情”或“心理投射”。观出鸡鸭猫狗的，只照出自己是作为美学门外汉的阿猫阿狗；观出孙猴子的，也只照出自己是在审美领域里沐猴而冠。这实在是令人奇怪!一只活蹦乱跳的癞哈蟆，倒真是大自然的造化奇观，但没人觉得美，而一日某块石头十分勉强地略具蛤蟆之形，居然觉得美了，就有“天然浑朴”之趣了，竟要大惊小怪一小时了，甚至值得张大嘴巴达半年之久了。
　　记得幼年时，我的床紧贴墙角，睡前醒后，我常常盯着因墙皮剥落而形成的斑驳图形，一一详加推敲，以看出“像什么”来救济贫乏的精神生活。那时没啥可玩，更没书可看，墙角的几个破图形，被我“研究”了好几年。因为同一个图形，昨天看像糟老头，今天看竟像美少女，当然也能看出山水猫狗，简直应有尽有。由此可见，看出“像什么”是最粗陋最幼稚的精神活动——这种活儿我五六岁就干过了，但十岁以后再也不干了。现在看来，岂非我那时候就已经在“故国神游”了吗?
　　关于旅游应该游什么，我不敢指导任何人。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游出自己的意味、境界甚至独得之秘来，古之徐霞客、今之余纯顺，都是好例。如果做“孙猴子”之游，视石头为妖怪，以白骨当化石，乃至拜格列佛为活如来，把假舍利当真佛牙，那么肯定取不来旅游的真经。旅游游什么，在全民素质亟待提高的今天，基本受制于旅游手册和导游，受制于时下旅游文化的许诺和引导。然而目前国内导游的惟一“专家指导”，就是指点江山，让全体游客啧啧称奇：“太像了!”“像极了!”然后拍照，然后回家把照片冲印出来再指给尚未去过的亲友看：“这块石头像不像学舌鹦鹉?那座山峰像不像缩头乌龟?”倘若不幸照片冲印坏了，他会比没去旅游还要懊丧。
　　我曾在普陀山潮音洞前的望海亭上独自静观海景，突然来了一个旅游团，手持扩音器大声聒噪的导游颇为煞风景，但不少并非该旅游团的游客却乐于凑上前去免费听讲——甚至若即若离地始终追随导游，以为得了便宜。导游说：请看左前方那个岛，像不像一个观音?游客们惊疑不定、急不可耐地相互询问：怎么看?我怎么看不出来?导游勉为其难地试图自圆其说，我突然恶作剧地开玩笑说：其实对面的整个珞伽山更像一个仰面朝天的观音侧影。不料所有的人都欢呼起来，认为非常像，简直惟妙惟肖。虽然导游讪讪地有点下不了台，但是我敢打赌，下次他对新游客一定按我的胡诌来进行解说。我只能希望新版导游手册不要把我这个恶作剧的“看法”载入，以免谬种流传。确实，旅游常常与“怎么看”的“看法”、“观点”有关，导游们指定了“观”景之“点”，要求游客寸步不离地服从他的(其实并非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一旦偏离这个圈定的点，采用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深谙此道的苏东坡早就说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凭什么要统一“看法”?凭什么不让每个游客有自己的“观点”?
　　不幸的是，那些不参加旅行社的游客，同样手拿旅游地图，一一对号入座，寻找“老鹰抓鸡”、“双猫捕鼠”、“猴子观海”、“天狗吠月”、“仙人晒靴”、“金鸡叫天门”、“双尊拜佛”、“仙女绣花”、“天鹅孵蛋”等等。我在黄山白云溪景区遇到一对来自北京的青年男女(因为他们不是京片子，我估计是大学毕业留京工作的)。他们告诉我，之所以不参加旅行社，是因为跟随旅行社不能看到“全部景点”，自己玩就能把旅游手册上的“景点”一一找到。我还碰到一对来自台湾的中年夫妇(也是知识分子)，他们已经在黄山住了八天，但准备再住一个月，以便找到旅游手册上的“全部景点”。也就是说，不参加旅行社的游客，其“观点”和“看法”依然与旅游手册完全一致。然而事实上，“全部景点”的总和，也不及黄山之美之万一。我不由想起汤显祖四百年前的感慨：“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每一个导游、每一本旅游手册几乎都在误“导”，我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思维定势，导致全体旅游手册的作者和导游不约而同地把象形化解说当作惟一的业务指标?又是什么样的文化趋力，导致大部分同胞像小学生完成标准答案一样地以看出指定的“像什么”为最大的精神满足?答曰：源远流长的中国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
　　象形文化一旦具备了强大的历史积淀和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弄到“普天之下，莫非象形”的地步。前面提到的把青鸾峰附会成立马峰是一个例子。不妨再举一例。黄山所有的奇石中，什么也不像的飞来石最为奇特，而它最大的幸运就在于什么也不像，并且很难附会，因此没有被象形文化加以“精神污染”。尽管如此，象形文化的迷恋者依然认为它像一枚仙桃。旅游手册上这样写道：“远看，石如仙桃，又名仙桃峰。”为了抹去石头的本形而附会象形文化迷恋者的歪曲性想象，竟煞费苦心地强调要“远看”——而被这种心理暗示所催眠的游客，也乐于相信，自愿咬钩。可见在象形文化的迷恋者眼里，象形文化是“无覆不载，无载不覆”的，而就它的市场而论，确实又是“无往而不胜”的。象形文化确立了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思维范型，任何人都不得越雷池一步；象形文化的迷恋者，视一切特异得无法“归化”到现成的、天经地义的范型之中的事物和思想为洪水猛兽。
　　说到中国象形文化，自然容易想到汉字的象形，而在中国的大部分旅游胜地确实能找到汉字与象形文化的密切联系。比如在山石上凿出巨大的“爱”、“心”、“佛”、“缘”等字，于是游客们挤做一堆争相拍照，为此不惜浪费珍贵的半小时——每个游客在前呼后拥中旁若无人地独自搔首弄姿，结果却都成了集体照。仿佛与“爱”沾上边，他就人见人爱或至少能找到爱人了；仿佛在“心”的边上拍张照，就能证明他是有心人而非狼心狗肺了；仿佛跟“佛”挨个光，他就顿时“弗是人”乃至立地成佛了；仿佛与“缘”为邻，他就广有人缘、三生有幸了。象形文化及其范型思维就有这样的魔力，能够把原本聪明的智者，立刻变成智力低下的二傻子。
　　在黄山玉屏峰(其他山峰亦然)上，我发现好端端的雄奇山体上，被凿了许多诸如“大好河山”、“江山如此多娇”之类鲜艳夺目、恶俗至极的擘窠大字，原生态的山体那种浑然纯朴之美和地老天荒之感，顿时毁坏殆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觉得这些字美，或认为“书法”甚至“法书”为巍峨高山增色了，但确实有许多人为了这些字而拍照，他们宁愿把山体拍得不完整，也要把字拍得一个不少。我看不出凭什么要把“到此一游”视为恶习，却把从秦代泰山刻石和汉代勒石燕然就开始的这一民族传统，当作应该发扬光大的国粹。如果说初民的岩画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迹的话(初民的祈禳仪式在光天化日下举行，他们有“神圣的理由”必须画在山岩上面)，那么时至科学驱散神学巫风的今天，什么样的狂徒竟敢以神的名义在大自然的杰作上乱打草稿?或自以为区区几笔破字有资格与天地争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肯定是不朽的，但他却谦恭地把草稿打在自己的宣纸上。因为他知道，他的画与黄山相比，是卑微的；如果他胆敢在黄山上打草稿，那么必将比他更伟大的后来者就更有资格在黄山的玉体上写字作画。这样一来，只要有十个勇于献丑的狂妄书画家，黄山之美就会被彻底葬送。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已被毁掉的极端例子，那就是苏州最大的名胜虎丘剑池，现在那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根本没有别的东西。也因此，那里成了我最讨厌的中国名胜，发誓再也不去。
　　更有无数的所谓“名胜”，信誓旦旦地凿上“孔子小天下处”、“李太白登临处”之类佛头著粪的大字(仿佛圣人谪仙游踪所至，时时有隐形场记做了精确记录，以便供后人瞻仰)，似乎不死乞白赖地与古人履迹、名家题咏攀上亲，该处风光就根本不值寓目。事实上众多的历史迷们确实是买椟还珠地只看这些字，却对眼前的壮丽山河不屑一顾。更有甚者，不少骸骨迷恋者除了有字的去处，别处一概不去，沿途一概不看——他正在盯着旅游图，兴冲冲地直奔另一处有字的所在——以此证明他并非文盲。
　　我个人认为，浑朴粗犷的、未经任何文字玷污的自然山川是最美的，我对任何人的登临处都毫无兴趣。当我登临绝顶，我愿意体验一下属于自己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寂苍凉之境，廓然出尘之感。我也坚持认为，大自然的美景是全体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任何人(甚至伟人，因为在自然伟力面前，任何人都是渺小的)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胡涂乱抹永久留在上面，否则就是不可原谅的亵渎神圣，是对人类共同财产的任意作践，是对必将比古人和今人高明的后来者的鉴赏力的侮辱。
　　或许因为汉字的象形，中国人的思维也早已习惯于象形，误以为牵强附会的象形思维就是形象思维；可能还有人以为象形是最高级的思维，最审美的思维，乃至最美味的思维。比如，我们举世闻名的菜系的基本菜谱都是象形的，什么“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孔雀开屏”、“蚂蚁上树”等等，每个菜总要弄到你看不出本形、吃不出本味，直到弄成一个与菜的本形本味风马牛不相及的“吉祥”动物形状来才心满意足。其实这种“人定胜天”的造作，更符合中国智慧关于“妖异”的理解，所以我实在看不出这种象形有何吉祥可言。何况许多“美术菜”只是供看的，纯粹是暴殄天物的、腐朽糜烂的形式主义。象形文化的迷恋者津津乐道于《红楼梦》中凤姐喂刘姥姥吃茄子的一幕，因为神奇的中国文化，居然可以让从未种过茄子的凤姐教导种过无数茄子的刘姥姥“认识”茄子。刘姥姥的连呼“阿弥陀佛”，究竟是因为她的愚蠢，还是因为她遭到了千百年的愚弄?我忍不住要对凤姐以及所有象形文化的痴迷者说句粗话：你懂个茄子!
　　这种民间吉祥图案式的象形，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之中，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审美趣味和思维范型。直到今天，结婚用龙凤烛，做寿献“百寿图”；你贴倒“福”字，我悬蝙蝠图；民居挂“喜上眉梢”轴，商家贴“招财进宝”鬼画符；乃至过年放鞭炮，既迎财神又驱邪；丧礼烧纸钱，既有纸人纸马，也有纸冰箱、纸彩电……这股象形文化的强劲巫风贯穿千百年，“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至今依然在全民乃至知识分子中大行其道。
　　不仅汉字原本就是象形的，象形文化的热衷者还可以使任何汉字像任何形状。在中国所有的旅游地，都有拙劣画匠设摊(去年我在苏州灵岩山，一路上去看到十多个这样的画摊)，替游客把名字画成龙相凤形，如果你告知属相，也可以把你的名字画成鼠牛虎兔。象形文化在生肖领域中至今具有长久而广泛的生命力，令人浑不知今世何世。从中国人热衷于与动物的这种非自然的神秘联系，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到，从三国时代华佗的五禽戏，到后来的鹰爪功、螳螂拳之类，它们虽然具有极为皮相的仿生性象形，但实际上却是广义的“形意拳”，其中“形”只是表象，是组织拳法与学习拳法时的假借，而“意”却是根本。如果中了象形文化之毒，本末倒置地去其意而存其形，肯定学不好这种拳，而只剩下花拳绣腿。
　　象形文化同样侵入到中国文化中最优美的、美学意蕴最丰厚的传统母题中，比如把竹叶象形为“个”字(扬州有“个园”，为清代徽商黄至筠的私家园林)，以致画竹成了写一大堆“个”字。对竹子这一审美对象的固化，是对竹子的美学积淀的降格而非提升，难怪王阳明会因为对之“格物”而大病一场。又如把初生荷叶象形为“荷钱”，也几乎是对周敦颐笔下“出淤泥而不染”的毫无铜臭的荷花的反讽。而把表示不同理念的各种佛像手印笼统地象形为“兰花指”，名称固然动听，却是十分粗疏的外行话。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曾弄出不少象形的东西，比如在船舱上开的舷窗像扇形；计成在他的杰作《园冶》中也提供了许多象形的建筑样式，比如园林的门洞取汉瓶形。偶取一式，并与特定环境和意境臻于和谐，尚不失其出奇制胜或由熟返生的新意，但一旦成为思维范型或定式，那就禁锢了创造性，窒息了生命力。更何况，具体的象形其实远不如抽象的圆形或矩形朴素耐看。
　　甚至当代各种体育的、非体育的大型盛会上的团体操，也完全是象形的，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只让满怀希望(因为得到媒体的隆重推荐)的观众大失所望。观众看到一些版版六十四的向日葵图案(表示欣欣向荣)、大帆船图案(表示一帆风顺)等等，感到自己被当成了幼稚园中的学龄前儿童。为什么除了僵化死板的象形图案，设计者就不能创造一些灵动的、抽象的、非象形的，但却能给观众以生动鲜活的审美愉悦的画面?图案固然也是美术，但仅仅是十分初级的美术——更何况翻来覆去总是这些图案!真正有个性、有美学意韵的造型艺术，都是反图案的。
　　象形文化的最新表演，或许就是田坛马家军把训练奇迹与“鹿”的奔跑联系起来。即便这不是一种江湖骗术，至少也是故神其技的夸示，而竟有如此之多的人信以为真，传为美谈，不啻是当代人留给二十一世纪的一大笑柄，正如义和团吹嘘的刀枪不入成为今人笑谈一样。所谓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也。
　　在象形文化的末世，衰极而振，于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到处都有的中华奇石展，也不过就是这一类的象形儿戏，以“像什么”来哗众取宠地招徕顾客——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这样的石头。而原本极富天趣、颇有表现主义意味、妙在介乎似与不似之间的中国根雕艺术，近年来也日益刻画雕琢，变得“逼真”而恶趣起来。稍具传统美学素养的人都知道，“穷形尽相”或“过于刻画”，从来就是中国艺术的根本大忌。而黄山脚下的奇石馆和根雕展，普普通通的石头与根雕，动辄开价上万——当然是“专供外宾”；且不说这种把老外当阿木林的奸商作风有失文明古国的风度，最可笑的是以为凭着象形就奇货可居，殊不知反而暴露出审美上的幼稚浅薄。
　　让我们回到开头，再以黄山著名的云海为例，那该是最难定形、最难附会的东西了吧?然而旅游图片偏要命名为陈词滥调的“万马奔腾”和“白云苍狗”，似乎非狗马不足以娱声色。其实这不过是诗人兴会所至随意为之的比喻，须知“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荀子)，再巧妙的比喻，不过是语言游戏，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文”，对石头、山峰乃至迎客松、送客松的命名皆当作如是观，可视为区别性或提示性标记，而非语言拜物教的对象。我们从诗人的游戏中应该领悟的是审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自由精神。如果把语言游戏也当作“神”加以膜拜，那么不仅“神”的僵硬空洞使审美逸兴完全虚脱，连“文”的游戏意趣也彻底丧失了——古人谓之“死于句下”。当歌中唱道“让我们看云去”，我们应该领悟的正是波谲云诡的大自然的自由精神，同时借助于心与物游，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获得审美愉悦和精神超拔。从瞬息万变的云海翻腾中，牵强地指认物形，虽然也不失为一种富有童趣的儿戏——不少父母都让自己的孩子想象过“云朵像什么”——但如果连成年人也把这视为“看云”的惟一目的，那么可以断言，他一定是以文为神的人云亦云之辈，是拘于范型缧绁的思想囚徒。
　　我认为，象形化审美是一种极为初级也极为粗陋的审美——如果它也配称为审美的话。把“好山好水”弄得“恶形恶状”，把“自在之物”弄成“人文景观”，把“自然风景”弄成“文化名胜”，是对大自然的贬低和糟蹋，更是对他人想象力的强奸和愚弄。自然之美本质上是抽象而无法通约的美，这种仪态万方、不可归约的美，是任何象形、任何比拟、任何归类都无法加以穷尽的，因为创造自然的造化伟力并非人格化的上帝，它决不会有意迎合任何人的心理期待，更不可能以使某些石头像鸡鸭猫狗来显示“上帝的万能”或证明“大自然的奇迹”。大自然中永远没有“神迹”，也从来没有“奇迹”。退一万步说，即便有奇迹，如果命名者以为惟有自己能窥破奇迹并“天降大任”地由他来揭示奇迹，也是一厢情愿的独断论的黑甜梦；正如即便有绝对真理，任何人自以为掌握最后裁判权是莫大的僭妄一样。而每一个旅游者都必须明白，任何被命名的“奇景”，只是佛学所谓“境由心生”的幻象。撇开佛学对“境由心生”的根本否定，假设“境由心生”不失为一种审美方式，那么先在于你而被命名的任何“奇景”，仅仅是他者的心境所生，你至少应该找到自心，并看到自心所生之境——无论是否奇景，它是你自己的。那样的话，你也是你自己的，而非象形文化与范型思维的精神奴隶。
　　达·芬奇在他的著名《笔记》中写道：“当它(芬奇原指现代科学的“力量”，此处我把它引申为象形文化的范型思维)控制所有一切创造物，并且改变它们的处境和形态时，它也就急匆匆地迎来所有物的解体，并且由此而改变了自己。”其实我根本无须到西方思想中去寻求援助。尽管中国传统智慧中的形上学遗产相当贫乏，但至少在这一特殊领域，中国人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甚至独擅胜场。苏东坡在一千年前就知道“画图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具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山水画传统的中国人，在旅游乃至生活中的诸多方面，什么时候也能够“形而上”一下呢?老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大象无形。”因此决非偶然，被选做电影《红楼梦》中大荒山青埂峰下那块顽石的，恰恰是什么也不像的飞来石，而非别的“奇石”，导演谢铁骊可谓深得老子思想之妙谛。而庄子说得更具体更透彻：“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抽去其中反对知识的神秘主义成分，在审美活动中借用这一学说，就是尽可能挣脱传统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的桎梏，放弃那些半吊子的皮毛知识(比如不看或忘掉旅游手册的介绍)，脱略形骸地与大自然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赤裸裸相遇；跳出老君炉，炼就火眼金睛，放出眼光，目击道存，将是数千年象形文化重负之下的中国人的救弊之道。我想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千古名句，来结束这篇对中国象形文化和范型思维颇为不恭的拙文：“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