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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与彭德怀的是是非非
作者：陶朱问 贺开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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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14〕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
注释：
〔1〕〔6〕〔9〕刘伯承传编写组著：《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3〕刘峰：《1958年军委反教条主义》，《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4〕王鹤亭：《关于李德在苏区的一些点滴回忆》，《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5〕江拥军：《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开国初期两位老帅的一段公案》，参见《读书文摘》。
〔8〕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10〕刘培一主编：《元帅的晚年岁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143～144页。
〔11〕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第281～283页。
〔12〕〔14〕董保存：《风起钓鱼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244、23～24页。
〔13〕权延赤：《庐山会议新说》(《大时代》杂志增刊)，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