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今日中国的“群众性民族主义”

作者：王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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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这句话下面，胡适每个字都加上了重点号。在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武力侵略时，鲁迅和胡适能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而他们在举国汹涌的排日和仇日浪潮中，能如此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勇气也实在令人敬佩。
　　 在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义和团”式的社会情绪、心理、精神，每每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奸商所利用。当年，慈禧太后大大地利用过一回“义和团”，但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应了“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今日，也总有人想利用这种“群众性民族主义”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曾写过《“爱国贼”》一文，声讨的就是这类人。鄢先生这样给“爱国贼”下定义：“所谓‘爱国贼’，主要指那些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煽动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以作爱国秀捞取名和利的家伙。”此种“爱国贼”，这些年在文化界屡有所见。正如鄢烈山先生指出的，有资格“卖国”从而称得上“卖国贼”者，“非大人老爷莫属”，但“爱国贼”则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引车卖浆者流皆可充当。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匹夫匹妇若宣称自己要“卖国”，那一定会被目为精神有毛病。但若有丐帮“帮主”一类角色，在“群众性民族主义”猛烈发作的时候，打出“乞丐救国团”的旗号，喊出最激烈的口号，那一定会有可观的收获。所以，“爱国贼”是虽乞儿亦可胜任的。鄢先生文中说：“小的‘爱国贼’这些年我们见得多了。君记否：1996年几个混混拼凑了一本《可以说不》的书，借‘爱国’的商标大捞了一把；自己赶着又来了一本《还是说不》。他们的暴发惹得不少人眼红，一时间仿制品纷纷涌上书报摊，都想给中国人灌‘爱国’的迷魂汤，趁机掏人们的口袋。”“爱国贼”可分出多种类型，鄢先生文中举了几种，在此不一一转述。读鄢文，我也想到了较远和较近的两个例子。较远的例子是，数年前中国驻南使馆遭炸时，一位著名作家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公开信，其言辞之拙劣、见识之粗陋和常识之匮乏以及心态之卑微，都足以令稍有头脑的中国人脸红。较近的例子是，去年苏州一家新开张的古董店，在门前竖起了“日本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当我在报上得知此事时，实在很佩服店主的“精明”。这牌子与其说是针对日本人的禁令，毋宁说是抛向那些极端排日和仇日者的诱饵。有可能进这家小小古董店的日本人能有几个？而可能见到和知晓这块牌子的极端排日和仇日的同胞则多出无数倍。这些人，一定引这名店主为同志，即便本对古董无兴趣或许也会赶来购买一二，他们自以为这是对店主“爱国热情”的支持，又哪里知道，他们支持的不过是一种“爱国贼情”。
　　 大学校园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大学生们往往成为“群众性民族主义”最激烈最典型的体现者从而也成为大大小小的“爱国贼”们最主要的利用对象，这是分外让人悲哀的。1935年12月，上海学生为声援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而跪在市府前请愿，此事令鲁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说：“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鲁迅认为大学生的“长跪于府前”，比国土陨亡还令人羞耻。这当然多少是私人通信中的愤激之辞，但看到今日大学生中的那种激烈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我也真想说：“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于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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