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5期
历史偶然性的重合
作者：雷池月
字体： 【大 中 小】
1421年(永乐十九年)春天，朱棣迁都到北京，北京改称京师，老京师变成了陪都南京(应天府)。朱棣回到北京后，只活了三年半时间就在征蒙古的途中病死了，皇位由他的儿子朱高炽继承。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代枭雄的继承人(儿子)却生性文弱、心存仁厚，而且，儿子在政治上不以老子为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和朱棣的太子朱高炽便正好都是这种情形。朱标对父亲的大肆杀戮曾当面表示不满，气得朱元璋拿起画轴当棍子要揍他；朱高炽也一直不支持父亲的许多政策(包括都城北迁)，他一即位就宣布要还都南京，取消北京的京师称号，北京都司也复称行在。不过，他和朱标一样，短命，皇帝当了不足一年就死了，由儿子朱瞻基继了大位。朱瞻基(宣德帝，庙号宣宗)在位十年，既没有取消他父亲南迁的成议，也没有实施南迁的行动，其未能决断的主要原因当是出于大局安危的考虑。他有两个叔叔——汉王高煦和赵王高燧，一向都不安分。高煦的性格作风很像他的父皇朱棣，高燧则最得朱棣的宠爱，两人之间矛盾自然不少，但在构陷哥哥高炽这点上保持高度一致。朱高炽的太子生涯可说相当黯淡甚至悲惨，当了皇帝以后，还每每回忆起这些往事而在宫中流泪，但他并没有对两个弟弟采取报复手段，相反还多方给予安抚，一时间那两个倒也无由作乱。然而政治野心是安抚不了的，仁宗(高炽)一死，不到半年，高煦就反了，他以为天赐良机，终于可以和他父亲一样从侄儿的手上夺取江山了。由于朱高煦人望很差，力量又太单薄，他根本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一战即溃，被生擒回京。怎么处置这个特殊身份的俘虏，成了朱瞻基面临的一道难题，臣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好无限期关起来再说。几年后，宁王朱权(瞻基的叔祖)上书请求赦免高煦，宣宗决定到狱室去看看这位叔父是否有悔改之心，谁知在牢房里被高煦伸腿一勾，扑面摔倒在地。这下什么难题都不再成其为难题了，朱瞻基叫人抬来一口三百斤重的铜缸(想必就是故宫里消防用的大水缸)，把高煦扣在里面，周围点燃木炭，一直烧到把高煦焙成干灰。朱高煦起事的地点在乐安(今山东乐陵一带)，后来天津、山东一线的都督、指挥等驻军将领以参与高煦谋逆罪被处死的多达六百四十余人，而这里正处于北京到南京的交通要冲，当时迁都不便自然是意料中事了。而且，就算能顺利成行，到了南京，北方的局面能放得下心来吗?——除了高煦的余孽，还有一个赵王高燧，封地在河南彰德。
明朝的定都问题一直到1441年(正统六年)才最后解决。这年，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英宗)颁诏，定北京为都，复称京师。像贴饼子一样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回，北京的国都地位总算确立下来了，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对于明朝来说却并非一件好事。作为国都，北京实在过于接近边境(而且是最具威胁的边境)，因为这点，一次又一次地给明朝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最后政权的覆灭也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就在朱祁镇定都北京之后八年(1449年)，崛起的蒙古瓦剌大举入寇，直迫京畿，把持朝政的太监王振撺掇皇帝御驾亲征，结果在怀柔土木堡一场大败，连朱祁镇本人也当了俘虏。皇帝被抓走了，怎么办?北京城里乱成一团，“群臣聚哭于朝，议战守”，有人主张迁都南京，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一旦迁都，就会像宋朝南渡一样，再也回不来了。为了保卫这座孤立在敌前的首都，于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朝廷可是受尽了惊吓。事实上，当时如果没有于谦领导下北京保卫战的胜利，蒙古军队定会把北京城烧杀掳掠一空，明朝的国都还能在此重建吗?难说!瓦剌未能在军事上进一步得手，便最终同意把英宗祁镇放回来，交换点实在的好处。可是北京城里早已经让祁镇的弟弟祁钰(景泰帝)即了皇位。朱祁镇大概自觉无颜，只好认命，去过所谓太上皇的日子，直到1457年，在石亨、徐有贞等政治野心家操纵下，利用朱祁钰病重之机，演出了一出夺门复辟的闹剧，改元天顺，又干了八年，成为明朝惟一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宫廷政变是封建皇权专制制度下一种屡见不鲜的政治现象，虽然十分丑恶，但惊险刺激，极富戏剧性。在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后面演出过的无数幕这种丑剧，事后虽然只为市井小民提供了茶余饭后饶有兴味的谈资，当时却还是极大地影响到天下苍生的命运，许多人的生死贵贱、陟罚臧否往往就在一个晚上判若云泥。
当蒙古人的势力逐渐衰落下去时，女真在满洲却一天天强大起来。1616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国，此后不过几年工夫，“东事”便成了明朝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崇祯二年，皇太极带领人马从洪山口、大安口两处入关，破遵化、越蓟州、取顺义，直薄京城，先是屯兵德胜门，后来移营南苑，在芦沟桥大胜一阵后，进攻永定门，明军仓促应战，又是一场大败，兵部侍郎、总兵、副总兵等指挥官相继战死，这时的北京真可谓危如累卵。好在满人对这座围城并非志在必得，而明朝的各路援军也陆续赶到，便在第二年春天，取道通州，对迁安、滦州、昌黎、丰润等地大肆掳掠一番之后，退回关外去了。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又从喜峰口入关，直抵北京近郊昌平、顺义，所谓“蹂躏畿内，陵寝震惊”(昌平是明皇陵所在地)，个多月后退走了。两年以后，清兵再次杀进关来，“下畿辅(北京周围)城四十有八”，“取山东州县十有六”，明督师卢象升战死，朝野上下一片惶怖。满洲人这次在华北地区闹腾了半年之久，抢够了，玩够了，再次退回关外。不能说他们当时没有进攻北京的能力，只是可能还缺少征服和统治中国的信心，他们还需要等待，等待双方力量进一步的消长变化。为了保住专制帝国的命根子——北京，明政府大力向京畿地区集中兵力，并且一再提升防务建制和驻屯将领的级别，除了山海关内外并建两个总督府外，又在昌平、保定各设一个总督府，其下有宁远、永平、顺天、保定、密云、天津六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总兵。照理说，就这么纵横不过数百里的地区，集中了那么多一二品的督抚大员，真所谓“以此致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可是事与愿违，因为官升得越多，官的素质越滥；官升得快，坏脾气也涨得快，骄横跋扈不说，还热中窝里斗，互相牵制摩擦，一遇敌情，则逗留观望，贻误军机。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清兵再度南下，从蓟州入关后，穿越明军防区，“连破畿南、山东州县”，“凡攻克八十八城”，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大摇大摆地撤军，走到北京郊区，和明军在怀柔打了一仗，明军“皆溃”，两名总兵战死。就在这种已经尽知明军虚实的情况下，满洲人仍不急于向北京发起摧枯拉朽的一击，这似乎是服从于一个胸有成竹的战略意图，他们知道等待多年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了。
可以说，在满洲人眼里，多年以来，李自成就是在扮演一个“为圣天子驱除云尔”的角色。李自成本人可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崇祯十五六年正是他自我感觉最好的时候，他屡扑屡起，终于率百万之众，横扫晋、陕、鄂、豫诸省，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身登九五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黄雀在后的危机感。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由大同、宣化、居庸关，势如破竹般地进了北京。可是他在北京只呆了可怜的四十三天!“十八子，主神器”，多么诱人的歌谣啊，谁料到“主神器”的时间会如此之短!他和他的同伙已经排开阵势要在紫禁城里尽情享受打下江山的快乐，完全没有想到多尔衮的大军就在数百里外枕戈以待，只等吴三桂一声邀请，便名正言顺地杀进关来。李自成当然不甘心放弃武英殿上的宝座，何况他现在在兵员数量上还居于绝对的优势，然而这支在京城里被腐蚀了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原先的战斗力，一片石两军对垒，刚一交手便全军溃败。李自成在北京呆不住了，一把火烧掉所有宫殿(只留下一座武英殿，不知道是舍不得还是没点着)，大伙各自收拾细软(宫廷和官员富户家中的财宝)匆匆南奔。
满人进了北京以后，围绕着是不是在北京建都的问题发生过争论。保守的满洲贵族们(以摄政王之一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代表)心系关外的故土，留恋旧有的生活方式，主张“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独揽大权的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野心大，眼光也远，他说先帝(皇太极)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必须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多尔衮的坚持下，北京被再次定为帝都。如果单纯从“图进取”的角度看，多尔衮未必不会考虑到都城进一步靠南会更有利一些，但当务之急却是先进关站稳脚跟再说。北京是大明京师，让顺治帝在这里登基，就意味着满人正式入主了中国，时不我待，越快越好。况且这也是当时自己占领下的惟一一座旧都，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想在中国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必须取得广大汉人在政治上的认同感，即承认新朝是传统皇权的合理继承者。围绕这一点，多尔衮一伙花费了不少心思和气力，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如：一再宣称“天下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把自己的南侵说成是为汉人“复君父仇”的义举；优待明朝宗室，大批起用汉官(甚至连原来投靠魏忠贤的“阉党余孽”冯铨也保住了大学士的头衔并得到重用)；沿用明朝的政治机构、官员服饰、礼仪制度(这些后来虽然都作了修改，但更证明当初确实是笼络人心之必需)等等。顺治帝登基大典，一应程序和明朝皇帝的做派毫无二致，在天坛祭天时发表文告，说自己“承祖宗功德，倚任贤亲”，“救民水火，扫除暴虐，抚辑黎元”，于是才“定鼎燕京，以绥中国”，俨然一个顺天应人的中国皇帝，虽然其时他不过六岁。既然想通过表现对前朝的同情和模仿，来从情感和法理的角度取得稳固政权的效果，当初定都北京也就势在必然。至于此后是否还有必要南迁，却不容多尔衮多作考虑了，他在此后五六年的时间里必须集中精力对付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制定治国方略，指挥未了的战事，所有这一切尚未完全就绪，他就死了。这以后，都城南迁再没有提起过，绝大多数满洲亲贵想必和蒙古人一样，也“怕热”。
有清一代的二百七十年间，北京作为国都，享受到了优先而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的机会，这方面的成就，当然反过来使其国都地位被进一步确认。但由于华北地区的经济当时已经远远落后于江南，北京大规模、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及其员属的奢靡生活，费用是要靠南方百姓的钱粮赋税来支付的。这情况不能说很正常，但好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矛盾也就不太突出。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沿海一带工商经济逐渐繁荣，思想观念也日新月异，京师远离发达地区必然引起有识之士的疑虑，于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提出了迁都上海的建议。后来，这个建议和“百日维新”一起夭折了。“康圣人”定都于上海的宏图无疑是受了彼得大帝的启发，但却有生搬硬套之嫌。时代不同了，国情也大不一样，1860年北京的部分沦陷于英法联军就是吃了离海口太近的亏，如果当时(1898年)真的采纳了康有为的建议，两年之后北京再度沦陷的惨剧就会落在上海头上。当然，实行了“新政”的清政府或许不会酿成庚子之乱那样一场大祸，而且，也无法想像上海城里会出现蝗群一样的拳民在十里洋场横行无忌的情景。江浙一带闹不起义和团，没有那个社会环境，只有在相对更为贫穷和愚昧的直隶、山东，才会有那么多饥民、流民被蛊惑、被网罗到“队伍上去”，也只有保守和愚昧相去无几的北京才会把他们接进城去，好吃好喝地当大爷供着，并且听任他们肆无忌惮地在城里杀人越货。
如果从公元938年耶律德光定幽州为南京算起，北京作为帝都，为时大约八百年(扣除掉辽末金初的五十年、金末元初的六十年和明初的五十年)。八百年间，除去朱棣1421年北迁以后的明朝二百年天下，其余六百年全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朝廷，它们都面临同样的择都的理由：要统治中原，原来的政治中心必须南移，但又不能远离故土深入汉区腹地——不安全，也不习惯。今天，除非我们确认汉族近千年来不断沦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否则我们就只有承认北京之成为历史最长久的帝都实在是由于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重合(当然，这一系列偶然性还应该包括朱棣的“靖难”成功)。
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及其党人确定南京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个决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清廷尚未退位，北京进不去；但更重要的原因却出于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恢复汉人天下，则放弃旧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偏遇着个一代枭雄袁世凯，挟清室以自重，决不同意南下就职，于是，北京又成了国都。直到1928年，北伐军进了城，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才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尽管已经改名叫北平，北京作为传统的政治中心始终保持着特殊的作用和影响。1930年春天，阎锡山串联冯玉祥、李宗仁，三方携手共同反蒋，开始了战线绵延数千里、历时七个月、死伤三十万人的中原大战，其间，他们邀集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受到排斥的改组派(汪精卫为首)和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国民政府，推举阎锡山为主席兼三军总司令，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从3月直到11月阎、冯、李战败的半年时间里，北京冠盖云集，俨然又成了中国的另一个首都。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的新老汉奸齐集北平，积极筹划，于当年十二月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虽然是日本人卵翼下的傀儡班子，但他们自己还是折腾得很起劲的，直到1940年3月被并入了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这伙人自恃当汉奸的资格更老，而且原本和汪记政府的人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对南京方面并不买账。日本人当然也乐于利用这一点，北方伪政权从未由汪精卫统一过政令军令，北京当时就是傀儡国中的傀儡国的“首都”。
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建国定都问题自然也在紧张拟议之中。当时南方的大都会尚未解放，而北方地区具有都城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又未遭战火破坏者，惟有北京。当中共中央尚未进入北京之前，大批的“民主人士”已经从香港经海路先行到达北京。这批人多年来积极反蒋，因此对建国定都一类事热情甚高，那年月，“民主人士”大都很“左”(从当年批判梁漱溟时气愤填膺的表现可以想见)，他们不但要改国名，而且也必然主张放弃旧都，以示新的气象。而且，北方有大片的“老区”，已经完成了土改，刚刚分得土地和浮财的农民拥护新政权的“觉悟甚高”，因而建都的“群众思想基础”远胜于南方。此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北方的主要邻国是苏联及其控制下的蒙古，数千公里边境的安全有可靠保证(当然，那时没有人能预见日后会出现珍宝岛战事这一类变数)。总之，1949年定都北京理由充分，其他任何选择都不可能成立。
但是，和历史上每一次北京被定为首都一样，“充分的理由”都不外是当时政治形势所提出的特定要求，这就是所谓历史的偶然性——设或“时间”和“形势”不是那样巧妙的配合，这些“特定要求”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就北京的地理和资源条件而言，其基本特点终究决定它不可能产生一种由经济的自发要求而形成的发展动能。换句话说，脱离了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前提，偏处一隅、远离较发达地区的北京，就无由承担八百年古都这一重要的历史角色。当然，经济落后的状况也是可以改变的，二十世纪下半叶北京的变化就是证明。五十年来，北京的发展之迅猛，为世人所共睹，经济总量且不说，光是市区面积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个长期以来纯属政治中心的消费性都市，竟然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经济中心。北京的这种在城市分工上的角色变化，理所当然地使天津的地位尴尬起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天津就和上海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最大的商埠，而近半个世纪以来，首先是在传统产业方面被北京一赶二超抛在了后面，然后随着这二十年北京在金融、信息、高科技等行业得天独厚的发展，天津虽然也在努力，差距却越拉越大，向称“华北最大的工商都会”，现在的总产值还不如苏州等一些南方的中小城市。这种局面的形成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天津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城市功能大部分被北京取代了。北京的这种“大而全”当然是人为意志通过政治权力运作的结果，因为巨大的投资成本显然不符合市场法则的要求。举个小例子吧，比如说，大型的钢铁、石油化工、纺织等行业都是耗水大户，而北京地区的水资源早已不像忽必烈时代那样充足，过分膨胀的人口生活用水的需求就已经使它不堪重负，哪里还承受得了这么些大型现代企业的消耗!十多年前，专家们已经就北京超采地下水的问题提出了警告，当时还有某位国家领导人说过“水的问题解决不好，真要考虑迁都”之类的话。这些年，成片成片的住宅区、厂房区已经盖到了四环、五环以外，海淀区还正在红红火火地建设“中国硅谷”。如此大规模的基建，不可能不牵涉环境问题吧，但除了听到有些人在抱怨沙尘暴讨厌之外，水的问题似乎没怎么提起过，当然不会是眼下已经得到了解决，想必是对未来胸有成竹!总投资额超过千亿的南水北调工程东线开工在即，不久的将来，取之不尽的长江水就会滔滔不绝地流向华北干涸的大地，不过，又听说南方的水资源也并不丰富，专家们已经在测算根据市场规则，北方各省应该支付给南方多少费用。我总疑心这个账不容易算清，水是一种可再生资源，“一平二调”固然不行，物有所值的分寸却也不好拿捏，而且，国家的高额投资又该怎么摊派，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当然都是我在瞎操心，何况文章题目本是“史话”，喋喋不休于类似“预言”的内容，实在不很相宜，不如就此打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