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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
作者：吴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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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外文学史的历史经验，造成一个时代文艺整体衰败的原因大都来自外部的重大社会政治因素，或是宗教裁判的严峻无情，或是政治权威的极端专制。除此之外，罕有能窒息“文艺生机”的其他社会因素。
因此，当胡风断言建国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而要追究“责任”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两难境地：既然上书的主观目的是向党表示“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及“非……担负起我应该担负的斗争不可”的热望，就等于承认“党的要求和历史要求”具有“同一的内容”，换言之，即承认第一次文代会上制定的“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政策及文代会提出的“接受毛主席的指示，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口号的正确性，否则，便失去了上书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承认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难以解释建国初期文艺实践何以全面“失败”的原因。
胡风是这样跳出两难境地的，他在党中央与基层文艺界之间找出了一堵墙，这便是周扬等打造的文艺界的“独立王国”，并指责“它”封锁了中央关于文艺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蒙蔽了文艺界的干部群众。
于是，我们在胡风的“信”中读到了这样的含泪的控诉，他严厉地指责周扬等“公开地歪曲对他们的主观主义不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公开地反对证明了他的庸俗机械论的破产的苏联文学斗争的理论经验”；他严厉地谴责周扬等“甚至竟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归过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身上，敢于瓦解没有直接接近过党中央的高级干部对于党中央的信任。他的破坏团结的手段就由党外到党内，以至直接指向党中央了。”
对于周扬等的后一个严重的“罪行”，胡风在“报告”中有着详细的陈说。事情发生在1952年4月，周扬路经上海时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彭柏山有过一番私人谈话，谈到“现在文艺上的情形很困难，一时没有什么办法，（他）是明白的，不过他很苦恼，重要的事情他都作不得主。他有许多很好的看法，但不敢提上去。”事后，彭柏山将谈话内容转告了胡风。不料，事过两年之后，胡风竟把这私人谈话写进了呈送中央领导阅示的“报告”里，而且进行了这样的诛心的分析：“如果连他（周扬）有了意见都不敢向上提，那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至少在文艺问题上是绝对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真理的结论以外，除了使听到的人得到一个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看着整个文艺战线衰弱下去下去也毫不关心这结论之外，是不能有别的。”〔9〕
胡风把“私人谈话”写入“报告”，这做法是否恰当，似乎不必多加评说；但后来舒芜以“私人信件”入文，却曾是受到千夫所指的。只不过，胡风当年似乎比舒芜走得更远，请看下文：
为了他那个宗派主义的统治欲望，为了他那个小领袖主义的张皇失措的心虚，周扬同志居然忍心到暗暗地把文艺实践的失败责任转嫁到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身上。反而“苦恼”地把他自己说成了一个使人不胜同情的“无可奈何”的“失败的英雄”，甚至是做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牺牲品的“赎罪的羔羊”。分析到这里，我心里涌了出来的悲愤强过了憎恶，全身火烧一样地实感到了我们的革命是不得不牺牲了多少宝贵的东西才通过了曲折的道路争取到了这个伟大的胜利的。〔10〕
周扬当年的“苦恼”是否真实，只要重读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对“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评就可以明瞭。胡风当年的“悲愤”是否真实，从相关者的著述和回忆中却找不到任何可资证实的记录，而他对“经常感到身上负着泰山一样重的责任的昼夜辛劳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心态，实在不像人们心目中的“铁骨铮铮”的汉子所能为。
胡风为了摧毁（争夺）周扬等“毛主席文艺思想的惟一的正确的解释者和执行者的统治威信”，为了向中央证实自己所具有的更高的“党性要求”，走得实在太远了一点。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信”都是解读“报告”的钥匙。譬如，文艺战线应如何增强“敌性”观念，文艺战线应如何“担负起专门任务”，文艺工作应如何体现党的“道德力量”，以及如何认识周总理对他的“领导关系和思想影响”，如何看待周扬等拜倒在“堕落的”、“积极反动的‘老作家’”脚下的“以敌代友”的思想动机，如何辨识和剔除文艺界中混杂着的“品质不好的党员”和“叛党分子”，等等。
先仔细地看“信”，再认真地读“报告”，所得必会更多。
注释：
〔1〕《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以《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以单册形式刊发了“报告”的二、四部分。《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以《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为题，刊发了“报告”的第一、二、四部分。
〔2〕胡风：《给党中央的信》，收《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不另加注者皆出自此“信”。
〔3〕〔4〕〔6〕〔8〕〔9〕〔10〕《胡风文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4、654～661、727、349、395、395页。
〔5〕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3年初《文艺报》发表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等两篇文章。
〔7〕胡风1952年5月11日给路翎的信中写道：“还有一传说：主席看过《路》，说，提法好，结论也对，分析有错误云。根据这，我去了信，并把《通报》内容摘要寄去。要求见面，要求在领导下工作，并给主席信，要求直接得到指示。”收《胡风全集》第９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页。参照胡风日记，“去了信”指的是致周总理的信，“给主席信”是致毛主席的信。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根据此信内容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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