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舌头的诡计与权力
作者：季广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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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最初关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关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人文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在不同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比如，何以在十七世纪疯癫忽然成了一大社会难题？何以“疯人院”（madhouse）取代了“疯人船”（madship）？在福柯看来，这两者大相径庭：疯人船的容量是有限的，疯人院的容量是无限的。在十九世纪，疯癫开始被视为社会性疾病，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失败，精神病患者就是社会渣滓或社会败类。那时候，asylum（收容所、精神病院）不是医疗机构而是司法机构，还是道德完善的手段。在那里，精神病患者就是罪犯，他们被“指控”、“判决”和“执行”。福柯说了，可以把精神病院的诞生视为主体性之生成的隐喻，它充分证明了“话语政权”的存在。
“话语政权”的存在表明，话语绝不仅仅只是语言，它与权力亲如一家。甚至可以说，话语本身也是一种权力，所谓话语权是也。不是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完全平等地获取话语资源，某些人或某些团体比另外一些人或另外一些团体享有更多的话语资源，因此也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宰治性团体和“沉默”的团体，比如政治中的强者和弱者，都市中的城里人（非农业户口）和乡下人（农业户口），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
根据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话语的功能有三：第一，话语是情景性权力的载体，它能在人与人之间分配权力，因而具有塑造社会关系的功能；第二，话语是结构性权力的载体，这时话语蜕化成了习惯、惯例和制度；第三，话语为权力的根基进行辩护，这时话语涉及意义的建构和真理的生产。
情景性权力（episodic power）可以在许多指令中发现，在那里，语言被用来激发特定的行动。在这方面，能否成功取决于说话者对不同语言特性的掌控，如使用乡音（“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如使用“慈母式语言”（“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对我呼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别再四处漂泊……”），如使用“被动权力策略”（“但将冷眼看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如使用委婉语（“老张说没就没了”），以寻求认同感或归属感。情景性权力发挥作用的另一种情形是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何者是可欲的，何者是可能的，何者是正确的，何者是合理的，统统强加于人。
不过，作为情景性权力的载体，话语最重要的作用是与话语的其他功能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使用话语时，要对自己与统治权力的关系做出判断，继而或者认可，或者反抗。也就是说，使用话语涉及对社会关系或直接或间接的陈述。明显的陈述包括我们称呼某人时选择的头衔（同样姓张，在办公室里办公的老头我们称“张老”，在锅炉房里烧锅炉的老头我们称“老张”），包括使用的指令形式（“请赏光”），包括有条件的顺从（“如果答应我，我愿意做出牺牲——把这杯酒干了”）。不明显的陈述处于语法特征的内部，如名词化（nominalization）和被动句化（passivization）。在科技英语中，大量的动词被名词化了，因为科技英语要求行文简洁、表述客观；同样，这样的行文也给人以真实可靠之感，有一种影响我们做出正确判断的力量。根据统计，在科技英语中，至少三分之一的语句采用被动语态。它会说“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机器运转时的温度要注意），而不说“You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 temperature of the machine”（你要注意机器运转时的温度）。这样做的目的，同样是予人客观准确之感。即便它真的是真实可靠、客观准确的，也难以保证别人不会套用这样的修辞手段以售其奸，所以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情景性权力的实施为结构性权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权力斗争正是发生在话语的这个层面上的。在这里，情景性权力被转换成了结构性权力。当话语蜕化成习惯、惯例或制度时，它已经变成了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话语维系权力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社会都有特定的惯例，通过言语行为的调节，它把自己与其他团体区分开来。例如，供助于语境化的提示（包括语调、音高、停顿等）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某些领导讲话时故意在适当的时候抬高语调并稍作停顿，明白人都知道，他在等待掌声响起）。与此相似的效果是通过词汇化（lexicalisation）实现的，比如在中国，很多成语都是历史叙事的词汇化，它以简洁的语句概括、浓缩了巨大的历史叙事：百发百中、半途而废、杯弓蛇影、鞭长莫及、宾至如归、病入膏肓、不恥下问……莫不如此，都有历史的重负，也有权力的阴影。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的话语中，选择何种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词汇反映、表达了该团体的利益。称没有权力的众生为“百姓”还是“公民”，称拥有权力的人物为“官员”还是“公仆”，称警察为“警官”还是“民警”，干系重大。比喻之类的修辞手段同样能收此功效：官与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有人比作鱼与水的关系，百姓是水，官员是鱼，以水养鱼，如鱼得水，但水是死物，鱼是活鱼，水无法变鱼，鱼无法化水，天壤之别，不言自明。西方人把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视为契约关系，各自享受相应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倘若违约，必遭惩罚，轻者下台了事，重者要蹲大狱。词汇化还表现在“阿谀之辞”上，虽然人人都知道甜言蜜语之害，都知道“山珍海味少不了盐，花言巧语顶不了钱”的道理，还是禁不住“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语”，若干年前，“万寿无疆”之类的肉麻话就体制化了。
话语用来稳固社会结构的另一种方式是物化（reification）。“物化”一词由马克思原创，字面意义是使一个概念成为事物，而且这个事物仿佛自然事实而不是人造物。它意味着把处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某种情状伪饰为永久的自然事实。汤普森认为物化的策略有二：第一，自然化。一种情状本来是历史、社会和经济因素的产物，却被描述成彻底的自然状态。比如，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本来是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却被某些人描述成性别差异这一生理学特征的产物。第二，永久化。某些习俗、传统和制度似乎是亘古不变、万古长青的。物化与宰治性话语秩序的创造、维护密切相关。如果在一个社会秩序中，一个话语类型变得如此重要，同时它又遮蔽了与之竞争的话语类型，那它就不再被视为任意性、惯例性的，而会被视为自然的和合法的。科学话语就是如此，在西方世界，它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受到任何挑战。
可见，在分配权力和维护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方面，话语发挥着塑造意义和生产真理的功能。话语控制着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体验和感知。话语可以用来证明统治关系的合法性，因为它把这种关系视为理所当然的。话语由此启动了意义的生产机器，并对现状进行辩护、掩饰。统治阶级通过其实践的总体性（totality of practices）——包括词语实践——把自己有关世界秩序的定义强加于人，并以此使自己手上的权力合法化。
说到底，权力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我们知道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我们未必有能力解决此中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研究者的悲哀之所在。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们只能解释世界，却无力改变世界。我们即使理解了海市蜃楼的运机机制，也只能呆呆着看着它，像个白痴。想那龟兔赛跑时，乌龟无论对跑步的原理和赛跑的规则是怎样的了然于心，恐怕也只能感到彻骨的绝望，埋怨天理不公，感叹“既生龟，何生兔”？好在兔子也有打盹的时候……
注释：
〔1〕J. B. Thompson, Idelolgy and Modern Culture:Critical Social Theory in the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51.
〔2〕Roland Barthes, Mythologies, London: Paladin, 1972, p.24.
〔3〕Ruth Frankenberg,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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