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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与人间作笑谈
作者：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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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众人物，抑或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时人和后人对他们的目光是相当挑剔的，拔得高一点说，是以历史眼光来看待的。这种眼光不仅着眼于他们的成就，而且包括其琐碎的生活细节。这样，各不相同的价值标准和各不相同的审美需要，往往让他们难以适从，所以走红的人物在享受公众仰慕目光的时候，也要为这种盛名得意付出代价。如果没有心理承受能力，不知道知名度是把双刃剑，就最好从一开始就夹起尾巴做人。在这方面，赵孟頫显然没有心理准备。在人格、操守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士儒们和平民百姓，并没有因为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而原谅他，相反，却不断地奚落他，嘲笑他，讥讽他，甚至唾弃他，他的一些亲戚朋友也躲着他“闭门不肯与见”，常常弄得他抬不起头来，心情十分苦闷、内疚。
他把自己的懊悔、痛苦、反思等等无法控制的复杂心情，通过五言古诗《罪出》表露出来：“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谁令坠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真是一副哀苦动人的模样。可是让他灵魂感到不安的“罪出”何在？在哀痛恸泣的话语里，他依然不肯把自己灵魂深处的垃圾端出来，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在病妻弱子之类的家庭窘困上找原因，其所选用的“尘网”二字是多么的不合适。他曾经墨迹淋漓地写过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归园田居》中“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境况自喻，但他的“尘网”与靖节先生的尘网有本质上的区别，是变节的富贵，是虚荣的世界，而不是一般的官宦生涯。缠绕他心灵的是“名利”二字，让他负有罪孽之感的是名利之心！靖节先生一旦脱卸官帽官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轻松愉悦，而赵孟頫即便回归林下，灵魂的折磨，也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他的“哀鸣”，他的“摧槁”，都源于他的变节得不到世人的原谅。检讨不深刻，就不能通过世道人心的审判；不洗涤灵魂的肮脏，天天以泪洗面也无济无世。
他曾表白自己“勿为蔓草蕃，原作青松贞”，向往“何当乞身归故里，图书堆里消残年”的生活。在经历了一番繁华烟云以后，他才开始怀疑自己的仕宦选择，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绪终于萌动了，明白脚下踩着的不是赵家的庭院而是元人的天下：“锦缆牙樯非昨梦，凤笙龙管是谁家？”也开始有了归隐之意：“令人苦忆东陵子，拟向田园学种瓜。”这都只是瞬间的情绪流露而已，作为赵家子孙的公子哥，他能像秦亡之后在东门种瓜的召平，过着清贫的生活，并忍受沦落社会底层的政治寂寞？他是吃不了这个苦的，也受不了别人的冷眼和社会的冷遇的，所以他的一番看似真诚的表白，只是一时兴起的说白罢了。这种好似忏悔的言词，是因为声名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当不能以最美好的形象留给世人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心灵的折磨。在每每心头袭上负罪感时，他不得不发出这样的人生叹息。世人对他的责难让其寝食难安。
赵孟頫实在是太柔媚了，文人心境的复杂，在他身上有着太多的印证。功成名就之后的晚年，肉体的放松、心灵的放逐，就是他最主要的人生目标。湖州宁静的风光和水乡清碧一色的淡渺飘逸，在召唤着他。他忆起了寄籍家乡的词人张志和。
公元772年，在赵孟頫远未出世的五百年前，开创一代书法端庄雄放之风的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这位同样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开宗立派之誉的大家，在人品上与赵孟頫完全不同类。颜真卿正义凛然、伟岸雄奇，所创书法以“雄阔爽迈”闻名，人称“颜体”。他把隐居在会稽山的张志和请到风光旖旎的湖州（古称吴兴）来，这位号称“烟波钓徒”的隐士徜徉于秀美的山水之间，乐不思蜀，有五首《渔歌子》行世，人称“渔歌词”，其中一首最为脍炙人口：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春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是对秀美景色的生动描绘，是恬淡而有情致的生活写照，更是人生自由、心灵自由的写照。本来就不乏淡怀逸致、林泉雅怀的赵孟頫，对此心驰神往，也想与家乡前贤一样，过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因此，他画了一幅《渔父图》，在上面也题了一首《渔歌子》：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妻子管道升很欣赏赵孟頫的《渔父图》，和了一首《渔父词》也题在上面，是为：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未落五湖秋。盟鸥鸟，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这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恩爱情笃的夫妇，有着相同的艺术爱好，可谓志同道合，但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却未尽一致。品味上述两首词作，反映出的情趣精神和折射出的作者气质却很不相同，稍稍咀嚼，内在的高下是不难判断的。然而，审视一下赵孟頫，他的价值观还是相当世俗的，内心深处忘不了的是他的“人生贵极是王侯”。以王侯之身遁隐江湖才是最完满的人生皈依，既有政治上的轩冕之光又有从容潇洒的生活状态。也许是身为女性之故，没有直接掺和到男性社会的功名利禄中来，妻子管道升的境界比她的丈夫要高雅得多，更豁达，更直接，完全不把王侯卿相当作一回事。
对赵孟頫的书法，历来毁誉不一，而且两种看法截然相反。元代胡汲仲推崇说：“子昂书，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有人夸他“温润闲雅，远接右军”。贬他的人则说他的书法“软滑、流靡”、“怯弱”、“无骨气”，甚至骂他的字为“奴书”。明代《张丑管见》说他的字“过为妍媚纤弱，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清初的傅山直接骂他人格卑下，所以书法甜媚无骨气。种种酷评，无一例外的是将他的书法艺术与其人品联系在一起的，皆出于民族意识中的“气节”。其实书法、绘画的优劣，不在于政治信仰和从政品质，而在于人格修养、道德取向及其审美趣味上。赵孟頫几十年如一日地手不释管，在艺术领域的开创之功，是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他的绘画成就也相当高，尤擅画马，对此他自视甚高：“吾自幼好画马，自谓颇尽物之性。”这倒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的《浴马图》就画得相当好，是其代表作之一，在构图复杂的长卷上共有马十四匹，黑、白、灰、褐和花斑的都有，或在岸上卧立行走，或昂首嘶鸣，或回头顾盼，或四足朝天翻滚；有的在水中饮水吃草，姿态各异，没有一匹是相同的；还有马倌九人，有人牵马到水边，有人正在冲洗马身给马洗澡，有人骑在马背上悠然自得，也有人在柳阴下斜躺着身子正在休息……日照清溪，绿柳垂丝，景物融和，一片清幽中充满着村野的自然气息。
跨过二十一世纪的门槛，向后张望七八百年前的人物命运轨迹，对我们今天的现代人有何借鉴之义？今天的人们在谈论赵孟頫时，绝对不会像古人那样激烈，在人格和气节方面大做文章，因为谈论小民族和大民族的政权合法性的语境已发生了变化，但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内来看待，所凸显出来的人格、思想、操守，对今人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是：独立思想与精神，保持完整的人格是多么可贵！从他的身上至少能让我们明白，人生有许多关口，最紧要之处有两处，一是贫贱之时，冀望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往往会慌不择路，心中萦绕不断的功名利禄，会时不时袭上心头，乱你心旌，稍不留神极易误入歧途；二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的当口，容易得意忘形，放纵心里的魔鬼，“梦里不知身是客”，内心的小人一朝得志，更为可怕，贪鄙之心、矫作之态立现，对上俯首帖耳，对下横眉竖眼。赵孟頫在第一关上没有把持得住，好在没有在第二关上丢人现眼，他不是“小人”意义上的歹徒，而是大节有亏的艺术家。
赵孟頫在虚岁六十三岁那年，也就是公元1316年，作了首《自警》诗。其时他还没有从元大都的高位上退下来，日日沉浸在不断的书画应酬中。这首《自警》做得恰逢其时，表明他已经明白在人生的最后关口需要做什么，如何在未入黄泉之时，利用剩余不多的时间为自己挽回点什么。
齿额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这首诗其实就是他的人生总结。入元而仕所带来的诟病和创伤，留给后人的也许只是笔下的书与画了，而这本与政治、人格无关的东西也许会受到牵累和不同的评价。如果这样，他也无可奈何，只能让后人去评说了。
回顾赵孟頫的一生，政治上的失足不在选择时的一时糊涂，他应完全明白仕元的后果。而“变节”之后的赵孟頫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在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地荣升晋级，不把用政治生命换来的筹码轻而易举地丢失，而是小心地维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尽管是酸涩的变异的果实。他对书画艺术的倾心，在艺术—政治、政治—艺术的双向通道中，通过政治地位的上升来抬高艺术的声誉，用艺术上的成就反过来推动自己的政治地位，使艺术的成功大于政治的过失，因而人们更多地记住了“赵体”。
开个玩笑——如果有人在今天或以后，犯有政治上无法原谅的过失，且有“从良”的愿望，那么可借鉴赵孟頫，即拥有过硬的特殊本领，平时保持生活的低姿态，或隐或遁，在社会生活中与人为善，乐善好施，培育善良的品质。做到了这些，就有可能像赵孟頫一样，写下“留与人间作笑谈”的遗言，让后人评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其实不是人人都说得出口的，只是以谦逊的形式表达的一种自信而已，而赵孟頫对自己的艺术才华多少还拥有这份自信。
晚年赵孟頫封为魏国公，管夫人被封为魏国夫人。管夫人五十八岁时病逝，三年后赵孟頫追随而去，两人合葬于浙江德清县千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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