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2期
谁有迷魂招不得？
作者：林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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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