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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生长
作者：文贵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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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的言说为什么选择了“思想”一词作为“毛泽东”的后续词呢？“主义”作为外来词在晚清引进以后，便变得十分活跃。１９２９年，世界书局出版了一本《社会科学大辞典》，由高希圣等人编写的，以“主义”作为后续词的词条有一百二十七条，除掉三十五条重目，有七十二条，其中许多词条现在还经常使用，如：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等，但是也有一部分词条现在不用了，或者使用频率很低，如：三八主义、四八主义、不在主义、师父主义、大众追随主义、利他主义、无原则主义、理论拘泥主义、无轨道主义、斗争主义，等等。但是这些词恰恰说明“主义”在当时，活性很强，能与很多词结合，几乎涵盖所有动词名词。鲁迅也使用过“拿来主义”、“寡妇主义”等词；而毛泽东自己在五四时代对“主义”一词的使用，也是很宽泛的，他喜欢独立地使用“主义”一词，如康德之主义、哲学上之主义、伦理上之主义、教育上之主义、宗教上之主义，等等１９。从上面可以看出，“主义”一词的使用，很泛滥，一种主张，一种原则，也可以称为“主义”。而“思想”一词却没有这么活跃，在古代，“思想”是作为并列结构的动词使用，但到晚清以后，却更多的是以宾词的形式出现，如毛泽东使用“改造思想”，思想作为动词的宾词，但更多的是作为代词的宾词。物理学家严济慈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２７年在法国留学，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２日所写的书信中，用“思想”一词：“此信恐是路上最后一封，我所有思想亦正在预备过新生活。２０”“思想”也就是“观念”、“看法”之类的意思。从学理上看，“主义”更有体系性、封闭性、完整性，而“思想”更有开放性、可塑性。所以在１９４３年的延安选择“思想”一词，一则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另外，当时毛泽东理想中的现代民族国家还没有建立，也就是说，支持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学说没有经过最终的检验，不像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足以证明列宁的学说能够称为一种“主义”。一位外国学者对“思想”一词的理解很有意思：
就含义而论，思想这个字眼不像主义那样使人感到抽象和僵硬。思想是一个像人一样具有生命力的语汇。这个语汇本身能反映出它同一个真正的、有生气的人，即一个特定的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而这个人又处在不间断的思考过程之中，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这就意味着某种能动性，使人感到毛的思想能反作用于生活，会创造性地适应其所面临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思想一词不会使人联想到教条，不会联想到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僵化的理论体系。恰恰相反，这个词使人有永无止境之感，而且意味着可以同现实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有可能作出灵活的反应。正是这种精神和外部世界的能动的统一，最能反映出思想的特质和毛泽东个人品质的特征。２１
也许，“思想”更具有“中国特色”，这样也就更符合当时言说的召唤。其实，选择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毛泽东主义，更重要的也许与毛泽东个人对“主义”和“思想”的喜爱有关。在毛泽东运用的“主义”一词中，除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等通用的词语之外，只要是用“主义”做后续词的词汇，几乎没有一个是可爱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等更不用说了，其余如：屠杀主义、取消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不动主义、农村游击主义、兼顾主义、本位主义、报复主义、享乐主义、流寇主义、山头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等，无一不是毛泽东批判的对象。毛泽东也喜欢用改造思想、思想改造、批判思想等结构，恰好表明在毛泽东的言说中，“思想”是流动的、开放的，他说：“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会完备。”２２早在刘少奇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之前，毛泽东于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４日给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２３而当时势需要毛泽东的“主义”或者说“思想”出场时，毛泽东个人会选择或者同意用“思想”一词作为后续词也就毫不足怪了。
四
那么，毛泽东的话语权威是如何确立的呢？有必要先回到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的《解放日报》。７月和８月的《解放日报》，言论的意向在于一方面推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或者说“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中写道：“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２４这就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批评的武器和标准来看待，成了言说的尺度。刘少奇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还原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把毛泽东个人也还原到这种历史之中：“中国党的历史，应该说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２５。王稼祥的说法就更直接和具体：“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２６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二十世纪的关键词，但在当时其实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语没有差别，只是“毛泽东思想”更符合命名的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孙文主义等同类。王稼祥更是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中国性，连用三个“中国的”突出了其言说意向。但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绝对中国化，不然整个的言说系统便会瘫痪，所以，王稼祥说：“它（指毛泽东思想——引者）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２７。而博古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一文的标题是很有意思的，它的语义在于当时面临危机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这是切合当时的形势的，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受到了某种质疑。博古写道：“我们有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他的方向就是我们全党的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方向，他总是在最艰难困苦之中，领导党和人民走向胜利与光明。”２８博古的语调中，有一种自豪和骄傲。博古下面这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二十二年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提高了责任感上更提高了这种团结的程度。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士敏土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虫豸之造谣所能损伤其毫发的。”２９博古的回答有一种急切，一种渴望，一种被人承认的诉求。１９４３年７月底，周恩来回到延安，他在８月２日的欢迎会上的答词中说：
我们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３０
同样，周恩来的言说把毛泽东的“意见”、“方向”、“路线”放置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历史”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时间流逝的痕迹，更是成为毛泽东的“意见”、“方向”、“路线”的合法性的见证，并且用三个“就是”联结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得二者在“意见”、“方向”、“路线”三个维度上达到高度的统一，因为“就是”的语义在此表示“意志坚决，不容改变”，其语义指向是封闭性的，其语义开放是“零开放”。“就是”使得肯定的意向绝对化，没有其他阐释的可能。周恩来的演说无疑是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最后定位。
在延安政治高层对“毛泽东思想”表决的同时，延安还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起了批判。从７月到８月，《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何思敬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毛泽东个人对这件事情十分重视，除了在《解放日报》发动系统的攻势之外，还电告南方局的董必武如何宣传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说得很仔细，其目的就是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体系。
延安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在经过１９４２年的文艺整风运动之后，其言说达到了与政治社论的高度一致。艾青在１９４３年７月１３日写的诗句中有：
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拥护中国共产党！保卫边区！
拥护人民的领袖毛泽东！
不让敌人触动我们的一根毫毛！３１
陈学昭写道：
共产党的英明领袖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道理顶精通。
他理论联系实际宗宗好。
他政治军事样样成。
他文的武的都能行。
他实事求是好作风。
《新民主主义论》和《持久战》——
这才真正指出了《中国之命运》
不是什么神秘的神机妙算，
而是根据科学的唯物辩证。
他教党员们八个字：
“同心同德，
忧国忧民。”
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旗帜
是这样树起来的。３２
读艾青这样的诗句，仿佛听到了博古的声音，诗歌的分行与节奏，编制着政治社论的音符，不是政治的激情化为诗歌的表达，而是诗歌的表达等同了政治的诉求。在陈学昭的诗句中，“他”的远指功能树立了一个高于诗歌叙述者的“他者”，第三人称单数的“他”恰恰高高的站立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上。但是，“宗宗好”、“样样成”、“都能行”、“好作风”等口语化的词汇，又把高高站立的“他”拉回到诗歌叙述者的近距离视域中，“他”似乎就行走在诗歌叙述者（“我”）——诗歌阅读者（“你”）的关系之中。“他”的远指意向与口语化词汇的近距离视域两厢叠合，最后归之于“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的旗帜”的表达，因为“我们”融合了诗歌叙述者（“我”／“我们”）与诗歌阅读者（“你”／“你们”），而“旗帜”则回应了远指的“他”。也就在陈学昭诗歌发表的第二天，何其芳发表了《全中国的人民都反对进攻边区》，文中写道：“他们知道谁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救星。”３３这里的“谁”指的是毛泽东。因此，艾青的“领袖”，陈学昭的“旗帜”，何其芳的“救星”，不论语词的意向有何不同，三个词语不仅言说着“毛泽东”作为政治生活和民族道路的方向引领者，而且也表明延安知识者已经自觉地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生存意义的意向性存在物，作为自己言说的主词。
另外，“毛泽东”作为符号形式的主词功能，已经从政治高层的政治表达和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向当时的工农兵的诉求渗透。如中央印刷厂的工人致函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中央印刷厂的全体职工，坚决的向我们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中央宣誓。”３４在１９４３年底，边区劳动英雄向毛主席的献词中更是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无限赞美：“毛主席，你像一盏明灯发出亮来，在前面给我们指点着路，我们就永远跟你走。”３５他们把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劳动人民的救星”、“东方的革命导师”、“中华民族的舵师”，喊出了“毛主席万岁”３６。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符号借助歌曲的形式深入到大众的底层。在《东方红》诞生之前，景成作词作曲的《保卫边区》中唱到：“保卫咱们的好日子，保卫咱们的边区政府，保卫救命的共产党，保卫我们的毛主席。”３７李有源写下了如下歌词，并由他的侄儿李增正唱遍了陕北：
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３８
由此作成的《东方红》从陕北唱向了全中国和全世界。
刘少奇、王稼祥、博古和周恩来的表决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成立，从而使得“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主体以“毛泽东”的符号形式被命名；“毛泽东思想”一旦被“就是”之类的绝对性语词绝对化、肯定化，作为符号形式的创立主体的“毛泽东”，在他人的言说和意识中，有意或者无意地就被推向话语权威的位置。尽管这种权威生产的方式，并不是韦伯意义上的方式，但是在中国的历史文本中，这种政治高层表决的方式，自然就拥有了生产的合法性。这是无需怀疑也没有必要怀疑的。并且“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一旦由政治高层的表决通过，经媒体向外界宣告，知识者的诗歌叙述和工农兵的民间表达便应“告”而生，这种叙述和表达，不仅是在话语权威的意向中诞生，而且本身也构成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