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
作者：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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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鬼子”却不跟他们讲，万岁爷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于是下令：督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等人“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无计可施的耆英等人决计抗旨。他们很清楚，什么“专意剿办”，“逆夷”不再进攻就是好事！什么“无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据说是英军“大元帅吴夏密”张贴在宝山县城里的“告示”。
这份“告示”是伪造的，只不过不知是何人伪造而已，因为“大元帅”一词向为英军所不用，“吴夏密”也实在不知是为何人。而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认为就是耆英伪造的。但无论是何人伪造，都可以肯定这是耆英等人对皇帝扮的一个鬼脸。
这份“英军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说：五年前，“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发兵扣阙，意在“杀尽奸徒”，并不干你们百姓的事。尔等只管安居乐业，“毋得惊慌乱窜”。十日之内，本帅将“整顿三军，再扣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扰云云。
显然，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国人思维方式写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个“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说法，十分符合中国的逻辑，也十分符合朝廷对这场战争定下的调子。事实上，这场战争一开始，那些领兵上门前来要挟讹诈的敌凶，就被看作和说成是受了“委屈”来“告御状”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国外相巴麦尊挑起战争的照会，就被译成“求讨皇帝昭雪申冤”（其实意思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这次也一样，也是来“告御状”。既然是来“告御状”，当然要“讨个说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了。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况，“命我求和”，是他喜欢听的；“奸臣诈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决定：既然如此，那就还是“设法羁縻”，“抚贼”了事！
不过，道光皇帝还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对于英方的条件，他也一再讨价还价，不肯批准，而要耆英等人去讲道理。他天真地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
七
读《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前方将帅的不断撒谎。可以说，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只不过，他们不认为是鸦片，也不管它叫鸦片，而叫做“天朝体面”。有时候，也叫“爱国主义”或“英雄气概”。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民族都沉浸在一种“天朝大国”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之中。在我们看来，人类居住的这个地方，叫“天下”；天下的中央住着我们，叫“中国”；中国的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的王朝是最伟大的，叫“天朝”；天朝的臣民是最优秀的，叫“华夏”；周边那些国家因为离天子太远，无法接受天朝的礼乐教化，因此不开化，是野蛮人，叫“蛮夷”。“蛮夷”和“华夏”之间是“君臣”关系，或“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关系，根本就不平等。“蛮夷”到“中国”来，要么是来“朝贡”的，要么是来“观礼”的，要不然就是来“乞恩”或者“喊冤”的。因此“天朝”无“外交”，只有“理藩”（即打理“中国”与“藩国”的事务）。直到耆英等人签订城下之盟时，使用的也仍是“恩准”字样（比如“恩准”五口通商）。明明是人家强迫我们订立不平等条约，还要说是我们“恩准”，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
然而，不说“恩准”是万万不行的。不说，就是“大不敬”，就是“卖国贼”。同样，不说“逆夷”“闻风慑服”、“实无能为”也是不行的。不这样说，就是“胆小鬼”，就是“助夷气焰”，就是一屁股坐到敌人那边去了。谁敢担这个罪名？也就只好说“夷不足畏”。
当然，夸大敌情的时候也有，比如说到1841年第二次定海之战时就是如此。在许多论著中，这次战役往往被描述成一个激动人心、英勇壮烈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人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而阵亡。
这样写，当然感人至深，可惜并不完全是事实。三总兵率军抗战是真的，英勇奋击也是真的，以身殉国就更是真的。但据茅海建先生考证，敌军并没有万人之多（更没有二三万），而是只有四五千；也没有“血战六天六夜”，而是只有不到一天时间，从1841年10月1日早晨开始，至下午二时许结束。在整个战斗中，“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只付出了战死二人、受伤二十七人的微小代价”。敌情，显然被夸大了。
夸大的原因也很多，比如“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就是。所谓“伪讳粉饰已成风气”，也就是吃鸦片吃惯了。但这种尚待核实的说法在当时和后来却几乎视为信史，即使一些以“严谨治学”为标榜的人也宁信其真不疑其伪，就因为从至尊天子到寻常百姓，都喜欢听谎言，或者说喜欢听好话、“吉利”的话、歌功颂德和“鼓舞人心”的话，至于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有几分真实，则是第二位的事。于是，我们听到的，便是经过了处理的信息，其中不好听不顺耳的部分已被过滤，好听顺耳的部分则被放大。这样的信息，即便有一定的真实性，归根结底也是不真实的。
（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