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野叟曝言》：中国封建文士的心灵独白

作者：万　方

字体： 【大 中 小】

　　
　　三
　　
　　如果前人的考证不错，《野叟曝言》的作者确实生当清代康、乾盛世。当时正是西学东渐方兴未艾之际，耶稣传教士的来华，使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士了解到，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传统所知道的东洋、西域、天竺（印度）、天方（阿拉伯）外，还有欧罗巴洲，还有完全与中华传统文明相异、在某些方面较之更具有优势的异质文明。当时西方人的心态是，渴望了解未知的世界，试图征服所发现的新世界，以扩大其生存空间，获取更多的利益和机会。以传教士和冒险家为代表的西方人，在其政府的支持下，前仆后继地走向新世界，从而构成了他们包罗万象的开放传统。处在同一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士，虽然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的文化，也了解到西方文化确实有其所长之处，但像徐光启——他皈依了基督教——那样虚心学习并热情传播者毕竟凤毛麟角。大多数人即像《野叟曝言》的作者一样，虽然了解甚至精通西方传入的历法、数学、天文、地理、医药之学（从小说中可以看处，作者甚精于此），也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运用，但是仍然对异质的“夷狄”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憎恨和歧视。这是一脉相承于先秦“夷夏之防”的文化传统。孔子早就提出：“裔（夷）不谋夏，夷不乱华。”⁵主张严格禁止夷狄民族从军事上、文化上扰乱华夏民族，破坏华夏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孟子发展了这种思想，认为“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⁶，极力反对夷狄文化的逆向传播和渗透，主张用华夏文化去教化夷狄民族、同化夷狄文化，并以这种“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来自我净化本民族成员的心灵，增强人们抗侵蚀的自觉意识。从此，鄙视夷狄文化的观念不断强化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士在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在拒绝和排斥异质－夷狄文化的同时，更将华夏文明的外向传播视之为自身所承担之“加惠四海，视民同仁”的道义责任。这种文化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一些卓尔不群的思想家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都不免有“夷狄者，禽兽也”的偏颇言语。
　　有着文化的优越感并不等于这种文化必定优秀，固步自封反而导致思想的保守、社会文化发展的停滞和文明的衰退。尤其是当主、客体异质文化发生碰撞时，主体文化所显现出来的某些弱势，更使得某些以维护“道统”为己任的传统文士感到恐慌，从而走上一条与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之途：拒绝与排斥。并且在虚幻的自尊中误以为主体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能接受、并且可以成为世界主导文化的“魔幻”文明。这其实是一种外强中间、阴虚火旺而无法自控从而以自淫或者淫他来获得满足的身心状态。从生理学的角度看，阴虚火旺必将导致性欲亢奋，亢奋之下当然是以纵欲来宣泄，最终所付出的是本来就已经虚弱的身心。然而，中国人尤其是传统文士，却在这种精神自淫中获得极大的快感和虚幻的满足。这些变态心理与虚假幻觉，均在《野叟曝言》之中得到充分的袒露和宣泄。
　　翻开一部中国历史，真正威临四海、万国来朝的辉煌毕竟少见，更多见到的是献地纳币，是美女和番，是“二帝蒙尘”，是城下之盟的屈辱。然而，在传统文士生花妙笔的描述下，狼狈逃窜被称之为“西狩”（如清代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西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偏于一隅苟延残喘被称之为“中兴”（如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将妇女作为牺牲以换取短暂安宁的“昭君怨”，却被称之为肩负民族团结与和睦重任的文明使者。这一切，构成了中国文化心理上的虚假雄壮与国力上的真实阳痿。然而，这种历史的屈辱，并未使一些中国文士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也未能消磨他们试图“输出革命”、以华夏文明加惠四海、普照宇内的光荣梦想和历史使命。在《野叟曝言》的白日梦中，以“道统”卫士——文士为主体的中国人，不只是凭借武功、道学（文化）和“床上工夫”来拯危扶倾挽救了千创百孔、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还扬威普教了足迹可至的周边国家，如东至日本、琉球，南至安南（越南）、暹罗（泰国），北至大漠鞑靼，西至印度、天方（阿拉伯），更借助神灵之力，将华夏文明推及到了足迹难至的“欧罗巴洲”。如第一百四十一回称：文素臣之曾孙文施，乘着神龙——龙不正是被誉为华夏民族的象征吗——上天，遨游九万里，至欧罗巴洲之波尔都瓦国，入赘为驸马。该国自此崇奉中华礼制文明，并派遣使者不远万里来朝。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一个“道统”、一面旗帜（龙旗）、一种文化之下，“寰球同此凉热”。
　　这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梦。至今，仍然有一些文士在做着同样一个梦。他们认为，当今西方文明已颓废衰落，只有东方文明主要是中华文明可以拯救世界无可奈何的衰败；中华文化是一种先声夺人、后发居上的强势文化，二十一世纪也将成为中华文明的扬眉吐气的世纪。这种理想之梦，早在十八世纪中国传统文士的笔下诞生了，怎不令千百年来受尽列强凌辱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回肠荡气、慷慨激昂，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感到中华文明生命力之旺盛与永恒。然而，兴奋过后仔细思量，“道学”——空虚的理论说教可以征服世界吗？文素臣及其仆从的“床上工夫”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吗？小说中的文治武功，都显示出中华文明有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但是，这个支撑点却落在虚幻的“神授藏银”上。或许，这也可以视之为精神与物质的能量转换吧。中国人往往就爱生活在一种虚幻的梦境与真实的现实之间。值得欣慰的是，中国传统文士连做梦都是做的“强国梦”。也只有在梦中，中国传统文士才敢于将自己正统的与非正统的、道德的与非道德的心路历程袒露无遗。这就是《野叟曝言》被称之为“奇书”之所在。
　　
　　四
　　
　　在中国这片富有深厚宗法传统的社会土壤上，文士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文士的文化知识、政治才能和道德修养远远超越于同时代社会中的任何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的人，其社会责任感也远较社会其他成员为强，有着非常巨大的社会政治能量，因而成为统治者羁縻笼络的对象。但是，这个群体缺乏必备、独立而又稳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支撑，因而具有极大的依附性，他们必须依附于能够为其提供这一资源的人来满足基本生存和进而以求修齐治平之发展。在封建社会中，以帝王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成为传统文士不得不依附的对象，其具体的依附形式就是卖身投靠之出仕，置换成文雅一点的传统表述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是一个君主独裁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买方市场，这是一条荆棘遍布的单行道，一座下临深渊的独木桥。在千军万马奔官场的求仕行动中，“仕”与“未仕”往往成为传统文士价值取向与行为的分水岭。文士群体中的人员分流与人格裂变，在政治独木桥的两端构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们如果不能通过卖身出仕依附于统治者而进入体制，攀缘到社会上层，则可能如孔子“待贾”不得而“惶惶如丧家之犬”。传统文士与君主统治集团之间的买卖雇佣关系决定了卖方必然以丧失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作为换取生存资源的代价。这就是说，既然传统文士的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统治者方能获得，他们当然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独立地利用本群体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当买卖不成“想做奴隶而不得”而被排斥于体制之外时，强烈的逆反心理油然而生，文士便俨然以社会大众的代言人自居，往往对包括政权与制度在内的这张社会的“皮”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精神与灵性之光不时闪烁；然而，一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暂时做稳了奴隶”，则如同脱胎换骨般地变了一个人，不但原有的精神与灵性之光不再闪烁，许多人还自觉不自觉地堕落为主子的帮凶和帮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鲁迅先生认为“奴才比主子更可恶”，用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传统文士身上，最为恰当不过。当然，也有极少数已仕而尚未完全被扭曲、被异化的文士，作为一种异类，他们必定见异于君主和同僚，置身于被强迫奴化和异化但又不甘于完全被奴化和异化的精神炼狱之中，饱受宦海浮沉之苦。
　　本文所述，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士通过《野叟曝言》的一种自白，是“中国文士思想和心理”的一种自我分析和袒露，并非笔者厚诬传统文士。洋洋洒洒一百四十余万言的小说，文思泉涌，神采飞扬，令人拍案惊奇之处亦复不少，读之所获当远不止此。
　　
　　注释：
　　〔1〕《知堂回想录》。
　　〔2〕〔4〕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鲁迅全集》第九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3〕本文所据《野叟曝言》为初刻于清光绪七年（1881）之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不题撰人，作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又参考了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一百五十四回点校洁本。
　　〔5〕《春秋左传·定公十年》。
　　〔6〕《孟子·滕文公上》。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