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以董其昌为训
作者：何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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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民今后得反之也”，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朝野为之震动。这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春天的事情，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是为《民抄董宦事实》。事件爆发前，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无比愤怒的檄文，张榜公告，读来令人血脉贲张：
……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并数其险如卢杞，富如元载，淫奢如董卓，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呜呼！无罪而杀士，已应进诸四夷，戍首而伏诛，尚须枭其三孽。……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从初十、初十一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竟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说他是“兽宦”、“枭孽”，以致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百姓拥挤街道两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第二天，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上房揭瓦，用两卷油芦席点火，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也一同烧了个干净。
十七日，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
十九日，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
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老百姓见了，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大叫：“碎杀董其昌也。”
董其昌被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就这一事件，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
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
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
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大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
万历十六年秋天，董其昌第三次秋闱及第，次年京城春闱高中。董其昌跃入龙门，跨进仕宦阶层的初始时，社会知名度还没有大到足够拥有更多的社会话语权，依旧小心谨慎，低姿态地在翰林院供职，与同事们在友好的气氛中商讨、切磋、钻研翰墨艺术。然而京城丰富的书画资源让他有了浏览、揣摩、比较和临摹学习的机会。随着书、画成就，特别是鉴赏能力的空前提高，他也获得了较好的社会知名度，有了“三百年来一巨眼”的自豪。这期间，他担任了皇长子的讲官，两度持节外出，代表皇帝宣示，格外受人尊重。万历二十六年，他被排挤出京，调任湖广按察司副使。但是，他却决定不去赴任，而是回家乡松江，在书画艺术的海洋里再练身手。这一去就是六年之久，让这位有相当领悟力的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去不断提高自己书画艺术的水准。
万历三十二年，董其昌出任湖广提学副使，仅仅七个月，就拜疏求去。原因呢？按照《明史》的说法是：“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从文字上看，责任似乎不在董其昌，但细究一下就可以明白，这其实是个为贤者讳的含而糊之的说法。不徇请嘱，只能是个别人的私下举动，肯定不合法不合理，否则就用不着托关系走门子，找到上任不久的新官门上。一个“势家”竟然能因为董其昌的不理睬，寻隙报仇，能鼓动“生儒”数百人闹事，并有破坏公共财物的违法举动，就仅仅是因为“不徇请嘱”的缘故？
万历皇帝去世后，董其昌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他没有丝毫的迟疑，立马上任，全然不在乎朝廷之中的明争暗斗。他需要政治上的突破，也需要用政治影响消除“民抄董宅”事件的后遗症，修复自己的公众形象。在政治博弈中，他首先是首辅叶向高的好友，同时也与魏忠贤等交谊莫浅：“当魏珰盛时，尝延玄宰书画……魏珰每日设宴，玄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帧……魏珰喜甚。”政治的跷跷板玩得极其娴熟，两边讨好的武器就是他的艺术才华，即用书、画艺术和鉴赏本领开出一条具有个人特色的政治之道。
天启五年（1625年），七十高龄的董其昌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人称大宗伯。有了这个偌大的政治头衔，他立刻回家寄兴笔墨，陶情于山水之间，没有人敢再找他的麻烦了。明思宗朱由检登基，魏忠贤彻底完蛋，东林党全面获胜之时，也是董其昌与东林故旧的关系迅速升温之际。他毫不迟疑地为东林党人题写牌坊、著文、书写像赞、撰写传记等等，并于崇祯四年（1631年）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走上了政治的巅峰。他为自己刻了一方纪念章“宗伯学士”，大有踌躇满怀之态。宗伯府上，每日祈请翰墨的达官士绅接踵而至，使他应接不暇，也使其声名如日中天。《明史》也说他：“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纵观有明一代，没有哪位书画艺术家能与董其昌的官衔相比，也没有哪位官员在宦海生涯之外的书画艺术上如他董其昌这样开宗立派。他就是在反复运用“书画—仕途—书画—仕途”的策略中，一步一步地将自己推到仕途和艺术名望的最高峰的。他的好朋友陈继儒在《尼姑录》和《太平清话》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轶闻：
陆以宁谓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后官靠画。”
这十四个字，出于他朋友之口，看来不是出于对他的攻击，而是将董其昌的官与画的关系说得清楚明白，也一语道破了他的人生玄机。
董其昌在内阁中有两位朋友，一是担任首辅的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周延儒，二是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郑以伟。崇祯六年（1633年）六月，这两人一个被罢官一个死于任上。惟此，当自己的政治处境再次出现窘困和艰难，加上已是耄耋之年，多种慢性病缠身，于是董其昌便一再上疏请求退休。崇祯皇帝则特诏赐其为太子太保，从一品的荣誉头衔，“特准致仕驰驿归里”。他安全着陆了！
解读董其昌现象，评读他的人生态度、处世准则和人格境界，真是意味深长。
声名可能会掩饰人的诸多缺点甚至罪恶，但不能从本性上改变一个人。一旦有适合表演的舞台或滋冒生长的气候、环境，他的本来的面目就会暴露无遗。
董其昌就是这样的人。
社会的势利在于：权势者为了附庸风雅，往往用高雅文化的社会姿态博取儒雅之名，怀柔广大民众，会对所谓的文化名人制定比较宽容的道德标准，有的干脆就以权谋私，许以名人特权，方便自己索拿卡要名人作品；而平民百姓出于对文化名人这些高雅职业者的仰慕心理和盲目崇拜情结，则无形中滋长了这些高雅职业者们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董其昌的书画艺术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高度追捧，《历代画史汇传》称颂他：“山水、树石、烟云流润，神气充足，而出以儒雅之笔，风流蕴藉，为当时第一。”
董其昌死后葬于吴县濒临太湖东岸的渔洋湾董氏坟茔。据《吴县文物》一书记载，董其昌的墓据传有两处：一处规模极小，位于阳家湾，在胥口乡渔洋林场宿舍门口；另一处在渔洋山湾里，墓葬规制很大，石翁仲高三点四米，墓前有石龟、石狮、石马、翁仲及石碑等，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考定，这座墓葬可能是董其昌的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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