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家的小气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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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画家中,大概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吴冠中先生那样乐于谈论并且善于谈论自己艺术的人了,这显然得力于他的文学天赋。吴先生出版的著作已达二三十种,虽然大部分都是重复出版,这并不能怪吴先生的。
   平心而论,吴先生的文字有水平,有个性,尤其是谈论艺术的形式美,更有过人之处。艺术的形式美本是难以诉诸语言的东西,经吴先生一解释,立刻头头是道,一清二楚。
   然而,随着长大成人,对吴先生的文章,就渐渐地不满足起来,觉得吴先生谈论艺术的形式美虽然有一套,也仅此而已。除了表层的形式美,在对艺术更深层次的东西(指精神文化)的认识上,吴先生并没有多少高见。
   吴先生的绘画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没有深厚的人文情怀与传统根基,他的作品虽然悦人耳目,却缺乏一种打动人灵魂的力量。
   吴先生一向喜欢以梵高自比。一位不谙中国国情的西方美术史家将吴冠中称作“中国的梵高”,他欣然接受。梵高是世界公认的顶尖级绘画大师,吴先生此举意味什么,不用多说。然而在我看来,不管从哪一方面讲,吴先生与梵高都缺乏可比性。梵高是世界上活得最痛苦、最不幸的艺术家,一生穷困潦倒,遭受失恋折磨,在绝境中苦苦追求自己的艺术,最后陷于疯狂,割下自己的耳朵、自杀,只活了短短三十七个年头。这位死后身价百倍、画价创下世界记录的旷世奇才生前不为世人所识,几乎连一幅作品也没有卖掉过。比起梵高,吴先生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幸运儿!吴先生耿耿于怀、动不动数落的那些苦(比如搞“形式主义”受批判啦、“文革”中被下放劳动啦),与梵高的巨大不幸比,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改革开放后,吴先生时来运转,名声大振,一举成为西方批评界的宠儿,画价随之扶遥直上,直抵天文数字;入党、担任全国政协要职、作为高级随员陪同国家元首出访欧洲列国,可谓风光尽占。这岂是英年夭折、可怜的梵高敢望其项背的?
   至于艺术上的差别,那就更大了。梵高是一位以自己的生命祭典艺术的艺术家,其作品充满生命的悲壮,是孤独的天才别无选择的生命自焚。吴冠中的创作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那是一个赏心悦目、讲究形式美的世界。这里我抄吴冠中的老同学、杰出的美术史家熊秉明先生的一段话作证,它说得很到位:“有一生画幸福的画家,如马蒂斯。我以为吴冠中是画幸福的画家,并且,我相信,他是幸福的。”
   幸福的吴冠中,偏偏要将自己与梵高这位全世界最不幸福画家拉到一起,实在叫人不能服气!其实,如果真要在中国找梵高这样的艺术家,也决轮不到吴先生,而应当是石鲁那样的人。这种矫情,说穿了,不过是吴先生自恋、自大性格的反映罢了。这与吴先生一再标榜自己像鲁迅完全一样。读吴先生的文章,看吴先生的画,人们感受不到多少与鲁迅相通的气息。鲁迅对现实不妥协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前途的焦虑,对人类命运的关怀,鲁迅精神世界的博大精深,在吴先生的画中、文中是看不到的。吴先生缺乏的,恰好是鲁迅这样的力度与精神。他可以为一个小小池塘的美景陶醉,却无法领略像太行山、黄土高原的博大、苍凉与朴实。所以,吴先生总是画不好这些题材,貌不合,神更离,他的津津乐道的“形式美”无法包容这种内在的“大美”。
   过度的自恋与自大,决定了吴先生不可能心无旁鹜地投入形式美的探索,仅以此为满足。他的艺术冲动里掺杂了强烈的世俗功名心与虚荣心,这就是他何以会如此关心自己的市场行情,何以会为一幅仿自己的假画大动肝火,年近八十的高龄还与一家拍卖公司打旷日持久的官司,写《黄金万两付官司》的洋洋洒洒的长文,浪费宝贵的生命时光。吴先生的自传,也传达了这种信息:“听说他留在巴黎的老同学已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过,他能服气吗?”嫉妒、争强好胜的性格跃然纸上,(其实,当年在法国留学时,他就这样嫉妒过赵无极,称赵以“东方味”得宠于法国画坛);“他是那样的自信,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市秤或公斤并不能改变物体本身的重量。”“他深信他火化后这些画会成为出土文物,让后人在中西结合中参考他探索的脚印。”还活着,就敢给自己盖棺论定,相信自己一定流芳百世,未免贻笑大方。(参见吴冠中的《沧桑入画》,学林出版社)
   艺术家难免有自恋自大的毛病,然而一旦过了头,容易忘记自己的限度,栽跟头也是难免的。多年来,吴先生在艺术上一直采取“中西合璧”的策略,左右逢源,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然而,在真正的大家看来,这种浅层次的东西融合,其价值究竟多大,值得重新厘定。君不见,现代中国绘画的几座高峰如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都是在深厚的传统绘画的基础上打造起来的。而吴先生的传统功底,却实在叫人不放心,甚至他的西画功底,也未必像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高不可攀。吴冠中在法国学画只有三年,法语尚欠精通,就宣称已经“摸透了人家的家底”,他的恩师林风眠先生在法国学画十几年,世界级绘画大师赵无极在法国泡了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种话。至于吴先生的传统艺术修养,就更叫人担忧了。吴先生一再强调自己年轻时曾师从潘天寿,“临遍石涛、八大、沈周、老莲、上溯宋元。”然而从吴先生的绘画,从他的文章中,我实在看不出他下过这种功夫。再说,假如真的下过功夫,必知其中深浅,大概不至于放出“笔墨等于零”这种耸人听闻的、外行的言论了。
   多年前,吴先生出言不逊,诋毁中国画的笔墨“等于零”,在绘画界引起哗然。吴先生不会书法,没有握管挥毫的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吴先生的国画笔墨不过关,不耐看,也是评论界公认的,这就有点麻烦。假如吴先生是笔墨高手,真正精通中国绘画,出来攻击几下笔墨倒也不妨,就像当年精通传统文化的鲁迅、陈独秀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起码可以成一家之言,可惜吴先生对笔墨是地道的外行。一个外行出来否定笔墨,无论如何不能服人,引起质疑和反抗是必然的。假如吴先生换一种说法:笔墨对于自己等于零,就皆大欢喜了。对于自己不擅长的东西随便诋毁,往轻里说有失厚道,重一点说就是别有用意了。
   吴先生对笔墨的贬低暴露了他对传统的无知与轻慢,他用西方形式美的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绘画和古代画论,往往捉襟见肘,不得要领。比如,他将中国画的笔墨与西方雕塑中的“泥巴”相提并论,视为“形式”,视为“奴才”,这无异于将笔墨等同于“墨汁”,可以毫无规范地任意驱使。如此一来,中国画独特的表达方式、魅力与文化内涵,被消解得一干二净,中国画作为一种艺术,实际上已被取消。吴先生此举,确实大胆得可以!
   冷静地看,吴先生津津乐道的“形式美”,其实只是西方绘画的表层,对西方绘画的深层内涵与艺术精神,他同样视而不见。吴先生过分热衷于谈论艺术的“形式美”,其实已经暴露了他的限度。真正的艺术大师,从来都是凭作品说话,羞于喋喋不休地谈论艺术,尤其是自己的艺术。吴先生是否算得上艺术大师,谁说了也不算,但作为一位名家,则是可以肯定的。名家与大家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承先启后的,经得住时间的淘洗,而前者则不然,它的产生带有机缘性与时尚性,顶多聊备一格,吴先生看来只能属于后者。作为一位出色的通俗画家,一位普及性的美术评论家、作家,吴先生的历史性贡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完成。他并不知道,一个人自我张扬得越是厉害,他在人们心目中就越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