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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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2003年度的杂文选，选了我两篇小文，意外的是，编者在序言中把我的名字提了提，将我归入“或许他们本身不大愿与杂文家为伍”的行列中。我不认识那位编者，不清楚他根据哪些蛛丝马迹得出这个结论，竟然将我埋藏心底却一直不敢公开声张的话，代我说出了。——是的，我的确不愿“与杂文家为伍”；说准确点，我不愿与“杂文”这种文体多有牵连，而非对杂文家有何反感。
杂文声誉之尊，与鲁迅先生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我们不仅自豪地将鲁迅先生视为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创者，通常还认为鲁迅先生杂文上的成就无人可比。为免节外生枝，本文中我暂且对此不持异议，但我仍想指出一点：那由非凡的鲁迅先生制定的文体标准，门槛甚高，本身也有不宜贸然仿效的特点。鲁迅式的杂文，要在才识并举，文质兼美，由博返约，举重若轻，很多貌似简古的重大结论、重要观点下方，都有一座海底冰山支撑着，那隐匿其中的思想葫芦，绝非寻常文士依样即可画得。杂文固由鲁迅所创，却也是一种惟有鲁迅这种级别的人来写写方能游刃有余的高危文种，能力不足的普通文人，不宜生出见贤思齐之念；若不识轻重，置其中明显的文体风险于不顾而贸然跟风，则不仅会在人间真理的攻坚战上铩羽而归，还可能因无知而好为高言的缘故，无端地搅扰了世风、混淆了是非。世上的榜样，原本未必都是可以仿效的，有些榜样——如蜘蛛人爬高楼——观赏价值远远大于模仿价值；个别榜样——如成功的炒股大王、期货大亨——甚至需要警告仿效者注意规避行业风险。对人们寄予了莫大希望的杂文界，恐也当作如是观。
假如不将杂文的地位捧得那么高，我们的文人墨客写杂文时眼前也不再显影出鲁迅那只智慧的烟斗，那我不妨说，写一种嬉笑怒骂、游戏风尘的文体，原是天下文人最拿手也最喜欢做的事；“游戏可成好词”，钱钟书尝言之再三，我也曾不惮其烦地引用再四。说到生动俏皮、含讥带讽的小品文，也是西方报刊上的常规文景，写者多而读者众，历来供求两旺，不虞匮乏。关于杂文，西语中固然没有现成词语可供中西译者进行“无缝对接”，但这不等于西人没有自己的渊源，在我们想到鲁迅时，他们也有较之鲁迅绝无愧色的芸芸前贤可供师法，择其大者如笛福、伏尔泰等人，都是所谓讽刺文学（satire）的大家，西人也习惯称他们为讽刺作家（satirise）。当我们想到杂文时脑海里出现的只是“讽刺随笔”，则杂文不过一种世人喜闻乐见的普通文体，不值深究；当我们想到杂文时只是想到了鲁迅，在强调继承鲁迅的精神血脉时却并未同时强调鲁迅博学深思的人文特征，并未将思辨的尊严置诸首位，则杂文之变得令人不安，几乎无可避免。
一位训练有素的西方读者，只会将出现在报刊上的讽刺随笔，视为一碟开心小菜。他们在报刊上读一位专栏作者的文章，通常绝不会轻率地联想到伏尔泰，正如他们想知道科学界的最新成果，绝不会在非专业类报刊上寻求信息。读者的心态反过来也能制约作者的心态，读者的训练有素也会逼迫作者走向成熟，使得每一位顾惜令名的报刊专栏作者能知所进退。身为讽刺作家却凡一命笔则慨然生出“澄清天下之志”、肃然端出“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态，在老练的读者眼里，有可能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杂文最致命的缺陷，其实集中于一处：这是一种手段与目标相乖离的文体。杂文家惯常采用的笔墨招法，与他奢望达到的宏伟目标，具有内在的矛盾。
常见的杂文，篇幅极少超过两千字，所谓“短小精悍”是其特征。篇幅上的限制，是国内杂文的一大刚性特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特征，杂文所有那些令我犯疑的特色，皆缘此而来。
按说有一分钱办一分事，自属生活常理。比如，以区区之微薄经济实力，若有志经商，恐怕只能从小本经营入手，在街角开一家小型杂货店，属于识时务的选择。不管我如何渴望着来日在商场上鹏程万里一把，暂时也只能忍下心性，慢慢积攒资金再说。拿这个如此浅显的生活常识来看杂文，我就有了傻眼之感。杂文是一种素怀大志、不甘雌伏的文体，即使可供支配的篇幅如此有限，它也坚定不移地实施一种大闹天宫的文体策略。杂文看起来命定要与深刻共舞，深刻既是杂文的使命，也是杂文的终极目标。我们习惯于认为，一位无法被人恭维成见解独到、思想深刻的作者，是不配享有杂文家声名的；同样，一篇无法制造一个焦点、引爆一个话题的杂文，也难称成功。
于是，为了深刻的最大化，我们有些杂文家不得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地加以追求，杂文也不幸地沦为一种唆使作者各施绝技、以求一逞的冒险文体。有限的字数与非凡的结论，构成一道铁螯，生生扼住杂文家的咽喉。如何让写作成为一张伟大的彩票，用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回报，成了杂文家心照不宣的写作之道。——我们知道，能够尺幅而具万里之势，方寸而现大千之观，非文人中的超人莫办。没有迹象显示我们的杂文家群体乃是这样一个“超人”群落，故被如此委以大任的杂文，事实上只能听任一批普通文字客上下其手。举例来说，这好像让一个炊事班去从事特种部队的工作。
文章之道大矣哉，然文固无定法，无法使写作的内在质量获得提升的种种招数，总不应受到鼓励。反观杂文，鉴于篇幅的有限已经预先排除了从容为文的可能性，所有那些为了使结论变得信服而必须仰仗的慢工细活，如大量的举例、严谨的分析、缜密的推敲、反复的掂量，都不得不因篇幅原因而遭到全方位割爱，致使写作之途变得岌岌可危。如果说那些被割爱的章法属于写作的常规战争领域，杂文家的活计则是运用超技术手段，实施思想的超限战。
啥叫思想的超限战呢？我试着来归纳一二。
在追逐深刻的文字沙场上，我们有些杂文家格外擅长“以点带面”地看问题，诸如“窥一斑而见全豹”、“从一滴水里看大海”、“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之类格言，想必是他们珍同拱璧的思维方式；如果注意与时俱进的话，他们还会在新潮的“蝴蝶效应”概念中受到鼓舞，以便确信自己信笔拈来的若干管见，经过读者的口耳相传，会掀起一股思想风暴。思维方式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易造成写作方法的雷同。对他们来说，将原属个案的现象事不宜迟地升格为一种普遍规律，将原该就事论事的事例不由分说地放之四海一下，已经成为屡试不爽的行文捷径。一个未必起眼的素材被如此这般地“见微知著”一下，就像一根享受着夕阳斜辉的草秆，常常就会辉煌出巨大的投影。所以，读到几则俄罗斯作家的伟大事迹就将全体中国作家肆意嘲骂一通，见到一次路人冷漠围观的街头新闻就将全体中国人的德性尽情训斥一番，听说某地出现了一位偏科人才就把话题放大成对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质问和清算，等等，便一直成为这些作家炫耀大眼光、展示大思维、弘扬大道德的经典做法。杂文家在蓄意把文章做大做强方面，较之国内市政官员大搞“形象工程”的劲头，是毫不逊色的。
举个最近见到的例子。一位声名正在鹊起的旅美杂文家，从某位国内老友那里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两百块钱……’”——这个故事当然非常感人，它让我意识到，在民间，在从事着卑微工作的矿工身上，也有着高贵的心灵和崇高的责任。但你猜那位作者是怎么想的？他立马就拉开后羿射日的架势，质问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瞧瞧，仅仅属于某位个体的“道德情操”，什么过渡都不需要，任何推理都嫌多余，作者只是轻敲了一下电脑回车键，就让它升华成了“中国的人文精神”。这还不算，为了完成对“深刻”的狩猎，作者接着又开始了一次跨海远征，把笔墨扯到了东邻日本，读者的思绪还停留在矿井里之时，一大段文化比较的内容已猝然掩至；读者的神尚未缓过来，作者又已在结尾甩出了这样一截“豹尾”：“然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下：究竟谁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谁是我们文化的道德领袖？”——这正是令人憎恶的文章招法：作者的道德、正义和激情，无不熠熠烁烁，仿佛文字被镀了一层佛光。可怜的读者被弄得头晕目炫之后，也可能因心潮的莫名激荡而忽略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忽略的事实：作者的推理哪去了？作者据此说话的“谱”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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