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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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迄今所见蔡氏离开北大以后对自己的大学校长经历进行回顾的最早文字，亦是他几乎未作任何润饰的内心独白，为了说明自己何以不愿再回北大的理由，他甚至对在最高学府的一番“作为”也直言无隐地道出了内心真实的感受。惜之，这番向自己最器重的两位北大弟子所作的“真情道白”，却经常地为人们所忽略，可能这与后人赋予历史的“诠释体系”不相匹配有关亦未可知。
五
尽管蔡元培力求守护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但也不免陷入身不由己的困境，以致不得不做些变通甚至妥协。到1925年初，他终于应允暑假临时回国返京一次，以处理蒋梦麟“深感束手”的种种难题，不过他提出附加条件：暑期后再“续假一年”。行期初定于5月间，后延至9月，又改为11月，最后动身返国已是12月中旬。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窥知，北大方面望眼欲穿，锲而不舍；而蔡元培则一再延宕，进退两难。在回国路线的选择上，李大钊曾经建议蔡走陆路，顺便在苏联停留参观数日，并请苏方事先安排。蔡未予采纳，仍走海路，于翌年２月初返抵上海。约一个月以后，上海《民国日报》披露了一则蔡给北京友人的电文：“去国数年，一旦返籍度岁，甚觉愉快。目前时局愈形紧张，拟暂不北上。”〔7〕此时，南方国民党已准备兴兵北伐，南北关系自然“愈形紧张”。不久，吴佩孚在汉口接受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采访时声称：中国有过激主义，始于孙文，北方则有蔡元培等人，年少之士被其所毒，必须加以遏制！此番言论经北京各报章载述，似乎更增加了蔡氏返京的难度。
不过，北大师生并不认为蔡校长即时返校有何危险，其“促归”声浪反而更高：几年来频频发送电函的人士和团体自不必说，连自称教课之外从不过问校事的周作人也致信蔡元培，对其滞留沪、杭深表困惑，直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值得注意的是，来信还提到：“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这里就触及到北大内部深层次的问题以致人事纠葛了。联想到前述为了适应非常之需，而提议删去校章中总务长只能连任一次的条文之举，宽容民主如蔡先生尚且如此自由灵活地视现实需要而改动自己主持制定的章程条文，他人又如何能够确保学校法规执行中的庄严与严肃呢？看来，中国大学的法治之路还相当漫长，且需与整体社会文明共谋改进。北大“非蔡元培不可”的现象说明，所谓“教授治校”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远未成熟。蔡元培以胃病发作暂难北上等语简略回复了周作人。以后来的情形观察，周对蔡大失所望，以致两年后在北平大学区风潮中暗持“反蔡”的立场。
感到失望的不仅周作人，胡适应当亦有同样感受。蔡元培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南来的胡适会面。胡适北返后，不断致函蔡元培，促其返校，又托丁文江就近催促此事，甚至以若迟迟不来将“丧失资格”相警示。这期间，北大方面曾以评议会名义函告蔡校长：“本校经费，积欠已达十五阅月之久，最近三数月，校费之枯竭，尤为历来所无”，俄国退还庚款，为数甚巨，可用来接济国立各校，“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进行此款，益以蒋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显然，北大方面此时迎请蔡元培回校，已经有具体目的：由他出面促成以俄款救济嗷嗷待哺的北大及国立各校。酝酿此事者，应当主要是蒋梦麟，胡适肯定亦参与其间。1926年6月下旬，胡适再次致函蔡元培，“报告各难得教员纷纷他就之警讯”，其中钢和泰先生亦可能将一去不还，因此请蔡先生以“从井救人”的气度迅即北上。然而，蔡元培对于所谓“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事由并不甚清晰，对蒋梦麟等人饥不择食过于热衷俄款的取得也持某种保留态度，更为关键的是，北京政府欲以他人取代北大校长位置，将蔡排入“先辞职”或“待免职”之列。故而，蔡元培采取主动，于该月末正式提出辞职。他给胡适的复信中申诉自己的主张，一再请“求恕弟之罪”，称：“弟对于先生不敢不求谅解，而其他则毁誉听之，不愿与辩也。”〔8〕从中可知，蔡氏再次辞职，原因复杂迷离，却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也是实情。
蔡元培的辞职，又一次使北大动荡起来，教职员代表钟观光、谭熙鸿专程南下坚请蔡取消辞意，北京教育部面对各方压力也只得表示“慰留”。最后竟形成这样的默契：蔡不再坚持辞职，而北大也不再催促蔡返校，北京教育部则不轻易触动北大校长这个“敏感地带”。如此这般，蔡元培“暂居校长之名”的状况又延续了一年……事实上，蔡元培此时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奔走于江浙地区策应国民党北伐，重新回归其政治生涯。因而，有一种颇为苛刻的说法，认为蔡有“弃职北大之嫌”。然而，不论怎样，蔡元培虽然离开了北大，而他的治校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北大，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年章太炎曾评论说，蔡元培自民国以来，“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9〕。近人吴方的议论则表现出更多的“理解之同情”：蔡先生乃理想主义者，他的抱负，大到济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学术志向，似乎挫折多于实现。他的屡屡去国归国，表明他与现实的痛苦关系，他的不断辞职而又辞不掉，像是进进退退的角色，则显现出某种双重命运，既是参与型的“行动人物”，又是超越型的“观念人物”，这种两难冲突，造成他难以摆脱的心理焦虑和岁月蹉跎〔10〕。他们的评论，或许有助于人们深度认知蔡元培的“本真”。
注释：
〔1〕〔6〕〔8〕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708、758～760页。
〔2〕〔4〕〔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1、643～645、723页。
〔3〕〔5〕《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3页。
〔10〕吴方：《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