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杂读八记（下）
作者：朱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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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于清末衰微而在日本获得巨大进展，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虽有复兴，但整体水准仍逊一筹。近些年又有韩国迅猛崛起，使得“东瀛邻邦”也将星黯淡。不过以我纯粹外行的眼光看，源出中国的围棋之所以演化为三足鼎立的局面且差别明显，一个重大而根本的原因即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差异。对此，十六年前为授予“活棋圣”吴清源先生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头衔而作的“赞词”里有一段论述相当精辟：
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从弈品可以了解个人品德，从棋风更可以透视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国，下棋是才思气度的流露，也是逍遥闲适的象征：王桀复局、谢安坏履，传为千古美谈；樵子烂柯、王积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对局却有如比武，是技术、力量和意志的搏斗。棋士殚精竭虑，终身在严密的比试和名位制度下对抗，甚至以身殉艺，屡屡造成如赤星因彻吐血终局，水谷缝治气愤身亡等悲壮事迹……
吴清源先生则认为：
自古以来，“文武双全”一词本身就充满着神奇的腕力，因而使世人无须解释，便深知文武兼备的必要性……尽管围棋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属于武道，但从其可不计较胜负、仅作为娱乐、或为后人留下出色的棋谱作品这一点来看，围棋与文化领域真是太接近了……正因为如此，围棋更接近于艺术。
话说回来，作为华夏民族后裔的吴先生虽以“和谐的完美”为弈艺最高境界，但置身二十世纪前半叶以“擂争十番棋”判分棋力、决定名位的日本棋界，他仍只能别无选择地投入“悬崖上的白刃格斗”。二战初，吴清源在连绵三年的“镰仓十局”里挫败日本最杰出的棋手木谷实，之后十五年间连下了九趟“十番棋”，孤身迎战日本棋界所有顶尖高手（藤泽朋斋、桥本字太郎、坂田荣男、高川秀格等）并将其——迫降至“先相先”、“定先”地位。如此空前绝后的纪录造就了围棋史上的“吴清源时代”，吴也成为超迈群彦的“当代第一人”。
从一定意义上讲，围棋的真精神或至高境界或可目为“艺”与“道”（哲理），它是文武兼修，是攻守、动静、虚实、阴阳的平衡，更是自由不羁、无所滞碍的心灵。而日、韩围棋似更着力于武道——专业棋士长年精思慎算，拼斗搏杀，在相差毫发间判定胜负且以之安身立命（古代的名位、现代的巨额奖金），其精神压力的沉重与内心动荡的剧烈并不亚于刀光剑影喋血啖肉的战场。当然，空洞的“艺”“道”等而下之有可能沦为百无一用的谈玄弄鬼、绣花枕头（就像佛教禅宗后期、中国武术的末流），但一味迷信、执著强力，视胜负为惟一和至高目标的棋道亦难免陷入嗜杀凶悍、妄自尊大的穷兵黩武，毋庸置疑的是，缺少自由、仁爱、哲思滋润的棋艺终难迈进超越“胜负”与“技术”的精深博大之境。
八、《在期待之中》
（[法]西蒙娜·薇依著，三联书店1996年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中国文人公开皈依、趋慕各自心仪的宗教的行为曾牵引了公众好奇的目光。从接下来的发展演变看，内中确有真信仰者，也有等而下之的作秀或曰轻率者——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容易之事，轻言信仰者必将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代价。
事情还有另一面：何谓真正的信仰？皈依名门正派？修行成就高低？言行的强烈、恒定、痴迷程度？在此暂不拟讨论，而是想作一必要区分，即承认信仰者类别的不同：有健康、正常、职业化的，也有异样、偏执、旁逸斜出的。
《在期待之中》的著者西蒙娜·薇依，即可归入后一类信仰者。
作为信仰者，薇依最与众不同的姿态是拒绝受洗和加入教会。她这样做自然是基于内在（立场、认知）的原因：如有意区分基督精神与基督宗教，并将唯基督论延伸至泛基督论并作奇特结合，即既认信惟有基督的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同时又强调在基督诞生以前的各民族历史文化（包括宗教文化）中也有基督精神的预表或显现。事实是，当信仰及与之相关的事情被纳入到类似组织、社团甚至国家的体制中去后，它的变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此薇依有着极清楚的认识：“教会必定也是社会事物，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尽管它是社会事物，却属于世俗权贵所有。正因为教会是保存和传播真理的机构，对于像我这样极易受社会影响的人来说，才有极大的危险。”
对上述“离经叛道”的言行，现在的人们已能承认是对基督信仰实践的有益尝试，它使“教会之外能否获救”及“世俗中有无神圣”等问题有了新的例证和讨论方式。
我们试着来理解书中《关于正确运用学校学习……》的短文。文章开篇便提出对“专注”的理解：“在学校的学习中，基督教观念的关键是全神贯注地做祷告。这就是说，灵魂所能集中的一切注意力都向着上帝。注意力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祷告的质量。”因为“惟有注意力的最高层次才能同上帝沟通”。“专注”是人的心神为祷告所必做的预备，是祷告的起码基础，但它不只是一些集中心力的、精神与肉体的“动作”。比方“专注”需要努力，“但却是一种消极的努力”，自我在其中是“被动的”，却又不是“不活动的”，薇依将之描述为“思想暂停、隔离、倒空，以及准备好要为那专注的目标所渗透……”
以我粗浅的了解，在所有宗教里面，“专注”与“等候”都是修持者必行的日常仪式与功课——无论基督教的祷告、唱诗、诵经，佛教的功课仪礼，修习禅定时的念佛、持咒、观想、观照乃至闭关，还是伊斯兰教里的坐静、“近主修炼”等，虽说形式手段不同，境界层次各异，但方向、目的却是相近的。事实上，一门宗教如果没有对内（心我、肉体）外（宇宙）世界的探究了悟，没有对生命、宇宙来龙去脉（成住坏空）真相的认识，而仅止于宣示种种戒律、限定及作玄虚的空谈和思辨，那么，它除了予信徒以些许浅薄的心理安慰与虚妄的精神幻象外，对生命并无真正助益。佛教的“修定”系以戒律为基础（消除恶业），在对不同定境的修证追求中发动智慧，最终彻悟和证道（了生脱死）。如何循序渐进达致这些境界，中途可能遭遇的各种疑难，佛经（尤其是密宗经典）里都列有细微具体的解答叙说，而非含糊支吾了事。由此看，薇依“专注”论一方面确是真实的身心体验，但也不难判别这体验还是非常粗浅、简单、个人化的——基督教的经文、功课、仪礼并未给出更多更细微更带普遍性的修行经验。
而当今的现状是，缘于时空背景转换，所有传统宗教都面临严峻的现代挑战。对此，二十世纪西方神学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对上帝乃至基督教作“现代化”改造，这种改造不可避免的负面影响是：宗教向某种意义上的“无神论”或“后有神论”靠拢。希图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寻求中间或超越之径，固然是身处困境的基督教为回应现代挑战所作的一种无奈之举，但其在化解危机举措下埋藏的后患仍是致命的：那就是，无神的宗教还是不是宗教？或者说，有无神的宗教吗？如果有，试问它同一般信仰的区别在哪里？它又凭藉何种特别的魅力去吸引广大信徒？上述矛盾的症结在于：在这个被理性、科学宰治的祛魅的世界里，人的灵魂、精神是否还有安妥的位置？现代人类文明（科技手段及世界观）是否真正廓清了（或有可能廓清）笼罩在神秘、神圣、神（以及相对应的生命、生死）之上的迷云？世界、宇宙是否只是一件冰冷的纯物质器皿？面对某些自以为是者的乐观、轻率之论，我只能表示深深的疑虑。
尽管身后受到盛赞，然而无疑的，在现代，在西方，薇依仍只是一个异数。看看“美国最智慧的女人”苏珊·桑塔格有保留的肯定：“有些人的一生是堪作榜样的，有些人不；在堪作榜样的人之中，总有一些会邀请我们去模仿他们，另一些则使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来看待他们，并且包含某种厌恶、怜悯和尊敬。”“任何热爱生命的人，都不希望模仿她那种殉教精神。”的确，精明、实际的现代人怎么可能去“殉”什么呢﹖真是天方夜谭不过说薇依“殉教”恐怕也不确——她压根儿就不愿成为一个教徒，殉什么“教”？！实际上，“苦行”也罢，“怜悯”也罢，不过是聪明人隔岸观火的幻觉而已！在为数稀少的真正修行者、思想者眼里，谁苦谁乐，谁怜悯谁，那实在是如鸭饮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至于视薇依为“疏离时代的局外人”——跟她自身真正的所是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且不说对社会、政治身体力行的参与实践，即以其对生命、宗教、信仰的殚精竭虑的探询、体验、追思、质疑（出身富裕之家，受过良好教育，智力出类拔萃，却为信仰抛弃一切，甘愿过一种利他、受苦、自食其力的生活），在二十世纪世界性的人性堕落、物质主义独大、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也不无急迫而现实的意义。
西蒙娜·薇依：1909年2月3日生于巴黎，中学期间师从于勒·赛纳与阿兰，并被认为有哲学天才。巴黎高师毕业后，她独自义务对铁路局、矿区、农场的劳工进行教育，并将大部薪资捐助给最贫困的人。1933年告假去罗昂的雷诺厂体验生活——尽管体弱并患有头痛病，却不允许自己的物质条件跟普通劳工有任何不同。
1937年皈依基督教；1941年结识贝兰神父及基督教作家G.梯蓬，二人在思想上予其以深邃影响。次年法国沦陷，薇依偕家人流亡美国，同年11月应法国临时政府之邀前往伦敦工作。此间，她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一直拒绝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最终病逝于阿斯福特疗养院，年仅三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