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鲁迅、胡风和周扬
作者：谢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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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七月派”从产生之日起生存环境就相当恶劣。在武汉时期，她被王明压制，到重庆时期，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取缔，改名《希望》后，头一期就因为舒芜那篇《论主观》而闯祸，等等这些，使她似乎没能成为一棵大树——与她的生命基因相称的大树。但她无疑是一棵真正的树，至今还在发出新芽的与这片大地和天空共着命运的树。
胡风是中国现代最有激情的诗人，最成功的“流派制造者”，但最终他被环境塑造成一位“批评家”和“理论家”，这也许是他的悲哀。但他这样的原创的、成体系的、实践性的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还实在没有第二个，这也应该是他感到欣慰之处和我们感到幸运之处。
胡风成功地整合了“五四”新文学和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胡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又是“左翼”文学的健将，这种双重身份给这一整合提供了基础，而他所师从的鲁迅的人生实践和文学实绩，给这种整合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石和视角。
鲁迅是“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大师，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分化，他很快就发现了自身的孤独处境和新文学的危机。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从“革命文学”的立场对鲁迅发起“围剿”，鲁迅一方面坚决地应战，一方面认真地吸取着对手们的合理的因素。对于他们否定“五四”的做法，鲁迅认为那不过是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形的幼稚表现。鲁迅坚持了“五四”的反封建立场和启蒙主义精神，将“五四”的“为人生”的文学更深更广地推向前进。胡风是三十年代才步入文坛的（那时这场论战已经结束，双方在政治立场上达成了一致，走向联合，但在对“五四”的评价上远没有达成统一），一直尊敬鲁迅、爱读鲁迅著作的胡风，与鲁迅同在“左联”，共同战斗，这为他整体性地理解鲁迅提供了机会。
胡风对“五四”和鲁迅的评价，与创造社、与瞿秋白、与雪峰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他强调了左翼文学以及后来的整个“新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直接的继承关系，或者说，胡风认为，“五四”和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原则和方向。胡风对鲁迅的捍卫，意在为“五四新文学”保存一线血脉，他提出的“以《狂人日记》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史观和鲁迅无“转变”论，是这个基本思想的支点〔13〕。抓住了这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对胡风的鲁迅观和“五四”观给出合理的解释，并发现它的真理性。
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大讨论中，胡风更是将“五四”以来由鲁迅开创的道路确立为一个崭新的“传统”。他针对两派论敌的观点和思维方法，超越性地提出，“五四传统”才是我们最直接也最重要的传统。一般认为，胡风当时是站在了那场大讨论的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住了讨论的实质。周扬在五十年代批判胡风时还指责胡风不该为那场大讨论作“结论”，不该写《论民族形式问题》，由此可以反证出这本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
胡风毕生都捍卫着这个传统，这个传统成为他的源头活水，使他摆脱了早期的“观念论”的束缚，坚决地与“客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为敌，从而形成了极富实践品格的“动的现实主义”理论。
我们指出并且强调胡风对鲁迅的继承关系，有利于深化对胡风和对鲁迅的认识。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与鲁迅毕竟不是那种简单意义上的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他们的起点、文学道路、人生观、身份担载都不一样，这些因素必然地会产生出他们的不同来。有些研究者已对此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探讨，如韩国鲁贞银在她的博士论文《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中就指出，胡风在继承鲁迅精神的同时，又缩小了鲁迅精神〔14〕。我认为，如果将鲁迅视为一个“封闭体系”，那当然是难以超越的高峰，在这个意义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精神是无须置疑的。但更有意义的提法应该是，胡风继承而且延伸了鲁迅精神的某一向度，他对鲁迅具有某种“超越”和“激活化”。这个提法更符合鲁迅精神的根本特征——开放性。正如《圣经》所说，一粒种子如果不撒在地里化掉，它永远只是一粒种子而已。鲁迅对胡风的影响和胡风对鲁迅的继承，我们应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
注释：
〔1〕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胡风并不‘左的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6页。
〔2〕胡风：《致楼适夷》，《胡风全集》第九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169页。
〔3〕吴奚如作为当时的中共特科人员和抗战初期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也是这种看法。参见《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第23页。
〔4〕刘杰诚：《毛泽东与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另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西安事变”的兵谏就是中共“逼蒋抗日”政策的表现。
〔6〕《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7〕〔8〕《我所认识的胡风》，引自《我与胡风》，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9〕鲁迅曾在私下讽刺说，周扬是想要做中国的“卢纳察尔斯基”。此处借用一下，只取其表面上的类似性，并不关涉到对卢氏的评价。
〔10〕《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5页。
〔11〕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胡风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502页。
〔12〕梅志说：“胡风帮鹿地译鲁迅杂文选，进行了很久。因为是（鲁迅）先生交给的任务，他不好推辞，也不能拖延，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他可以说是完全白尽义务，没拿过一文编辑费或翻译费。”见《胡风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7页。
〔13〕胡风：《以〈狂人日记〉为起点》，《胡风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6页，《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胡风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4〕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打印本），第118页。鲁氏指出：“胡风本来从文学本体意义上的创作规律的探索，渐渐缩小到大前提规定好了之后的操作意义上的所谓‘创作方法’的研究，不能进一步深入到文艺本身规律的创建。从这一点上说，胡风缩小了鲁迅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发展了鲁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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