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书屋絮语

作者：邵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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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料未及，本刊第八期关于知识分子身份意识和与权力关系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网站帖子拥挤，信息众多，这在文坛寂寞和批评家缺空的当下，能激奋精神，鼓噪群言，看来诸多现象还是需要真诚的批判。
　　 “五四”时期，吴稚晖先生曾言，机关枪对机关枪的时代，整理国故为时过早。现在已到了核弹对核弹的时代，似乎又为时过晚了。当今学界，文化保守主义甚嚣尘上，自由主义潜流涌动，无论何种主义，都离不开传统人文精神的赓续和重新解读。人各其是，笔调迥异，“读经”罢，“启蒙”也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即便旧瓶装了新酒，很可能于时无补？！思绪的浮躁、路径的芜杂；西学的斫伤、人格的窄狭，无处不在的投机和小气，最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回眸现代宏儒大硕的背影，这些背影是那么的令人低徊。《学衡》之后，“边疆人文”六十年来，剩下了什么，现在还能怎么样，怕是惊心的。
　　 傅斯年先生多年以后，在检视得失时，说过学衡派与新文化派都走了极端，比如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完全可以既文言，又白话，应该兼容的。可惜历史语境已逝，由彼及此，再好的提法，也仅止于他话他说，众人用姑妄言之，且姑妄听之的态度，当然难有融通之境界和现实对话的实力。
　　 各种价值的认知，确存在现实的困境，传统断裂太久，重拾终究难复原貌。徒有形式，失其神髓；只求表相，不存内涵，反倒不是桩好事。以往，郭沫若先生在整理国故热浪之中，曾泼过冷水，大意是许多事是做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的。时下，造化弄人，事未竟，而各种言、行不很及义，怕是另一惊心的。
　　 “边疆人文”已往矣，然精神犹在，痕迹依旧能辨认。走出书斋，踏足田野，怀抱理想，搜求证实，他们开启或承续了一脉学派，填石筑基，厥功至伟。再好再大的事，还是做出来的。如今，人们冷板凳坐不住，喧闹又受不了，若置两端，身子空悬，难得轻爽，距离真正的“读经”和“启蒙”，还远着呢。做点什么扎实事儿，可能会好些。
　　
　　华夏民间俗信宗教——
　　
　　济 公
　　
　　 佛门中罗汉名目繁多，分别有十六、十八乃至五百罗汉之说，然而要普通民众哪怕说出其中一、两个罗汉的名字，恐怕也难，最为大众熟知的还是相传为“降龙罗汉”转世的济公和尚，也有称其为“济公活佛”、“济公菩萨”者。他完全是华夏民众生造出来的本土罗汉。
　　 历史上济公实有其人，姓李名修缘，南宋浙江天台人，初于杭州灵隐寺（一说国清寺）出家，后转净慈寺，法号“道济”，为临济宗杨岐派第六世得道高僧。其性狂而疏，介而洁，游踪半天下，所至题墨，文词隽永，其七绝诗可与陆游、范成大等媲美，每有佳篇问世，都城争相哄传。相传其不守清规戒律，不忌荤酒，出入歌楼酒肆，举止似疯且狂，好息人争讼，救人困厄，神功叵测，常于戏谑笑谈中对权臣奸相、贪官污吏予以戏弄，时人称为“济癫”，后世尊为活佛。
　　 济公被神化在南宋时就已露端绪，至明代经小说、戏剧的演绎而越发神奇。正如林语堂所说：“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是济颠和尚。……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在封建专制社会，话语权完全被庙堂垄断，民众只能以非“常态”的语言（如政治笑话）和行为来发泄内心的忿懑，济公便是这种社会心态的产物。
　　 除杭州净慈寺等为济公设立专享殿堂外，一般佛寺的罗汉堂中都没有为其留下坐立的位置，他只能或蹲在殿堂的屋梁上（如北京碧云寺），或站在偏狭的过道中（如江南一些寺院）。这也显示出其非正统的地位。台湾对济公最为崇信，大大小小的济公庙、慈生济世堂散布大街小巷；济公也通过庙祝神汉口述或扶箕不断向信众发出新的济世纶音。这便已沦为不折不扣的民间俗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