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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作者:狄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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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像崇祯这样的独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第二,自我感觉良好的本质至死都不会变。他压根就没想到,当时北中国的半壁江山已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还怎么“赏罚”?怎么“劝惩”?京师官员都想着今后的身家性命,谁还顾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话,一个自己也面临“下岗”的皇帝还怎么“除”别人的“名”?看来崇祯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十年四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这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6〕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崇祯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账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7〕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六十三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婪、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而且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对立的战争边缘。
四
根据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致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是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六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8〕。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惟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四十二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四十二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四十二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四十二天和没有四十二天是不一样的:有四十二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四十二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注释:
〔1〕〔2〕〔3〕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艺文三》。转引自晁中辰著:《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40~141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4〕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5〕《崇祯实录》卷一七。
〔6〕《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7〕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8〕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