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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面对偏激的偏激
作者：李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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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托尔斯泰成大名之后久久被精神痛苦缠绕，没有人要他“忏悔”，但他总是在自我“忏悔”之中。契诃夫性情修养高贵至极，在声誉如日中天，完全可以享受醇酒美人之际，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自己奔波几万里，跑遍了库页岛的每一座矿山。中国缺乏这样的作家。有人以玩世自得，有人以不吃亏自慰，有人宽容一切。因为余秋雨标帜“文化苦旅”，引起某些批评者希望他面对现实苦难。可是，你希望他做的他本来就不想做，他没有做的你却以为他做了。这样的精神错位对话于一片天空之下，便成各说各话，永远也难分端倪。
余秋雨对现实的“适应性”，与他的“不适应性”是同步随形的。当他的巨大声名引发出不断诘难时，“不适应性”便显现了，表现为容易展示才华而难于进入深刻，容易接受推崇而难于接受挑剔，可以成为“绅士”而难于成为“斗士”，容易就事论理而难于举一反三，容易顾影自怜而难于反躬自问。
三
在不平衡的心理之下，余秋雨的“不适应性”漫漶开来，他对批评者提出的具体问题、具体是非都退居其次，而以“偏激”情绪作用于普遍的文化状态：“国内的‘公众知识分子’就是骂人的那帮人，他们的批判性远高于建设性，而且影响极大。”〔6〕这就不免一竿子打了一船人。实际上，余秋雨自己就是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公众知识分子”，只是他的“公众”意识多经过“适应”的淘漉，可得利益最大化而全无精神风险。他说到自己随香港凤凰卫视的国际旅行采访时慨叹：“有哪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肯去冒这样的风险？”此论不免诛心。问一问国内大小文人，可能更多的人不是怕这样的艰苦，而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机遇不同，把握机遇的能力不同，余秋雨的很多成功是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这也是他可以“骄人”的资本。当年同事在图书馆工作，他是瞧不起的。批评他的很多人，他认为是远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他甚至提出“批评家”的资格问题。一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是公开争论好还是“内部解决”好？是各自为言好还是“一锤定音”好？这样的问题，就超越了余秋雨和其批评者的“个案”意义，而涉及广大人群的话语自由。
余秋雨说：“五年了，我冒着生命危险，走遍了中东，走遍了中亚和南亚，从欧洲到北极，考察活动在日本和韩国等地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走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只为考察文明而拼命，如果人们有一点善良，至少应该同情吧？在这种情况下，每次回来看见国内的报纸，都是大批判。而且这么一个人，没有求助过任何官方的力量，制止这场大批判。面对那么多的人身攻击的文章我没有向任何人求助。这可以证实我是个善良的人吧。”〔7〕余秋雨承认有官方力量可以“制止”“大批判”，只是因为他的善良而未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其实，批评文章一概以“大批判”言之，也就是把对方都归入“‘文革’余孽”，子矛子盾之击，固然解瘾，却将自己对历史记忆的某些个性也湮没了。回应与否，本与是否“善良”无关，事实上余秋雨也并非不回应。人的善恶，并非一汪静水永无波澜，心态过于失衡，可以“恶向胆边生”。看余秋雨对对手一口一个“大批判”，早已经“怒从心头起”了。会不会终于有一天“求助官方力量”加以“制止”呢？余秋雨的名人情结，已经驱动他走向失言甚至失检。在这样的情绪下，即使有朋友想帮助余秋雨排解，以他的自尊，也可能反成误会。余秋雨要他的助手做了一个统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8〕但是，他没有统计：帮他说话的文章也不会小于这个数。即以对余秋雨文章中知识性错误的批评的反驳而论，“已有不少教授学者对这个人进行逐条驳斥”。并且还有章培恒这样学者的“斥责”〔9〕。显然，在论争之中，在对传媒的使用方面，余秋雨并非无助。他期望的并非众说纷纭，而是要对方俯首称臣。在今天的社会，有批评之风而少“检讨”之制，官方力量也不会轻易理会这些文坛口水。按照梁实秋的吵架逻辑，小人物已经骂得大人物还口，而大人物没有骂得小人物不还口，大人物吃了亏。
居高临下的姿态使得余秋雨说：“我为什么从学术界出走？因为我觉得从书本到书本不是真学问。所以我必须要从现实的考察过程当中来校正错误。而现在哪儿也没走过的人，就在这儿，抱着书本，对发展变化中的世界说，这里错了，那里也错了……是的，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就学术问题发表观点，有个学术等级的问题呀。在这点上，文科很吃亏的，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评论，其实不是这样。比如，人家一个戏，可能筹备了三年，或者是拍了一年，花多少精力，你写那么一篇文章，就全部失败了。传媒往往分不清，这不是有资格的批评家，只是一个偏激的观众。”〔10〕学术方向转移并非“出走”，纠正文字知识的错误与实地勘察也不搭界。并非很多人都能够像余秋雨那样到处行走，也有些学者就是不爱行走，像钱锺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杨绛同往青岛休养了两周，以后便再不旅游，为什么？出门不能带很多书。“咬文嚼字”一样是学问，而且还要经得起“咬嚼”才是真学问。钱锺书出版《管锥编》，为当代学术翘楚，但也有多位读者指出错误，其中有位比钱锺书小四十八岁的年轻人范旭仑，竟找出来一百多处错误（可惜范旭仑这样好的学问，却“找工作”也困难，只好到图书馆去坐冷板凳）。钱锺书将这些意见收进《管锥编》的再版本中，并且在“再版识语”里一一具名感谢为他“是正”之人。钱锺书并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在性情不好的时候，还可能对人挥动老拳。但是，学术之事一同世上之事，无非“实事求是”而已。为余秋雨“咬文嚼字”的人，实际上是余氏功臣，倘若操此业真能“一夜暴富”，则秋雨早已富可敌国了。文字和知识的瑕疵，并未使《文化苦旅》失去价值。余秋雨以己之学屏人之学，起码是门户之见，进而有勃谿之形。盛名之下，分不清“高贵”与“高傲”的区别；盛怒之中，辨不来批评与诋毁的分寸。
余秋雨还把现在受到的批评与“文革”“大批判”相提并论：“把明史典故的争论放到亿万民众眼前，其实亿万民众没有分辨这种专业问题的能力，他们让没有分辨能力的人民当审判官。现在他们拿着一些民众无法辨别的文史细节对我进行全国性声讨，我如果向他们妥协，就对不起我爸爸和惨死的叔叔，我不想跟他们怎么样，那我不予理睬总可以吧。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不理会街上向我们大骂的这个人那个人。”〔11〕这更是不伦之比。当年吴晗落入政治圈套，哪有分辨半句的理由？紧接着的是杀身之祸，九族之累。今天的余秋雨，难道不比他的对手具有更大的传媒优势？激愤至此，秋雨先生已经乱了方寸。关于电影的批评，近年焦点莫过《英雄》。其实，对《英雄》的批评，连张艺谋自己都承认：“《英雄》曾经的遗憾，在于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我把故事安到秦始皇头上了，被所有人引到政治上去讨论，这是我犯的一个低级错误。”〔12〕倘若没有对《英雄》的大量不留情面的批评，而只有《英雄》上映前后的宣传吹嘘，又哪会有张艺谋如今的认识？古来圣贤凡犯错误多在“低级”。“玉阶空伫立”的名人心态使得理论家出身的余秋雨出现逻辑乖谬而不自知。长久的“适应性”，使得余秋雨在某一时期变化为集中的“不适应”。中国当代作家，多年以“听命”、“工具”为生存之道，被时代笼罩，也被时代牺牲；余秋雨能够超越时代写作，是他的“适应性”所致。在人格上和政治行为上的苛求，并不构成对余秋雨的真正威胁，而在心态上表现的过分自尊甚至自蔽的弱点，却可以造成自误。余秋雨多次谈到过自己和大众传媒的结合，有时就自称是一个电视工作者。如今，一方面还是传媒焦点，同时又抱怨传媒；遭遇苛求，反过来又苛求泛泛之群，甚至提出批评者的资格问题。这个资格由谁来鉴定？思想自由之邦，不必专门规定自由，倒是有立法规定不得限制思想自由。兹事体大，秋雨先生不该因为一己之累便在价值取向上“向后转”。其实，就是近于“苛求”的批评，对余秋雨并未造成实际伤害，反而刺激着他的写作。与余秋雨同龄的作家，多还未进入“记忆写作”，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则又成畅销书，他完全有资格说：“这都是被‘大批判’逼出来的。”当此之际，他却宣布要永远告别文坛。虽然说作家有写与不写的完全自由，但一个作家的“罢工”表示，总是会引起读者和批评者（包括正面批评即表扬者，或者两者俱有者）的反应：这个社会是不是太对不起余秋雨，让他老人家如此伤心？在感觉余秋雨的一腔积郁、满腹哀怨之际，我们也看见他颇有些小孩子气，一边埋怨，还一边撒娇，说什么“上海也不住，深圳也不住。”那么，住哪儿呢？余秋雨并不是“夜奔”里的林冲，“百忙里走不出山前古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别人只是一句美妙的形容，他已经跑过多少来回了。秋雨先生，你已经得到了天下多份美妙，你不该为天下美妙不能集于一身而诅咒。倒是虔诚的读者，在期望和失望里可能集体上演“拉娜之出走”。
注释：
〔1〕〔2〕〔5〕〔6〕〔7〕〔8〕〔9〕〔10〕〔11〕记者访谈：《余秋雨有话说》，《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3〕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68页。
〔4〕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三秦都市报》，2004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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