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平生自问尚无羞”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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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在国民政府中是少有的清廉正直之士，但这并不表示他是一个不知变通和从权的迂人，应该说其自有特具的处世和应变的手法。在一个像国民政府这样暮气沉沉的衙门中浸淫已久的人，当然知道要想做成某项哪怕正当的事业，就难免要有一些妥协的。根据时人的记述，有两件事颇值留意，一件是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记，当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蒋介石要蒋廷黻尽快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见，“首先我向他口头报告我的拟议。他很高兴，要我正式提出建议。当我草拟建议时，南京有很多议论”，各个部门各色人等利益所在，对蒋廷黻的方案提出了各种要求。因为反对者太多，蒋为免夜长梦多，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的建议稿满怀热望地交给了蒋介石，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最高领袖把他调离了岗位。在这次机构改革的小小冲突中，翁文灏并未给蒋廷黻足够的支持，蒋说：“最后，连翁文灏都劝我不可操之过急”〔6〕。揆诸情理，以蒋廷黻、翁文灏二人相似的知识结构，翁当然理解蒋的改革方案必会有利于衰朽的官僚机构提高效率，更何况蒋的“入幕”还缘于翁的荐举呢？可是翁文灏此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现实的后果，一个看似很好的方案如果注定执行不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后来接替蒋廷黻改革中央政府工作的正是翁文灏，看来在蒋介石眼里，翁文灏是个较能为各类官僚接受的人。在国民政府这样前现代色彩浓厚的政府里，过于锋锐未必有益。翁文灏在官场中的圆通在玉门油矿的开发上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当时负责勘探的孙越崎等人经和时任经济部长的翁文灏研究上报了开发计划，约需开采资金五百万美元，这份计划在行政院的会议中遭到了反对，出席会议的翁文灏见会场上反对的意见一面倒，多说无益，因而一言不发，但在会后，他却对失望至极的孙越崎讲了一番很有意思的话，“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我同你去见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向他说明这份计划是你做的，你多向他说几句好话，大约就可以成功了”。孙越崎依计行事果然得到了孔的批准。出了孔府以后，孙还在为低头去求当时口碑甚差的孔祥熙而耿耿于怀，翁却说：“我们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大事成功了，还有什么难受？”〔7〕可以说没有翁文灏的圆通就不会有后来玉门油矿的成功。翁文灏的从政之路极为顺畅，最高当权者对他的“宠眷”始终不衰，其故安在？除了他的才干，和向来超然于复杂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以外，他处世圆通、较有人缘也应该是一重要因素。从翁文灏的从政生涯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人情和世务都极为练达的能吏，另一方面也可窥见所谓“潜规则”在一个前现代政府里的无处不在。这对像翁文灏这样具备现代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的人，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说翁文灏是能吏，是指他擅长处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行政事务。他是以从事科学研究的那种精细来做行政工作的，可是行政毕竟与政治不是全同，一个精细入微者可以是一个好的行政人才，却未必能成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且不说翁文灏在政治生涯中的选择问题，仅从翁文灏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体察上，他就明显缺乏睿见。对蒋介石，翁文灏一直执著于知遇之恩和救命之恩，“入幕”之后蒋对他也优渥有加（他六十岁生日那天，本人未声张，照常上班，而晚上蒋氏夫妇突然亲临翁府祝寿），他大概以为蒋是真正信任他的，似乎从未回头细想一下，在他的从政生涯中，究竟参与过多少党国机要？那个前现代政府里的各种最重要、最核心的决定，从来都是三五要人筹划于密室最后由最高当权者拍板定案的，即使翁文灏做到最高行政首脑的位置，又怎样呢？他要做的只是将别人已决定好的东西用一种冠冕堂皇的形式包装一下而已。究其实质，位居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高位的翁文灏和负责他办公室洒扫之责的人并无区别，都不过是这个政府需要的从事具体事务的公职人员。所以，那个同属“学者从政派”的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失望之余说了句透彻的话：“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8〕
以翁文灏的性格，他即使对自己作为“政治装饰品”的角色有所体察，可能也不会在意的。许纪霖对此分析得甚好，“行政官吏所具备的只是工具理性，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行政效率的高下，只为管理是否合理化负责”〔9〕。所以，像何廉犹能早早觉醒，而翁文灏尽管多次想从政治中抽身，却欲罢不能，反倒越陷越深，在众人皆知国民党政府势将倾覆之际，居然还会成全了别人的“拉郎配”，坐到了行政院长的火炉上。
四
翁文灏是事务之才，不论是在当年还是现在，似乎都无异辞。但一到决策——仅仅是在经济事务的决策上，他的思路和选择便让人们的感受复杂起来了。1935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1938年又改隶经济部，由经济部长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这时的翁文灏已成为战时“总绾后方经济”的重要角色。而翁文灏的经济理论是什么呢？资源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吴兆洪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得很清楚：“翁文灏笃信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理论，他多次告诫资源委员会工作人员不许自己搞民营企业，也不得参加民营企业股份。……翁文灏和钱昌照的国营企业理论，有三个‘基本原则’：1．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工业化为中心。2．工业化必须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3．重工业建设必须以国营事业为中心。”〔10〕……翁文灏等人这种过度依赖政府之力发展经济的思路后来受到了胡适的批评，1954年，接触了哈耶克思想的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的一次茶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借“一位朋友”的话说：“（翁文灏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11〕胡适曾经推许翁文灏为“一国之瑰宝”，而此处的批评却似犁庭扫穴，颇为严厉，几近于思想清算。许多年后，当代学者谢泳又写了篇《胡适为什么要批评资源委员会》申胡适之说。面对这段公案，第一个问题是：翁氏后来的选择是否决定于他的经济思想？窃以为二者之间只有或然性关系的，因为有不少持计划经济思想的人并没有走翁氏后来的路这样的反例。第二个问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国弱民困外有强敌入侵的中国而言，整个工业和经济的建设究竟应否首先服从和服务于抗敌保国战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亲眼目睹苏、德集权式经济模式巨大成就之后，翁文灏的选择就有了不得不然的合理性。如果资源委员会不按翁文灏的路子走会不会成效更大呢？这种假设并无实际意义，对前人也是不公平的，而有一点现在倒是清楚的，那就是在翁文灏等人的苦心经营下，资源委员会至少维持了经济的命脉，中国的工业没有因战争轰然倒下，做到这一点极不容易，哪怕是尽举国之力代价甚大。更何况立足中国的国情，翁文灏坚决反对公职人员参与私人资本运营也充满了道德的光辉。
五
1948年底，国共之争胜负已成定局。这年的12月，中共方面宣布了一个四十余人的战犯名单，这时的翁文灏虽不过是挂名的政务委员，但因其曾位居国民政府院长之高位，也赫然在焉。1949年，翁文灏先赴香港，后转法国，1951年2月28日，经多方周密筹划，翁文灏乘飞机离开法国，途经香港、澳门、广州，于3月7日抵达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