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闲话“组织”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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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统计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组织”必然是名列前茅的。当然，由它连缀而成的语汇也就十分丰富，偏正结构的，如组织决定、组织纪律、组织处分、组织照顾……；动宾结构的，如相信组织、服从组织、依靠组织……等等，几乎可以涵盖或者说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所有内容。对于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组织”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
　　“组织”，在生理学或者社会学方面的含义和用法，是用不着去“闲话”的，因为它完全是作为一个政治名词，在“突出政治”的某段历史中，才表现出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作为政治名词，它并非专指党、团等具体组织，更主要地，它是用以表示“革命队伍”或“吃皇粮的”一类意思。比如，在履历表上填不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那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既没有社会地位，又没有生活保障，甚至还要遭白眼（因为难免让人怀疑是犯了错误被开除或遣散的），那境况确实很艰难。当然，这是说的在城市里。如果是农村，由于没有“参加工作”这一说（就算干上了大队书记也吃不上皇粮），大家都处在底层，对“组织”、对“皇粮”，反正可望不可及，一律比较淡漠。
　　组织既然是泛指“革命队伍”，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组织的具体化便是他所在的“单位”。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节目，就叫《单位》。主题仿佛是说：单位的历史作用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形成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它的构成特点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必将产生根本的变化。节目制作者的用心良苦，大约是为了鼓励那些中年的下岗工人和待业的青年学生，打破对“单位”的依赖心理，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面对时代进步的大潮，勇当一名弄潮儿。“弄潮儿向潮头立，手舞红旗旗不湿”，那场景虽然壮观，却也是十分危险的高难技艺。电视节目的制作者面对的也是同一个理儿，那些具有弄潮儿的背景、能力和野心的人，根本用不着你去鼓励，他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其乐融融，至今仍然死死揪住“单位”这根救命稻草不肯放手的，大都是些自忖掉进海里必死无疑的主，按“能人”、“强人”这类流行词儿的含义来理解，就是些“弱者”或“无能之辈”。这话有人肯定不愿意听。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反对“弱势群体”这一提法的，不过这绝对是一种“好汉不认拳”的虚火上升的心理，实际情况摆在那儿，当你的收入少到只有你老板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而社会保障削减到最低水准的时候，你不承认你是“弱势群体”，除了让人笑话，还有什么意义？当然，反对称“弱势群体”的并非“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而是某些抱打不平的知识分子，只是在他们古道热肠后面的真实动机有些值得怀疑罢了。
　　话说“弱势群体”对“单位”（组织）的深切眷恋，究竟原因何在呢？不外乎以下三者：
　　一、他们只习惯或者说只适应于在别人的组织和指挥下，在相对固定的岗位上，干一些按部就班的工作，说得直白一点，他们确实在智商、能力、知识等诸方面（即所谓综合素质）处于弱势。他们冀望稳定的就业，而并不渴求创新的冒险，他们甘于平均的温饱，却不太热衷于个人的暴富，而只有组织（单位）能够为他们这种生存的需要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从人权的观点看，他们所有上述先天的弱势并不构成他们应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理由，因此，当别人鼓励或者迫使他们离开组织（单位）的时候，他们执着地固守着那份依恋之情，似乎也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利。
　　二、“组织”（单位）确实曾给这些弱势群体带来许多生存的实惠，由于他们并不像强者和精英一样对于“实现自我价值”抱有许多奢求，这些实惠常常足以令他们满足，以至于精英们不断指责以“单位”为依托的“旧的劳动制度”培养了“庸人、懒汉、寄生虫”。所谓这些实惠，虽然说不上丰厚，但却十分细致而具体。在战时实行的“供给制”时代，衣、食、住、行，莫不一包到底，甚而至于连娶媳妇也是由组织有计划地代为操办的（大者如“八千湘女下天山”一类盛举，小者如多不胜数的领导做媒人等等）。改为“工薪制”以后，“组织”上不再管得那么细了，但住房、医疗、教育这几大块，基本上仍然是照包不误的。谁心里都明白，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力”、“综合国力”、GDP云云,增长是比较缓慢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也快不了，不过，对于缺乏竞争的实力和勇气的大多数人而言，本质上没有理由抵制“组织”上为他做出的种种安排，虽然三天两头也发发牢骚，或者还搞点儿“大民主”，可一旦“脱离了组织”（单位黄了），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愁是不言而喻的。
　　三、“组织”（单位）之所以提供这许多实惠，本质的原因在于对劳动者而言，它是劳动权利的体现。从理论上说，人类只有在实现了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之后，劳动才能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乐生的要素，也就是说，迄今为止，人类的一切劳动无不具有被动的强制性质，既然如此，又何言权利？但是，劳动权确确实实曾经被神圣地载入过所有工农国家的根本大法，道理很简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是否有劳动的权利，得由他的雇主决定——不高兴了可以随时炒你的鱿鱼，所谓劳动权，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被“炒来炒去”的命运。这项权利的取得，可让劳动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以血肉之躯换来的政权更替带给他们的最重要的实惠，或许就是这项权利的实现。“组织”（单位）正是实现这一权利的载体，而所有这些“载体”，无论是从剥削者手中剥夺而来，或者是新政权条件下的建设成果，都离不开几代劳动者鲜血和汗水的浇灌。而且，其中不少人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厮守于这块空间，目睹它的兴衰成败，即使不提起“主人翁”之类话题，情感上的那份眷恋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精英们经常劝慰或者告诫离开了“组织”（单位）因而生活陷于困境的劳动者们，不要沉溺于上述无谓的眷恋。一般，作为精英们理论逻辑的主导，无非是要改革，就避免不了局部的牺牲，即付出必要的成本。但是这个逻辑却不便对所谓“弱势群体”直白地说出来，因为对方难免要反问：“为什么”局部“一定是我们？凭什么让我们支付成本而你们收获利润？”精英们不想面对回答的尴尬，因而迂回到另外一个角度去发挥自己的说教，其中的要领不外乎如下两点：
　　一、要发扬“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奋发图强，艰苦创业”。这方面的样板多不胜数，而且都很能令人神往，什么“长青树擦鞋公司”、“永在岗家政集团”之类，其名称固然带有调侃甚至侮辱的意味，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确实有许多脱离了“组织”（单位）的人变成了小业主，极少数还当上了大老板。不过，类似的喜剧题材在二三百年以前的西方已经上演过不少，而且可以说构成了一种“鸡毛飞上天”（黄金梦）童话文本的范式。当然，此类教化收效不大，从产业大军中分化出去的人其数量真是少而又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全体的阶级觉悟高到如此程度，拒绝送上门来的致富机会，而是由于他们实在不具备必要的主客观条件。试想：怎么可能每一个劳动者都具有当老板的那份背景、才气和德性（这些年来，大家有目共睹，在财富的分化中脱颖而出的都是何等人物）？退一万步说，就算人人机会均等，个个才具相当，世界上需要那么多老板吗？不要说大富豪，就连煎饼摊、水果档太多了，也是一块儿赔本玩完。对相当部分劳动者而言，成为小所有者从来都是极富诱惑力的梦想，但是，真正勇于投身到追求梦想的风险行动中去并且获得成功的人却少得不成比例，因为大多数人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他们宁愿守住靠手艺和体力换饭吃的“活计”。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工人的“纠察线”布置得那么严密，解放前夕产业工人的“护厂斗争”组织得那么成功，除去领导者的政治用意不说，那些巡逻值班、随时准备和工贼、军警决一死战的大多数，直接的目标就是维护自己的这份“活计”。
　　二、要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者被“组织”（单位）固定下来，构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于是便有种种“管、卡、压”的规章制度，束缚着劳动者的创造精神，扼制着劳动者的发展潜能，甚而至于通过政治高压使他们成为简单的工具，在生产任务和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这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的异化”过程。所有上述说法并非毫无道理，既然大家都要“夹紧尾巴做人”，工人阶级也不能例外。这种滋味当然不好受，谁又不向往无拘束的自由生活和有保障的人格尊严？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就是说，要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而这正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经济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劳动力不走向市场，便没有真正的市场可言。这当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这是一个西方在三百年前就解决了的问题，那时那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产业后备军，就已经是完全“自由的劳动力”了，然而，两百年来（即他们从自在的变为自为的阶级以来），他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却是要“放弃”这种“自由”，通过“劳动权”的实现，让自己牢固地“依附”在工作岗位上。这情形就如秦晖先生所论证的“市场”和“计划”的关系：市场有自由，能带来发展和繁荣，当然也带来动荡和腐败；计划有保护，能带来稳定和安全，当然也带来停滞和贫穷。质言之，要追求自由和繁荣，就必须放弃保护；要维持保护和安全，就必须牺牲自由。诚哉斯言，只是它留给人们的仍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