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辩护与批判
作者：施京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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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专制制度，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国王建立了两条可以互相掣肘的管理体系。法国的行政官员通常由国王任命的人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往往又驾驭不了贵族，而贵族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且并没有行政权，却要担负对国民的教育的行政义务，因此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即行政官员统治着法国，荣耀却属于贵族，他们相互排挤、指摘，往往使法兰西的政体混乱不堪。在路易十四时代，朝廷甚至下令停止三级会议，剥夺高等法院的制衡作用——一切人和所有的人，最终都要服膺国王的统治。
这种混乱的行政体制，暴露了专制制度的最严重的劣根性，即它使“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１３。此时人民尽管还服从于当局，“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激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１４。果然，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法国人民就那么“偶然地”激动了一下，却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暴力导致的是更加暴力，专制导致的是更加专制，罗伯斯庇尔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尽管如此，相比较当时欧洲的情况，法国的民众对压迫之所以有着最深切的感受，根本原因还在于，文明使他们认识到，任何盘剥都是非法的，不论这样的盘剥来自于国王还是来自于政权。更进一步言，当人们不能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时，就必然地产生仇恨。而法国的人民就产生了这样的仇恨。这时，要么接受封建主的统治，退回到封建社会，要么就爆发革命。可喜的是，文明使法兰西选择了革命——从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法兰西掀起了理性主义哲学、古典主义文艺和启蒙运动三个极为重要的文化思潮，除前面提到的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外，还有笛卡尔、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等等，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巨匠，他们对法兰西民众思想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专制的精髓是对思想自由的极度摧残，在这一点上，法兰西所有的国王都是不及格的，这与他们的中国师傅们相比，就绝对是幼儿园的水平了。笛卡尔主要活动于路易十三时代，高乃依、莫里哀、拉辛和拉·封丹则大多生活于路易十四时代，最腐朽的路易十五时代更是启蒙运动最高潮的时期，到了路易十六时代，整个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早已成熟，也完全做好了变革的理论准备，一支强大的力量已经形成，只在等待人民的“偶然地激动”了。
尽管如此，统治者们并没有放弃对思想自由的禁锢，尤其对报纸“舆论导向”的控制还是相当严格的。例如，路易十五就曾决定法国的第一家报纸《法兰西报》由政府监督编排，要确保该报“凌驾于其他报刊之上”，并且要尽量登载一些“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舆论一律和愚民政策是所有专制统治的惯用伎俩。这样做，或许可以堵住自由的声音，但同样也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当人民为专制而牺牲，那么，统治者也一定会为专制而付出沉重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所幸的是，法国的帝王们还没有对书籍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虽然并不缺乏对文人的迫害，但毕竟没有出现过中国式的文字狱，更没有出现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屠杀。这是法国永远值得庆幸的地方。
路易十六是在经济不断恶化、启蒙运动已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迎接他的只能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双重腐烂的烂摊子。因此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尽管他也部分地迎合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对权力的过分迷恋最终没有使他顺应历史的潮流。１７８９年７月，当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他失去了主动改革的机会。１７９２年的八月起义，又进一步使他失去了挽救自己生命的机会——于是，波旁王朝完了，一个专制的时代结束了。
托克维尔说，这场革命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１５。
尤有戏剧性的是，与路易十三、十四的隆重葬礼相比，路易十五由于太过腐败，他死后是在夜间悄悄地下葬的；至于路易十六，则只能由断头台切下他的头颅了。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也许是波旁王朝留下的专制的痕迹太重，它使得大革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法国还出现了短暂的复辟；同时，拿破仑的称帝使法兰西依然染上了专制的色彩，可见专制的后果可谓灾难深重，一次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不能彻底洗涤旧制度中所有肮脏和腐烂的东西。但是，共和毕竟战胜了专制，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由此而转折，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是我们应该要记住的。
托克维尔以他鞭辟入里的分析揭示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深刻背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饱受苦难的民族由此走上了迅猛发展的道路。他的思想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样板之一，这对于我们也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注释：
〔１〕〔２〕〔３〕〔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２年版，第６０、６０、３２、１２６、１３８、１３１、１２６、１０６、１０６、２２０页。
〔４〕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理性开始时代》，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０８页。转引自吕一民著：《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页。
〔５〕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０页。
〔６〕参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７〕（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世界文明史》第２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页。
〔９〕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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