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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与坚守：胡风的狱中写作
作者：刘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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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在狱中对“假”、“伪”与“做戏”的不懈批判，其实在另一方面也就昭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所谓“厌听装腔假气娇，敢忧雨顺与风调”（《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四》）、“卅年苦斗遗言怒，再斥文场旧鬼多”（《次原韵寄慰三郎并请正耳兄·二》）、“耻举木枪充武士，愧抓泥印扮文官”(《怀春室感怀·记往事》（二）)、“懒执皮鞭当马弁，愿吹牧笛做羊官”（《怀春室感怀·记韵事》）等等，已经流露出一些信息。在《怀春曲》的《大号音——对口四晨歌》中胡风对自己的冤案发生的原因有一个清醒的概括：“误会因何起？疑团为啥生？惟人羞拜物，信实怒争真。”这里所说的“怒争真”应该不仅是对“真理”的追求，而且也包括对探求“真理”时精神立场上的“真”的追求。所以，一部《怀春曲》通篇抒写的其实就是“求真”的历程，在一开始的《短笛音》中胡风写道：“爱恨如何辨？友仇怎么分？热、光皆互引，水、火定相争。哭、笑如何发？悲、欢怎么生？悲、欢生色相，哭、笑发声音。理待声音实，情求色相真。”这里的“实”与“真”，一开始就标举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原情度理、喜怒哀乐，都从这里自然生发，而爱恨友仇的分界，也从这里开始。从《怀春曲》中离析出去单独成篇的《勿忘我花赞》，通篇也是在歌颂“意实”与“情真”，并且自己担负起“誓尽传真责，倾诚告接班”的责任。“意实”与“情真”的重要表现就是“惟人须血热”，失却这一点，就会沦为教条主义者的“空”与“假”，没有固定的精神立场，随物俯仰，忍心害众，以理杀人，对这一点胡风一贯有尖锐的批判，如“教条空吓唬，修正假逢迎；吓唬名欺众，逢迎实害群！”“教条贫血冷，修正黑心瞒；血冷挥明棍，心瞒使暗钳；明神拦道路，暗鬼拆城垣！”（《怀春室辑余·勿忘我花赞》）等等。在胡风狱中诗歌里，将“真”与“伪”对举，崇真斥伪，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悼念丘东平的诗歌中出现的“朝中党内多沉痛，岂有真亡假不来”，“敢指文场嗤白脸，何堪武道苦黔顽”，“丹心耿耿倾声泪，叹绝情真一代师”（《次耳兄悼东平原韵》其一、其二、其三），“敢是敢非真待友，装忠装顺假称臣”（《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其一）。对于像丘东平这样的“敢是敢非”的“情真”之士，胡风一贯有真挚的认同。本来，对“诈伪”、“阴险”的批判的另一面，就是对自己的“实”与“真”的坚守与树立。这其实是一种对“赤子之心”的坚守，类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用“心声”、“内曜”、“白心”等概念表达的对离开诈伪的个人的主体性与精神立场的坚守。从这一点看，胡风狱中诗篇里“愚忠”的心态显示出的情感的复杂性又有其精神立场上统一和一致的一面。所以，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在深受其苦之后，胡风狱中的“射击”，不仅仅是意气用事和理论之争，也不仅仅是社会批判，他所揭橥的更是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这是胡风所继承的新文学传统中鲁迅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狱中的胡风所殉的“道”的根本。这一点历来不为人注意，甚至有许多人认为胡风攻击的“文侩”、“文官”等是宗派性激化的表现，但实际上胡风对文侩、文场、官员的批判，在其自身来说，确实有精神立场上深刻的分歧。对这一点的忽视，可能导致对胡风留给后代的最重要的精神遗产的遗忘。
胡风对精神立场上的真伪之辨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精神传统的延续，同时，即使是在狱中，他的思想仍然在发展，甚至在某些方面很有超前性。譬如说，他对真伪之辨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到了语言层面，表现出对一种腐败的语言的深刻的清醒。这尤其体现在1965年9月写给梅志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胡风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将语言看做“思想的实现”，而在实践之中，感觉与思想是二而一的东西，所以语言“所表现的既是思想也是感觉，二者为一物的两面，恐怕连抽象的逻辑语言都可以这样说的”。胡风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从基本性格上说，语言是极老实、极诚恳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将语言看作对由客观事物引起的感觉、思想的反映的语言上的反映论，与本世纪一些语言学方面的新进展（如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相当的差距。但是胡风的思考实际上有自己的出发点，他关注的是“为什么又出现了极不老实、极不诚恳的语言，像‘错误的’、‘糊涂的’、‘低能的’、‘欺骗的’、‘无耻的’、‘丑恶的’、‘黑暗的’、‘凶恶的’等等语言呢？”胡风认为这种语言出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认识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出于统治者对这种错误的利用以及有意识的捏造。他尖锐地指出了这种虚伪的语言毒害人的感觉与思想的危害：
在统治阶级利用下的这种语言，有的原来就没有实际事物和运动的感觉（例如“圣人”、“天命”），有的在这样的运动中失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感觉，即所谓陈词滥调。这就反转来加深了认识上的错误。剥削阶级的思想文献，绝大部分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除了以思想内容本身毒害人以外，更可怕的是，它使人的感觉伪化，因而使人的思想力虚化，也就是，完全拒绝新鲜的具体的事物和运动进入受害者的主观世界。这就是所谓“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两千多年来圣贤之徒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15〕
对于本世纪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说，其思考不约而同都接触到这个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在监狱中思考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麻痹奴化作用，又如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中揭示的语言的统治功能。在前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一种诡辩，例如“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别的动物更平等”；在后一部小说中，语言的败坏表现为对之的有意识的控制、缩减，例如编纂“新词”词典有意识地消灭语言中原来含混复杂的词汇，使之成为标准、统一、简单的“新词”，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对词语与语言的控制就会塑造出一代代在其范围之内思想与感觉的新人，对语言的控制最终达到对人思想与感觉、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控制。胡风的思想显然也自发地达到了这一点。在和外界隔绝、缺乏思想交流的基础上，他的这种思想显然是来自于现实在他的心灵上的强大的压力。所以，胡风在这里并不是对语言和历史泛泛而谈，他的思考有特殊的现实处境的刺激。实际上在这里，胡风可能是在从语言角度，对缠绕他、笼罩他、使他不能脱身的教条主义者，乃至整个时代的败坏的语言，进行探本溯源的清理。胡风在过去的论战中，多从参与实践斗争的爱爱仇仇的主观战斗精神这一面与之作战，在这里，他却很难得地将对之的思考深入到语言的层面。在这种情况下，败坏的语言实际成为维系统治、使之获得合法性的惟一依据。胡风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65年，正是阶级斗争的话语愈演愈烈的时候，对于“文革”中新的一轮对语言的毒化与控制，胡风不知道有没有预感，但是，他写下了这样两段很有启示意义的话语：
但反映革命思想的语言，如果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从语言本身说，那同样也可以成为陈词滥调，那就是所谓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新八股、庸俗社会学的语言即文风，像毛主席在关于整风的文章中所痛切斥责的。这种东西，同样会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具有点金成石、化神奇为腐朽的“本事”，也就是“祸国殃民”。
……如果占主导地位的是使人的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文风，即令它打的是堂皇大原则的旗子，到时机一转，那些原则话（空洞话）和过头话（积极话或漂亮话）所造成的如花似锦的大戏场，即刻现出全是假相的本质，变成最卑污的东西。〔16〕
胡风将现实生活中这种使人感觉力伪化、思想力虚化的堕落的语言与文风，称之为“圣贤之道在新装下面起作用”，初初看来，胡风将之与“祸国殃民”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夸大，但仔细思索，你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修辞上的夸张。对于“脱离了具体事物和运动”的“革命语言”来说，它们使人的思想、感觉整个变形与假化，从而失去最后的现实感，对明显荒谬的东西也会信以为真，对时代营造的神话失去最后一点辨别力。如果整个社会被这种语言所控制，制造出一种集体性的幻觉，那么确实也离“祸国殃民”不远。在这个意义上，从语言可以看出国运，从文风可以观察天道，不止是见微知几，也是理有必然。当经历过“文革”再回头看的时候，人们会发现胡风在这里所说的确实是透底之言。一个时代的虚化膨大的语言最终营造出强烈的集体幻觉，害人者自以为是在革命，被害者也以为罪有应得，像巴金那样在《随想录》中反思自己喝了“迷魂汤”，已经是胡风写下这段话十几年以后了。这段话实际上暗示了胡风思想可能会有的一个发展方向，假如他有适当的时机，也许会发展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历史不能假设，胡风仅仅留下了这一段话，让我们低徊不已。
三、现实战斗精神的延续
胡风不仅在狱中诗篇中表达了对自己“求真”的精神立场的坚守，在狱中生涯里，他也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与完整。这不仅体现在他坚持认为自己的问题是理论问题，“三十万言书”是在向党尽忠，因而对强加在他头上的“反党”、“反革命”的罪名拒不服罪，而且在时移势迁，他昔日的对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纷纷倒台的情况下，他也不顺随时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被迫写的材料中对之强加罪名，而是本着“求真”、“实事求是”的原则，实现了自己“求真”人格的完整。与此同时，即使身陷狱中，强弱悬殊，自己被剥夺到一无所有、甚至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的情况之下，他也不放弃在精神立场上对“伪”、“诈”的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不懈作战的现实战斗精神。
与鲁迅一样，胡风深深地牵涉到中国社会现实纷争的具体性的混战之中，而他面对的势力是那样的强大，他在现实之中根本不可能取得对之的胜利，但他并不因此放弃对之的不懈作战。在这一点上，他也继承了鲁迅传统中韧性作战的彻底精神。例如，在他的诗篇中常常出现眉间尺、愚公、青皮那样的形象，如：“沉冤大案定重提，可早虽然也可迟。敢任权威诬托特，羞凭利势寄安危。凌烟绣像休加我，蹈火销形敢让谁！永谢先师垂大训，坚持韧性学青皮。”（《次原韵报阿度兄（十二首）》之十一）“除奸曾敢斥权谋，博得孤囚十度秋。林黛玉终还爱泪，眉间尺竟索仇头。”（《次耳兄悼东平原韵（五首）之五》）“曾磨钺斧当吟诗，竟斩文妖黑帅旗。毒手阴谋凶手打，强心激怒善心悲。胸中有火羞饶敌，朝里无人敢告谁？莫谓寻仇头冒险，拼他一煮学吾师。”（《次耳兄原韵并慰三郎》）这里表达的不管是愚公的坚持、眉间尺的与敌偕亡，还是青皮的死缠烂打的韧性，都是在自己势单力薄、对手极其强大的情况下仍不懈作战的鲁迅传统的体现。“鲁迅曾经有过著名的‘痛打落水狗’论，可是终其一生，他实际上很少获得过这样的优势，他与之撕扯、搏斗的势力总是过于强大，对比之下，他个人的力量倒是每每处于劣势。在这种经常性的情境中，鲁迅表现出了一贯的坚强韧性和彻底的精神”〔17〕。胡风在狱中的“射击”实际上也体现了类似鲁迅《铸剑》中表现的死缠烂打的现实战斗精神。
在狱中的胡风对这种韧性的战斗精神有了更强烈的体认。如果说在上面所引的诗句中胡风还仅仅对之作了一个概括叙述，在系狱十年之后，胡风则在致梅志的书信之中对重读鲁迅的感受作了更加详细的、充满激情的叙述：
……在我说来，读鲁迅不是为向后看，反而是为了吸取向前看的力量。对于大多数党员文化战士和进步文化人，鲁迅是过时了，应该被跨过去，或已被跨过去，这是不用说的。但像我这样的人，还绝无资格把鲁迅埋掉的。……当然读鲁迅，并不是向他取理论；如他自己所说，他并没有什么理论，能有的一些具体论点之类也大半过时了或已成为常识了（除了文艺上的）。读鲁迅，是为了体验反映在他身上的人民深重的苦难和神圣的悲愤；读鲁迅，是为了从他体验置身于茫茫旷野、四顾无人的大寂寞，压在万钧闸门下面的全身震裂的大痛苦，在烈火中让皮肤烧焦、心肺煮沸、决死对敌奋战的大沉醉；读鲁迅，是为了耻于做他所慨叹的“后天的低能儿”，耻于做他所斥责的“无真情亦无真相”的人，耻于做用“欺瞒的心”、“欺瞒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耻于做“搽了许多雪花膏，吃了许多肉，但一点什么也不留给后人”的人；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的与其和“空头文学家”同流合污，不如穿红背心去扫街的那一份劳动者的志气，是为了学习他的绝不拉大旗做虎皮或借刀杀人的那一点大勇者的谦逊，是为了学习他的为了原则敢于采用表面上和原则正相反的反击法（例如说和某某斗争是为了“报私仇”），置身败名裂于不顾的那一腔战斗者的慷慨；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对敌人要做一个二六时中执着如怨鬼的怨鬼，纠缠如毒蛇的毒蛇，对人民、对友人、对爱人要做一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牛”和“别有烦冤天莫问，仅余慈爱佛相亲”的“佛子”；读鲁迅，是为了学习他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却全心全意地、始终如一地、大小不改地，用反语，用“伪装”以致敢于站在“假想敌”的地位，在个人“孤军作战”的地位下，也要做一个没有任何杂质的真正的集体主义者；——毛主席所说的“骨头最硬”等等，等等。〔18〕
可以看出，胡风在这里表现的对鲁迅传统的体认与他对“文官”们的精神立场的批判以及他自己坚持的战斗精神有着本质的一致性。除过“集体主义者”这一标示不太准确之外，他对鲁迅精神显示出非常准确深刻的体认。在对鲁迅精神的描述中，他也将自己狱中处境与心态写了进去，那种茫茫旷野之中的大寂寞、闸门之下的大痛苦以及面对深重的苦难的大悲愤，分明也是他自己的感情；那种“无真情亦无真相”、“用‘欺瞒的心’、‘欺瞒的血’出卖廉耻、出卖人血的人”，也是他自己在现实与意识之中经常遭遇、不断作战的势力；而“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的韧性战斗精神，也一直是鼓舞他支撑他的力量。自然，胡风对鲁迅精神的体认不自狱中始，在这里他仅仅是对之作了更为显豁与真挚的表述，但从这种表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他在狱中诗篇中不懈作战所赖以支撑下去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
在另一方面，胡风也标举出鲁迅精神中“对人民、对友人、对爱人要做一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的‘牛’和‘别有烦冤天莫问，仅余慈爱佛相亲’的‘佛子’”的一面，这可以看做胡风所一贯坚持的作战的最终目的，即一切斗争为了人，为了人民。而他认为自己的对立面则是在愚弄人，残害人。胡风在狱中研读的另一本书是《红楼梦》，并在这基础上写了一部长诗《〈石头记〉交响曲》。在这里，他特别注意其中体现出来的“崇人”、“爱物”、“爱才”等思想，这些思想不见得完全是曹雪芹的思想，不过倒很能看出胡风自己思想关注的中心所在。例如他这样解释曹雪芹的“惟人主义”：“曹雪芹毕生用了整个身心追求一个理想，我把那叫做‘惟人主义’（或崇人主义）：世间一切严肃而正义的事业都是为人类幸福服务的，都是为人与人之间的合理关系和合理生活服务的。在这个限度上说，他是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相通甚至相合的。在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力的各种各样的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伪装和层出不穷的变态，他们的总目的是愚弄人、剥削人、奴役人、残害人、牺牲人；对于他们，曹雪芹的唯人主义是人类思想的骄傲。不但如此，就是对于‘见物不见人’的各种各样的庸俗唯物主义，打引号的唯物主义，惟人主义也是人类思想的骄傲。”〔19〕这种思想和胡风自己在文艺理论中坚持的“感性的人”、“实践的人”的立场是一致的。有学者认为：“胡风的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在这里，人道主义在作家的主客观相生相克的‘搏斗’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桥梁作用……与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性，也就是胡风所认为的文学的真实性，这与靠图解政治原则来写作的方法是背道而驰的。”〔20〕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一贯的“人”的立场，胡风才从《红楼梦》中发现了“惟人主义”，并引起了巨大的共鸣。而他自己一贯批判的“教条主义”，其哲学基础实际上就是胡风指出的“‘见物不见人’的各种各样的庸俗唯物主义，打引号的唯物主义”，其支持者将之奉为客观真理，不但在精神立场上抹杀了人的主体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借助权力“愚弄人、剥削人、奴役人、残害人、牺牲人”。胡风冤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也正因为有这种亲身经受的创痛，胡风在狱中诗篇中对之做了不懈的战斗。胡风自述他的狱中诗歌是记录他“感情里反复出现的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希望，战斗者的坚强性格和情操经验”，正是对这种在“惟人主义”精神支撑之下的韧性作战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在《怀春曲》的《重音篇——十章，悲歌》中，胡风将中国传统几千年的黑暗面概括为“吃人”、“瞎说”、“盗血”的“刀兵史”，慨叹“一部刀兵史，民情似火煎。无权皆可杀，有力不能闲。……骨碎心难碎，汗酸泪更酸。心伤空易敌，泪竭妄求天。地黑真官吏，天昏假圣贤。圣贤名压榨，官吏实凶残。吁地山河惨，呼天日月寒！一生除九死，苦痛几千年！”他同时看到“一部刀兵史”中反抗黑暗的“梦想几千年”、“摸索几千年”、“感动几千年”、“战斗几千年”的一面。在这样的一部历史中，胡风将自己归于“求真”的一类，而以战斗做结。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新文学中的现实战斗精神，胡风终其一生对之有深刻的认同。1978年，他虽然还没有被释放，但处境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善，在这时候，他写作了一首《猴王赞》，其中有这样两句，用来概括狱中诗篇中显示的他自己的性格与风骨，非常合适：
翻天无畏惧，系狱不凄惶。
注释：
〔1〕一般的记载都说胡风一开始就被关进秦城监狱，这一点不确切，因秦城监狱在1960年才建成。这一点承张晓风女士告知，特致谢意。
〔2〕这种“写作”从被关押不久就已经开始，因为无法以笔墨书之，他只好凭借顽强的记忆力默吟默记。最初十年间默吟的诗歌在1965年底监外服刑后开始抄录，在成都方始凭借记忆完全抄完，得几千首。在成都期间与聂绀弩、萧军等时有书信往来，以诗歌唱和。在1967年又被单独关押在成都看守所时，也默吟了一些诗篇，记录在报纸的空白处，被搜去后作为加刑的“罪证”。1976年9月后又写作了一组《〈石头记〉交响曲》。胡风的这些诗篇，数量庞大，但现在的《胡风诗全编》中成都看守所期间的诗作一首未录，大约被抄去后已经完全亡佚，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胡风狱中诗作仅仅是其他三部分内容的选录。本章所引用胡风狱中诗篇均依据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引用时仅在正文或括号内注明篇名，不再一一注释。
〔3〕《〈胡风评论集〉后记》，引自《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629页。
〔4〕〔5〕绿原、牛汉编：《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8、332页。
〔6〕李辉：《太阳下的蜡烛》，引文见《李辉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7〕〔8〕〔10〕何言宏：《胡风的牢狱写作及晚年心态》，《文艺争鸣》1999年第6期。
〔9〕本段上引文均见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11〕〔13〕〔17〕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2〕张新颖特别强调了对章太炎的这一理解：“章太炎张扬国粹论，是与个人的主体性觉醒和主体性建设密切相联的，是要把国粹作为个人的自觉意识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14〕《亚洲的“近代”与“现代”》，伊藤虎丸著：《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此处转引自张新颖《鲁迅现代思想的内部线索》，《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15〕〔16〕〔18〕胡风：《致梅志》，收入《胡风遗稿》，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第7—9、7—9、11—12页。
〔19〕胡风：《读〈红楼梦〉随想》，收入《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553页。
〔20〕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收入其论文集《笔走龙蛇》，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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