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作者：王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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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的情势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司法理性的在场，政客即使犯罪，一般都会受到合法的审判和公正待遇。像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受贿罪于1976年7月被捕，后被保释，对此案的调查竟持续了七年之久（与齐奥塞斯库的“三天”多么大相径庭！），1983年被提起公诉，判四年有期徒刑。再者如韩国“世纪大审判”，虽早有传闻：两位臭名昭著的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很可能被判重刑，但一般稍有理性的人都会预感，他们是不会真正被处死的，如果那样，无异于现代文明的失败。在韩国，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民主浪潮和深入人心的人权意识所确立的文明底线，加上金泳三新政权的性质所在，仇恨和积怨是会得到严格的监视和存放的——而他和他的政府班底也正是靠这些与旧政权不同的信仰和承诺才挫败了前任。
事实确乎如此：从1995年10月韩国检察机关立案调查到此后的九个多月里，两人先后三十五次被提审。据悉，光检察机关的调查卷宗，若以数量计，可整整装一百卡车（这至少可证明司法的严谨）。1996年8月26日一审判决，两人以军事政变、受贿、镇压民众等罪名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同年12月16日，汉城高等法院又宣布为全、卢减刑，前者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者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七年，理由是：全、卢政权和平交接避免了流血。
消息一公布，少有人感到意外。倒不是怀疑政治舞弊和“官官相护”之类，而是大家都清楚，像韩国这样一个已步入稳定民主期的理性国家，无论从人道考虑，还是政治需要，对两位前总统执行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韩国“世纪大审判”的意义和历史诉求并非一定要将谁送上绞架不可，而在于彻底告别一个武力威胁人权的时代，一个黑金垄断与幕府政治时代。
制度、司法和政治游戏规则，不仅主宰平民的命运，更决定着权力者的命运。在一个拒绝暴力、政治宽松、民主完备的社会，不仅秩序的紧张程度、法律负担会大大减轻，而且处罚也会变得相对温和。再进一步讲，如果一个国家废除了死刑（许多现代国家基于人道原则和宗教等文化信仰，已废除了死刑，比如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士、芬兰等），那么，所谓“性命之忧”又从何而来呢？那时，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惟一剩下的只有“自由之忧”。
在现代民主国家，死刑的使用正遇到空前的限制和阻力。比如美国，时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在我们眼里“万恶不赦”的罪犯，却引得无数民间人士为其奔走呼号、签名抗议，以免除一死……或许，正由于对剥夺生命的历史充满梦魇般的恐惧，所以对每一次行使“剥夺”的权力，人们都充满了警惕和紧张，忍不住慎之又慎。
四
在一块没有民主和自由的土地上，不同精神信仰必然意味着彼此征服的斗争，其结果必是反反复复的一元政治和专制轮回。它的历史，亦必然伴随着汹涌的杀机和人头涨落的潮汐——其中包括君主和各式独裁者的人头……那么，怎样缓解信仰多元造成的政治矛盾？怎样降低意识形态冲突带来的社会消耗与历史成本？文化、精神与信仰“统一”，乃一个现代国家所追求的必需的目标吗？
文化面貌与政治形态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癫狂、严厉、偏执、激烈、苛刻……不仅是独裁者个人的精神气质，几乎也是所有威权政治的精神特征。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温厚。”“和平与温厚”作为一种精神特征，这一定程度上已成了检验一个国家制度“共和”与否的最大砝码。
在此，看看美国人吧。
自有史以来，美利坚即是一个信仰多元、主义自由的国家。二百多年里，除一次不得已的“南北战争”外，基本上无内战发生，更没有血腥的权力之争。而南北战争最直接的起因，并非农奴问题（林肯政府本欲通过经济和文化渗透的方式逐渐消解之），而是南方州脱离联邦的分裂行为。耐人寻味的是，美国人（尤其是胜利者）在经历了这场残酷的“同室操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自由理念——政治文化上的宽容态度！因最初意识形态对立而燃起的仇恨，竟然在最短时间内被双方共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场死伤百万人的鏖战（南北战争历时四年，北方伤亡六十三万人，南方伤亡四十八万人）几乎没留下精神后遗症！那么，美国人到底怎么做的呢？
或许，有一些细节最能说明问题：在美国的国会大厦里，陈列着众多雕像，那是国会决定让每个州送来的本州英雄的雕像，每州两座。结果，弗吉尼亚州送来的竟是南北战争中赫赫有名的两位“叛军”首领——南方临时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和南方军统帅罗勃特·李将军。谁知，国会照单领受，毫无拒斥之意（按我们的经验，这确有点儿匪夷所思——“送”本来就是一种“冒犯”，“收”更是一种自辱自侮的“荒唐”）。另外，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冲突事件，南北战争在各自地区竟矗立着不同（甚至迥然相反）的记忆姿势：在南方，随处可见南军纪念馆和将士雕塑，至今还保留着各式纪念活动，公然赞美他们的子弟兵——“叛军”竟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英雄”的历史礼遇！即使在北方，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古战场遗址，陈列物也如实地诉说着当年双方的战绩与英勇，李将军立马抽刀的铜像威风凛凛，气势上甚至比南方的更生猛雄壮……你看不到半点厚此薄彼的意思。
这里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主流精神：对多元文化（甚至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包容与宽待！拒绝文化的权力垄断！
有人曾做过问卷调查：在美国人自己看来，在二百多年的美利坚历史上，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国家成就”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回答的并非经济繁荣之类，而是“联邦制的美利坚合众国始终没有分裂！”众所周知，在文化与政策的联系上，美国的联邦制是一种极为松散和疏离的关系。世界上那么多以中央集权为能的国家都时常面临分裂的危险，而美国竟然不以此为虞，为什么？
奥秘恐怕就在它的“自由主义”的国家精神上，即孟德斯鸠标榜的“和平与温厚”！这在处理南北战争一事上表现得尤为充分。战争一结束，林肯总统就及时颁发了大赦令，赦免全部南方军将士的战争罪。那位投降的李将军，既没有因“叛北”而遭到北方人的报复，也没有因“叛南”而招致南方人的唾骂；相反，由于他抵制国家分裂，避免了更多青年的牺牲，且敢于牺牲个人的军事荣誉，却同时赢得了南北方的共同尊重……在这样温蔼和宽松的政治环境里，战争伤痼和斗争仇恨是很难不被融化的。
想象如今世界上仍有多少国家为内战宿怨和信仰冲突，其仇恨绵延几十年甚至几世纪而不得消弭，再看看美国国土上那些巍峨的“李将军”塑像，不得不让人叹之、深思——愈是思想多元、文化多元，其社会结构反而更稳定；愈是强调意识统一，却往往适得其反，国家更加混乱与虚弱。有时候，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其受益者就是大众，就是国家和历史。对这种消化结怨、弥合伤口的政治胸襟和精神能力，你不得不油生敬意和羡慕。
正像林达在《我也有一个梦想》中所说：“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也没有教育部，因此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关键原因。”
剥夺别人的记忆，也就是剥夺自己的记忆。剥夺别人的自由，即等于剥夺自己的自由。这正是自由主义的理念。尽量构造一个宽松、妥协、和解、多元的政治氛围，使得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都有安全感和稳定感；尽一切力量和可能化解仇恨、消弭裂痕、舒缓矛盾，减少政见纷争给社会和民众带来的灾难，降低斗争的历史成本和消耗，是二百年来美国政治文化的最大特点之一。
二百年间，美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政变”、“起义”、“革命”的任何记载，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党派纠纷和集团之争。但这种竞争都是基于理性的，且严格按一种缜密而谨慎的游戏规则来进行。你见不到那种“你死我活”、“仇人相见”的武力冲突，没有硝烟，没有血腥，没有牢狱之险。党派团体（成员之间，成员和领袖之间）基本上是一种松散的临时组合，没有绝对的意志服从和忠诚，没有思想上的依赖与隶属关系，亦就无所谓“背叛”和因之而起的党内迫害和清洗了（在尼克松“水门案”中，那些指控他——甚至对之最不利的人中，不就有很多自己的同党成员吗？）。
所以在美国，失败的政治家是不存性命之忧的，既无被诛的总统，亦无被处死的将军，连逃亡和流放的都没有，无论犯下多大过失，他们都相信“美国”这个巨大掩体所能提供的安全，相信“公民”一词所意味的权利与公正。所以，“和平与温厚”，除了体现在它的国家精神、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有时还折射在对一些特殊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比如战争中的己方被俘人员（有时甚至是主动缴械），他们不仅没有遭遇歧视和迫害，反而在生命价值上被给予了充分尊重、呵护与谅解（正是基于这种对母邦文化的信任，历次战后，美国战俘几乎没有发生过拒绝返乡的事情）。对待外敌，也基本上实行同样的原则。二战晚期，大批的敌军士兵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被苏军俘虏，至少暴露出了他们对不同意识形态——“温厚”与“严厉”——的一种选择和信任度的投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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