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0期
文治与武功背向走势的见证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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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文治可谓“煌煌”，但却由于武备的不足而导致国势的积弱，最终要由百姓来承担国家覆亡带来的灾难，那景况确实悲惨。然而，“武功烈烈”的时代又如何？“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百姓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同样惨重，开疆扩土的自豪感跟他们何尝有什么关系！可见只要是在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为利益所驱动，统治者总会主动或被动地投入战争，民众则必须为之支付“账单”。这一支付只能是被迫的，他们不可能作出其他的选择，除了造反。而造反，仍然是大多数人献出头颅和鲜血，获利者是极少数精英分子，他们成了新的统治者——于是历史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处。
金朝把开封定为南京。所谓“京”，图具虚名而已，从公元1127年后，开封既不是行政中心，又不是工商都会，昔日繁华，都成泡影。公元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频繁威胁下，被迫把国都从中都（燕京）迁到了开封。国都迁移，伤筋动骨，随着庞大的政府机构南来的各色难民百余万口争先恐后涌入开封。这些人每人每日由政府发给粟米一升，一年总共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政府每年入库粮食的一倍。由于北方大面积领土的丢失，而南方宋廷又趁机拒绝交纳岁币，金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没办法，只好大量增发纸钞，很快纸币贬值，到了“每贯只值一钱，不及工墨之费（印刷成本）”的程度，市场自然也就无法正常交易，经常是“市肆昼闭，商旅不行”。
然而，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开封作为金国的首都竟然还长达二十年之久，尽管这二十年纯粹是苟延残喘。国土只剩下黄河南岸从潼关到邳州那样一个狭长地带，还时时要遭到蒙古军队的威胁。之所以能拖上二十年，主要是因为蒙古的主力部队都随成吉思汗西征去了，而南宋方面软弱依旧不敢进攻。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东归，在处理完一些内部事物（成吉思汗去世，窝阔台即位）后便开始了对金国的总攻。最后的抵抗算是顽强的，在开封和洛阳的保卫战中，出现了好些个战死或自杀殉国的将领，但终究无补于大局。公元1233年，当开封粮尽援绝时，金哀宗只好带着他的随从们南走归德，后来又逃到蔡州，到年底，蔡州被破，金亡。皇帝、宰相（《金史》评价最高的完颜仲德）、部分官员及卫队共五百多人一同自杀。
在开封失陷金国覆亡的最后阶段，以身殉国的死节现象特别多，有女真人，也有不少汉人。为什么？元蒙时有人说金国“崇儒太过”，致使将领寒心，国脉不保，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死节”者众多是儒家意识形态扎根很深的结果。然而，身为二等公民的汉族民众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南宋输诚，而偏要为国破君亡的金朝赴死呢？这大概说明在传统的观念里，君臣关系高于或大于民族关系。君臣父子，才是人之大伦，夷夏之辩却不然，以夷变夏或者以夏变夷都能说得过去。北方的百姓被赵宋王朝抛弃上百年之久，早已认女真人为自己的君父。什么“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闻道中原遗老，时时犹望，翠葆霓旌”云云，那都是南方文人自己想像出来的。
因为开封已是民穷财尽，蒙古大军并未驻留，一路杀往东南方向。开封作为都城就此永远地被废弃了。元亡时，朱元璋曾一度想定都开封，但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汴水淤壅，根本不堪承担漕运的重任，只好作罢——没有漕运，朝廷上下吃什么？此后，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地处华北平原南部的开封地区日见萧条，还有过几次被黄河洪水完全吞没的悲惨记录，以至于连作为一个省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但是，作为古都，开封的历史地位是不可取代的。如果把漫长的中国历史理解为一幅长卷画，卷面上，前边、后边，到处都是血污的场景。而北宋定都开封的这一段（不过一百六十多年），民众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屠杀，知识分子更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对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这真是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受到历代人的珍爱，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张择端笔下的开封，看到了一种颇理想的生存方式，时间虽然比较短，但始终不失为一份值得保存的回忆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