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最是东坡惊人心
作者：张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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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二人小饮山寺，闻报有虎，借酒劲“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外，马惊不敢前”。苏轼转回，子厚取铜锣在石头上碰响，“虎即惊窜”（《耆旧续闻》）。
这样的故事，安在李白身上也很说得过去。苏轼能看出子厚内心那股破落户的不要命的狠劲，眼光是很深的。然而这种狠劲，我们很难说好说坏，用到战场上，可以造就一个英雄；一辈子不得其用，布衣终身，可以成为狂狷之士；倘若有些才华，也许就是一个小李白，或后世的龚自珍。可惜他的宝最终押在了政治斗争中，而且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上，内心的狂傲逐渐转化为暴戾和凶狠，原先的一点情调荡然无存。睥睨一切，在年轻时，在地位低下时，是自尊的外延，这种人等闲不会做出胁肩谄笑的姿态，而时移世变，当年的小吏摇身一变为握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也就顺理成章了。
且看他同党的蔡约之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说法：章“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以下，多不平之”。
《老学庵笔记》也有一则：林自为太学博士，上章相子厚启云：“伏惟门下相公，有猷有为，无相无作。”子厚在漏舍，因与执政语及，大骂曰：“遮汉乱道如此！”蔡元度曰：“无相无作，虽出佛书，然荆公《字说》尝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复大骂曰：“荆公亦不曾奉敕乱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对于变法派，王安石的地位相当于教父，这帮人都是王当年一手提拔的。王已不在，章惇用这种口气说话，不仅是狂傲，整个儿是一小人嘴脸。
子厚对自己的书法相当自负，自谓“墨禅”（《梦溪笔谈·补谈》）。有记载说他日临兰亭一本，东坡不以为然，说“临摹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
苏、章交恶的具体事由，一直找不到资料，或说子厚出生时，父母不想要他，把他放在水盆里溺死，被人救止，苏轼赠诗，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尤爱水云乡”之句，子厚认为这是嘲讽自己，很不高兴。
说苏、章交恶，其实只是章打击迫害苏，苏轼则一直当子厚为朋友。
朋友变成的敌人，因为相知甚深，关注得格外细腻，整治起来自然整治得格外有“雅趣”。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苏子瞻谪儋州，以瞻与儋字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都是子厚的主意，拿他们恶作剧。东坡在惠州，做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京师，子厚又不高兴了，嫌老朋友在逆境中仍能快活，就再贬他到昌化。
政坛的事永远说不准。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惇因反对传位徽宗，徽宗上台，立即把他罢相。政敌翻出更多旧账，结果被贬雷州。与此同时，苏轼遇赦放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到达京口，子厚的儿子章援也在那里，他没有见到苏轼，诚惶诚恐地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苏轼将被起用。章援出于对父亲多年作为的了解，担心苏轼重新上台，会进行报复。章援的信哀凄动人，不亚于李密的陈情表。子厚的儿子，果然父风宛然。但这小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章猫逗老鼠似的拿东坡的生死逗着玩的时候，没见他为老师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章援以父亲的为人忖度他人，他把东坡看得太小了。《云麓漫抄》记下章援信的全文，为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书中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先生得书大喜，顾谓其子叔党曰：‘斯文，司马子长之流也。’”立命从者准备纸墨，作书答之：
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可知。建中靖国之意，又恃以安。海康风土不甚恶，寒热皆适中，舶到时四方物多有，若昆仲先于闽客川广舟中准备家常要用药百千去，自治之余，亦可及邻里乡党。又丞相知养内外丹久矣，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
林语堂在其所作的苏轼传中，赞叹此信是伟大的人道主义文献，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宽容大度和仁爱精神，在古往今来的人物中，实属鲜见。
苏轼和章惇的故事，是两个朋友的故事，也是两个知识分子的故事。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多伟大，另一方面，也可以认识一个人可以多卑鄙。事实上，子厚虽然入了奸臣传，若论其人，并不算坏到哪里去，至少比吕惠卿、蔡京之流多点人味。我读章氏故事，念念不忘他怒斥王珪：之唾，亦可食乎！何等义正词严！倘若故事止于此，嘿嘿，历史上不又多了一个义薄云天的男子汉吗？
苏诗点滴
陈师道《后山诗话》论北宋三家诗：“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十分简洁中肯。东坡的新，新在何处？清人赵翼解释说：“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
用典深，用僻典，虽说确是东坡的拿手好戏，但以此为苏诗的长处，却也未必。当时人解苏诗，已经不容易，何况普通读者。苏诗的好，在于能在习见题材中，说出前人未曾说过的意思，或者前人已说过，却没有说得像他那样深。前者如“雪泥鸿爪”和比西湖为西子的著名比喻，后者如咏海棠的“惆怅东栏一株雪”和“只恐夜深花睡去”。未经人说还有第三层意思，就是翻古人的案，如陈迩冬在《苏轼诗选·后记》中所举的《续丽人行》的例子。这种出新意，读东坡的《赤壁怀古》和《中秋》两首词感受更深切，尤其是《中秋》词，通过月之阴晴圆缺，写出人生的悲欢离合，可以说，月在中国文学中的象征意义，中秋月在中国人心里的情感积淀，都被这首词说到通透，丝毫不留余地，使后人无从落笔。
评家多说东坡善用比喻，比喻的新，正是要表达全新而更深的意思。苏诗之所以为人喜欢，还在于他表达的意思，多是与人生遭际相关的，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
新虽然定义为前人所未道，并非所有未经人道的都好。未经人道不是偏执，不是怪异，更非从无道理处搜爬得来的胡言乱语。意思高远深刻，靠的是作者的才力、学识和胸襟。黄庭坚说的“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正是此意。东坡读书多，北宋诗人除了王安石，大概无人可比；天赋之高，则王安石也要瞠乎其后，袁宏道甚至说他学问才力皆远远高出李、杜之上——论天才，东坡恐怕须让李白半头，而东坡之后，才力足以与李、苏鼎足而三的，惟有龚定庵一人而已——这就是敖器之所谓的“如屈注天潢，倒流沧海，变幻百怪，终归雄浑”。有此先决条件，苏诗才能像叶燮所称赞的，“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出”。
苏诗的好处明显，苏诗的不足亦然。苏轼性情豪放，诗意开阔，与之俱来的毛病，便是一览无余，缺少后味。当然，这只是就一部分作品而论的。有人说苏诗不甚讲究遣词造句，律诗对联不工，尤其是和陆游相比。这话说得不错，想在苏诗中找《红楼梦》中所引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之类的工对，几乎不可能。苏轼的对句，经常对得巧而险，从修辞上来讲，对得很粗，从命意上来看，则精彩之极。这个问题，陈衍在《海藏楼诗》叙中说：
东坡律句极少，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独眠床上梦魂稳，回首人间忧患长。”“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熟黄蜂亦懒飞。”此例极多，何等神妙流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山谷谓当是“初日头”，曰“岂有用白对天？”东坡曰：“黄九要改作日头，不奈何他。”往时叶损轩作律句，对语喜工整，余常以此例语之。
陈衍的见解是深有体会之谈，不同于理论家的隔靴搔痒。“高调属对，每以动宕出之”，尤其说得精辟，虽不能概括苏诗的全部，但至少揭出了苏诗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