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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知识阶层谈

作者：朱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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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知识阶层再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在传统的马列主义思想家看来，是对原有革命精神的偏离，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¹³的表现，但同时这也是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成熟的时刻。1905年之前，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俄国知识分子队伍进一步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流行、地方自治局等机构的设置，大大加强了其参政议政意识。知识阶层作为革命斗争的带头人，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俄国历史的走向。这种历史的重要性使其主体意识逐渐高涨，在1905年革命中他们利用革命形势，以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修改宪法、限制沙皇权力等主张。政府在其压力之下被迫颁布《十月宣言》（即《完善国家制度宣言》）答应给予公民自由，成立国家杜马。这是十九世纪以来知识阶层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在俄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最为夺目的角色。但是知识阶层毕竟还是太年轻了，他们充满热情却无法适应多变的时局，只知一味前进而不知稍作退让以求更大进步。大臣会议主席维特事后不无遗憾地说：“应当说，不论皇帝，特别是整个宫廷集团和贵族对这条出路（指改良立宪之路——引者注）多么不感兴趣，但如果文化阶级表现出明智的态度，当即割掉自己身上的革命尾巴的话，那么尼古拉二世是会实现十月十七日许下的诺言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文化阶级未能顺应由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国务经验造成的形势。”¹⁴两方实力僵持不下，稍后政府动用军队采取强硬措施解散杜马，此举无疑对知识阶层的参政热情泼了一盘大大的冷水，使其在颓唐之余能坐下来批判地看待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思潮，并立足本民族的传统，对以往知识阶层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知识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什么？它的真正历史使命是什么？1909年出版的《路标》就是这一思考的成果，尽管其中不乏矫枉过正之词，但却深深折射出俄国知识分子力图成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渴望。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俄国社会思想史》开篇便提出：“何为俄国知识阶层？”随即提出：“知识阶层首先是固定的社会集团。”“其特征是创造新形式和新思想并积极把它们贯穿到生活中去，从而达到每一个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社会和个人上的解放。”¹⁵革命不再是知识阶层惟一的使命，唯物主义、庸俗实证主义也不再是世纪之初的主要思想潮流。文化的创造和思想的探索逐渐成为世纪之交时知识阶层活动的重要内容。虽然知识分子各个派别从列宁的革命派到自由派的某些人都对《路标》持批判态度，但无疑在此之后，知识分子的关注重点发生了变化。兴起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以及宗教哲学等逐渐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此，大作寻章摘句之事，形成后世瞩目的“白银时代”。
　　假如把十月革命之前的知识阶层发展史看做是一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史的话，那么其武器就是其大脑中的各种指导思想。因此概括起来说，俄国知识阶层的这三个阶段可简化为寻找武器、拿起武器、反思武器。当知识分子在反思自身的时候，他也就逐渐放弃了斗争武器，远离了火热的现实生活。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短短八个月政权易手，各个知识分子党派威望急剧下跌，其中自然离不开列宁等人对时局的敏锐把握和大胆利用，但知识阶层在此之前十多年间脱离现实，参政能力大跌，自然不得民众欢迎，为革命所抛弃自在情理之中。新政权建立之后，坚持传统独立思想之知识分子不是被遣送出境，就是身陷囹圄，剩下的大多是作为无产阶级附属的知识分子（更确切地说是“知识者（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等坚持十九世纪先辈之批判意识、独立个性的知识分子虽寥若晨星，但仍为俄国知识分子传统精神保留一丝亮色，为六七十年代的扎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所继承。
　　
　　(二)
　　
　　知识阶层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现象。仅以十九世纪而言，四十年代的知识阶层和六十年代的知识阶层无论在思想倾向还是批判社会的方式上都截然不同。在今天，俄国知识阶层显然已经成为一段独特的过去。笔者以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俄国知识阶层，其存在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一个独裁性较强的专制政权。这两者之间有种共生关系，或者说正是有了专制政权，俄国知识阶层才会成为俄国知识阶层，否则它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一般的知识者。其次，俄国知识阶层总是离不开文学，他们或阅读文学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或自身创作文学赋予人精神力量。如果说在西欧，文学、哲学只是作为探讨和表达真理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文学是他们反抗的根本途径，也是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根本来源。文学地位之高，恰如赫尔岑所言：“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学是惟一的讲坛，可以从这个讲坛上向公众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¹⁶
　　国外有研究者总结出了知识阶层共有十条特征，其中有“为大众幸福的普遍事业献身精神；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背离；对民主和个人完善的信念；个人信仰的坚定性”等等¹⁷。但笔者以为其中有些是重复或者不属于俄国知识分子特性的东西。综合起来说，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阶层大致有下列三种特性：第一是知识阶层拥有共同的政治态度，其坚定性堪与宗教信仰相媲美。注重政治斗争、道德主义至上是俄国知识阶层有别于西欧知识分子的重要方面。政治斗争对象随着时代而变，如在十九世纪便是推翻沙皇专制，二十世纪便是与斯大林集权体制作斗争。他们认为自身知识来源于人民的劳作，因而完全有义务关心人民苦难，在为人民利益献身中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以别尔嘉耶夫说：“当拉季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俄国知识阶层便诞生了。”¹⁸第二是思想的极端化，首先他们和西欧知识分子一样执迷于对永恒真理的追求。他们永远不局限于一种理论，永远不满于眼前现实，他们的想法总是超越当前的时代。“生活在别处”——这是他们的卓越之处，也是他们批判现状的依据。其次，思想或者观念在西欧知识分子来说仅仅是沙龙中用以讨论的形而上的东西，但对俄国知识阶层来说，却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本指导，是其投身于实践时的武器。从这点上说，他们倒是应了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¹⁹第三，真正的俄国知识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非主流。他们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上不及庙堂，下难隐江湖，属于社会的中间人，发展到后来成了“多余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复杂化。其主体部分经历了一个从无根基到有根基的转变过程。如果说别林斯基时期的知识分子尚属无根基的话，那么到了十九世纪末知识阶层的主体部分就逐渐转化为各个阶级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但有革命与保守之分，还有立宪与民粹之别，当然还有少数坚持十九世纪传统、做人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仅以1911年彼得堡技术员为例，有百分之二十五点三属于社会民主党，百分之二十点七属于立宪派，百分之十九点四是社会革命党，百分之十五属于无党派，此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等²⁰。技术类知识分子尚且如此界线分明，何况人文知识分子？但笔者以为，归附于某个阶级或政党之后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成为一种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者”。1905年前后是知识阶层分裂的主要时期，勃洛克在致吉皮乌斯的一封信里说到，他们之间对于诗歌、美学及政治的分歧是始于1905年，而非1917年。此语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俄国知识阶层，也未尝不可。当然，这里所说的情况没有完全囊括俄国知识阶层的所有特点，但是，在我看来，第一，这几个特点基本上概括了对知识阶层各种不同定义的共同点；第二，使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知识阶层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和某些知识分子派别所固有的特点。对于知识阶层的这种理解既与过分缩小知识阶层范围的做法相对立，也反对把知识阶层仅仅解释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以至于把它同整个文化阶层混为一谈。
　　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俄国知识阶层随着苏联红旗的落地而走向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就目前看来，意识形态的自由化、政治的民主化似乎并未给它带来多么有利的发展契机。尤里·波利亚科夫在他那本《无望的逃离》（张建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所刻画的知识分子形象正是当代俄国知识分子在商品大潮中无奈的写照。俄罗斯已经实现了民主化，他们失去了反抗的对象；大众忙于每日生计，文学作为精神源泉已是明日黄花。知识分子该干什么，能干什么，成为目前俄国知识阶层的主要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恐怕不仅仅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事情。
　　
　　注释：
　　〔1〕〔2〕转引自：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from torment to silence，Vladimir C.Nahirny； Transaction Books, 1983.p.38，46.
　　〔3〕(俄)米·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贝璋衡、叶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9页。
　　〔4〕〔12〕《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7、142～146页。
　　〔5〕(俄)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缪灵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
　　〔6〕《冈察洛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柯罗连科文学论文选》，冯春选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8〕《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9〕有件事或许可以作为证明：别林斯基去世后，其友人为抚恤其家属而购买其藏书。屠格涅夫感动之余承诺，一旦得到遗产便将一个有二百五十名农奴的村子赠送给死者的女儿。众皆感动，惟女作家巴纳耶娃说，即使具有如此人道的目的，用活人来作为赠礼也是一种颇值得怀疑的人道行为。见《巴纳耶娃回忆录》，蒋路、凌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页或者尤·谢列兹涅夫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徐昌瀚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10〕(俄)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6页。
　　〔11〕(苏)弗·普罗科菲耶夫著：《赫尔岑传》，张根成、张瑞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6页。
　　〔13〕《艺术论集--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的评述》，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姜其煌、高叔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14〕(苏)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续，张开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15〕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 и мещанство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жизни ⅹⅸ в Иванов－Разумникю С－Петербург.1911.с.4、с.12.
　　〔16〕《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17〕Boris Pasternak， What M is out there?，Zina Gimpelevich－Schwartzman; New York; LEGAS 1990 pp.19～43.
　　〔18〕(苏)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邱守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20〕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1900-1917 годах В.Е.Лейкина－Свирская.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81.с.32.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