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学术的尴尬

作者：何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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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做学问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和表演，有点类似于体育竞技。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名目繁多的硬指标、花样翻新的“凝视”方式……不一而足。于是，今天的学者都被体制塑造成了一只只必须不停地下蛋的“母鸡”，最好一天能下两个或者更多的蛋，才能得到鼓励和奖励之类的正面评价，不然就有可能遭淘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所曾遇到过的苦恼了：“爱因斯坦不喜欢要求出学术成果的压力，对于晋升而进行的激烈角逐也深表厌恶。”¹⁶尽管如此，他仍然“深深懂得外界亟盼一个人搞出名堂的那种压力。当他被邀请去柏林时，他曾把自己比喻成一只人们希望它不停地下蛋的母鸡”¹⁷。如果说，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还可以清高地拒绝认同外界对学者的期待，那么到了今天，几乎难以有人能够同整个管理体制相抗衡。它已经不再是为个人的选择所能左右的了，因为效率原则作为一个至上的和自明的信条已经渗入整个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时时处于“促逼”状态。在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态下，学者们很难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灵感。古希腊哲人说：“闲暇出智慧。”这里所谓的“闲暇”当然是指生活的衣食无忧，但更是指心灵的宁静和悠然。在时刻处于是否完成指标的促逼之下，在时刻面临生存危机的压力当中，人们决不可能有一种终极关怀，更不可能有一种睿智的洞见。
　　分工协作的做法也被照搬到学术领域而受到鼓励。据说申报各级各类的资助课题，如果不搞一个草台班子，就得不到信任，从而往往影响申报的命中率。而过去兴个人写书，现在却兴集体编书。我们的著作产量不菲，每年都是汗牛充栋。这种大兵团作战的策略恰恰违背了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因为学术研究乃是一个最为私人化的领域。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言：“我习惯于一个人写作、一个人读书，至今仍然认为真正的智力劳动必须单独进行。我不是说某种智力劳动——甚至包括写书——不能由几个人来做。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劳动、同时涉及写作与哲学性反省的劳动，是不能由两三个人一起干的。”¹⁸以哲学思考为例，雅斯贝尔斯甚至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能成为哲学家。”¹⁹从历史上看，凡是那些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很少是合作的产物，因为学术合作总是要以合作者在思想上的相互妥协为前提，这种妥协则是以牺牲学术的创造性和个性为代价的。英雄所见尽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学术上更是如此。
　　对学术的最好评价是时间，然而现代社会追求的却是“兑现价值”。学术价值的永恒性与学术评价的即时性之间的冲突，乃是造成今天学术处境之尴尬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效率和实用的社会，它同学术的本性和品格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不可能是为了获奖、为了转载、为了别人援引、为了评职称……总之为了一切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去写作的。因为倘若那样的话，就不可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学为己”而非“学为人”的境界，从而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尺度。严格地说，学术的价值是内在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尺度对它的考量和衡定。
　　朱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追忆自己作为“六八年人”（特指1968年及其前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的一代“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以及后来由于体制化的原因所导致的这种力量的逐步丧失，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作为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朱学勤当时落户于偏僻而封闭的农村，但那里却“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他和他的“战友”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这恰恰是那些“业余思想家”们的优势之所在。因为在那种条件下，“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然而，“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分子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²⁰。在现代性的体制的挤兑下，“六八年人”“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且是一种“集体失踪”。因为“‘六八年人’的精神已经死亡”。它“失踪”于现代体制的诱导和压迫，“死亡”于现代管理体制对人的塑造和改变。真正的悲剧性在于，人们一旦被纳入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中，就变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成为体制的捍卫者，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反省能力，甘愿与以往的真实和自由“告别”。这再一次印证了印度诗哲泰戈尔的话：“小鸟的翅膀如果系上了黄金，它也就不能再飞翔了。”
　　我们今天反省学术管理模式及其消极后果，就不得不进一步追溯其西方来源。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方面我们的确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免疫力。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决非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只是想强调在借鉴和引进外国经验的同时应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保持足够的反思能力和反省态度，惟其如此，才能使得借鉴和引进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相反。这对于克服并摆脱学术管理上的弊端从而真正走出其中的误区，无疑具有特别重要而紧迫的意义。
　　
　　注释：
　　〔1〕〔2〕曾昭奋：《清华园里可读书？》，载《读书》1994年第7期，第71页。
　　〔3〕赵毅衡：《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载《书城》2002年第1期，第64页。
　　〔4〕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页。
　　〔5〕〔6〕(英)鲍尔：《管理学：一种道德技术》，载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2、139～140页。
　　〔7〕〔8〕〔9〕〔10〕〔11〕〔12〕〔13〕(美)J·里茨尔：《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09、110、111、111、109、112页。
　　〔14〕〔15〕(澳)亨特：《充当一种志业的人格--人文学科的政治理性》，载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158页。
　　〔16〕〔17〕(美)H·杜卡斯、B·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6页。
　　〔18〕(法)M·贡达：《七十岁的自传--让·保尔·萨特尔谈他的一生》，载《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8页。
　　〔19〕(德)雅斯贝尔斯：《关于我的哲学》，载《德国哲学》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4页。
　　〔20〕参见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载《读书》1995年第10期，第55～56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