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答客问：“草根红学”解密

作者：邓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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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是他们觉得你近年所写的文章不够分量，或者说在文风学风上有什么问题呢？
　　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初我那篇长达四万七千字的导论《走出象牙之塔》刚一脱稿，我就事先寄给了《红楼梦学刊》编辑部。该刊执行主编张庆善先生，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他审看了文章以后，立即通知我准备分两期连载。至于后来事情发生改变，我想他一定有难处，有其他压力，这我一点都不怪他，而且一直把他当时的鼓励，作为鞭策我自己继续保持良好学风的一种动力。
　　再举一个小例子。2001年春天，我出于对当时出版的各种《红楼梦》版本长期对一些明显的校勘失误不作更改的不满，便在《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和《鲁迅研究》杂志上相继发表文章，以无可辩驳的版本学考证事实，进一步阐明我十多年来关于贾宝玉的别号应为“绛洞花王”而不是“绛洞花主”的观点，希望能在今后重印的《红楼梦》中予以纠正。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刘世德、胡文彬、白盾、梁归智、杜春耕等都明确表态支持我的观点。而蔡义江先生随即在《人民政协报》发表长文和我商榷，这本来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能一改他三年前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简单化地给我扣帽子的态度（当时他在会上粗暴地打断我的发言，说什么“鲁迅的文章里都写的是‘绛洞花主’，难道我们比鲁迅还高明？”），现在他愿意公开写出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了，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变得极不正常。当我很快写出一篇就蔡先生的异议作出答辩的文章之后（也就是现在收入书中的《“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兼答蔡义江》），报纸编辑已经决定了将此文和周汝昌、白盾、梁归智等几位先生的来稿组成一个专版推出，可是后来不知何故，这个计划好的版面却突然被取消。我只好把这篇文章再寄到南方的《明清小说研究》杂志才得以发表。这难道不是有人在利用职权进行压制排斥又是什么呢？而且，从这场学术讨论的影响和最后的发展趋势来看，也并非如蔡先生现在向记者所说的那样，是在封杀所谓“荒谬不经”的“学术垃圾”，倒恰恰相反，是在滥用职权，禁止别人去清除他自己的垃圾。
　　你对“草根红学”的前景又是如何估计的呢？
　　“草根红学”的前景，应该是非常令人鼓舞的。本来，我是在红学处于最低谷的1999年底，才到北京重温“红学”旧梦的。一年之后，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竟出乎意料地连续热销，自此之后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新世纪的“红学热”。后来，周汝昌、冯其庸、刘心武、王蒙、孙玉明等许多学者的红学新著也很热销，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看，“草根派”都大大地占了上风。这绝非我个人的夸大其词，只消从“主流派”的专家在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的采访时所发出的抱怨声中，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明。他们公然对记者宣称：“现在书市上涌现出来的大量红学著作，相当部分是商品经济大潮下的‘学术垃圾’……那些沉下去老老实实做学问、不拉大旗的研究者出书难。”对此，他们除了继续挥舞那根仅存的权力大棒，说一句“像这类奇谈怪论，《红楼梦学刊》一般不予刊登”的威胁之辞，看来真是有点无计可施了。
　　我想，不论有的人还会使出什么样非学术的手段予以阻挠，“草根红学”都必将会随着今后国运的进一步昌盛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变得更加兴旺发达，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正能够不分轩轾地包容“主流”与“草根”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也必将出现。到了那时，正统人士在学术上挥舞权力大棒实行学术垄断的时代，也必将彻底终结！
　　
　　（邓遂夫：《草根红学杂俎》，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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