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蔡元培的“决斗”
作者：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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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五四”过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后的校长罗忠诒则根本未敢到差，便就被学生驱逐了。清华学子梁实秋后来评述：“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9〕“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时砸车烧楼，甚至迁怒于章宗祥之子捣毁其床铺，翻摔其衣箱，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憎恨富人，都远远驶离了理性之轨，暴露出难以掩饰过火失控的狂躁情绪。
事实上，学生中也绝非纯净一片，也有三六九等之别。多年后，蒋梦麟从亲身经历出发，对学生运动有一段总结：“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10〕如从“五四”学潮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后来并未从政，以知名学者与教育家身份行世。而那些想利用学潮捞起什么的鬼头鬼脑者，不但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终身一事无成，而且还害得他人心情浮躁，只能去从政。
从宏观上，蒋梦麟于1923年底在《北大之精神》中称：虽然北大屡经风潮能够巍在独存，乃是因为两大原因——大度包容、思想自由，但是“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而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故此后本校当于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11〕。这当然也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种引申。经过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应该有能力认清了：思想自由并不等于行动自由，大度包容也是有范围的，学术上的“和而不同”毕竟不能代替必须作出选择的法律政策，个性发达也不能突破一定的边界。
综上所述，可见从心底深处，蔡元培既同情“五四”事件中学生的爱国热情，但也敏感地意识到其中所裹挟的负面效应。对待这一重大事件，他的内心相当复杂苦涩，很难简单地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下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智者之虑已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王元化在深思后总结：“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具体表现为思想极端与失去宽容。价值观念的单一化与极端化，最终形成社会行为的绝对化与排斥性，以致越走越偏。
注释：
〔1〕杨晦：《五四那天》。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小品》（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7页。
〔2〕〔3〕〔4〕蔡元培：《孑民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4、173页。
〔5〕〔6〕〔10〕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26、132、133页。
〔7〕参见（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美）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8〕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参见肖卫主编《北大岁月》（《北大精品书系》），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9〕梁实秋：《清华八年》，引自杨杨、陈引驰、傅杰选编《二十世纪名人自述·文人自述》，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26页。
〔11〕转引自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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